“红色理财专家”郑义斋
冯富贵
郑义斋是红四方面军和红西路军的供给部长，是一位出色的后勤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红军的好后勤”。他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和苏区的经济建设，倾注了毕生精力，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3月，在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的悲壮征程中，不幸英勇牺牲，时年36岁。
（一）
郑义斋原名邓少文，1901年7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县一个贫农家庭。8岁时到一家私塾读书，前后上了四年小学。12岁到资本家经营的商号里当学徒，不仅每天要给老板家倒尿盆、叠被、洗衣、扫地，而且还要东奔西跑买东西，稍不称心，即遭打骂。他忍受不了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便逃出来，到一家印刷厂当了工人。苦难的童年，贫困的生活，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3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二七”大罢工。为响应这次大罢工，郑义斋积极投入印刷工人举行的两次罢工斗争，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二七”大罢工遭到军阀的血腥镇压后，他被资本家开除。他在这次革命风暴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决心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二七”大罢工后，他托人介绍，到京汉铁路当客车检票员。从此，他接触到了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了共产主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革命转入低潮，但他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利用在火车上当检票员之便，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并协助革命者运送枪支弹药。由于他革命坚决、办事认真，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郑义斋入党不久，就被调到上海中央机关做地下交通工作。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各地，传送党的指示、文件、经费，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0年春，党组织让他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为党筹集经费。他的公开身份是“经理”，他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为郑义斋了。他在钱庄工作整整两年，多次往来于上海、武汉、天津、北京、大连、青岛等地，闯关越险，为党筹集经费，为红军购买和转运军火物资。
一次，党组织派他给关押在上海法租界看守所的同志送些款子，他装作一个小商贩，到法租界后故意违犯卫生规则，于是被警察抓起来送进看守所拘留了一夜，他便利用这个机会，把款子交给了被关押的同志。另一次，党组织派他到青岛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不料当地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无法取得联系，他的经济来源也断绝了，处境很困难。然而他没有气馁，继续坚持工作。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把身边带的一些衣物变卖掉，艰苦工作数月之久，终于完成了任务。
（二）
1931年，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的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叛变，供出了党的重要机密，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机关遭到大破坏，给工作造成极大困难。根据党的指示，郑义斋迅速处理完善后工作，于1932年春，由上海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动身时，他把党的重要文件秘写在内衣上，带到了苏区。
郑义斋到鄂豫皖苏区后，任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并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当时，红四方面军正在为粉碎敌军的第四次“围剿”而英勇作战，前方需要补充各种物资。他积极组织力量，多方筹集粮食、衣服、资金、军火及医药用品，不断运送到前方，供给红军，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他在开展银行业务、建立财经制度、发展对外贸易、促进苏区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地区向川陕边转移，郑义斋随着红军的行动，沿途做后勤工作。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占领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2月间，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相继成立，郑义斋担任省财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川陕省工农银行成立，他又兼任行长。四方面军经理处改为经理部（后又改为供给部）后，他担任部长，并兼兵工厂、造币厂厂长。
红军入川之初，吃粮是一个十分紧迫而突出的问题。通、南、巴地区位于大巴山南麓，农作物产量很低。红军到来之前，四川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粮田面积不断减少，加之军阀连年混战，横征暴敛，劳动人民终年只能靠吃糠咽菜度日，根本无法储备粮食。这就给红军筹集粮食带来严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整天盘算，日夜操劳。后来，他带领干部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找到了一些解决筹粮问题的办法。一是打土豪，破仓取粮。红军每解放一个地方，就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除一部分分给当地贫苦群众外，其余留作军用，并动员群众运到前方。二是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发动军民大力开荒种田，毁烟种粮，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三是在苏区号召群众捐助粮食，或派人到白区购粮。
1933年8月，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以后，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公粮条例》，号召苏区人民在自动原则上，在数量规定范围内，捐助粮食作为苏维埃公粮。他还派人同苏区周围的白区地下党组织联系，并动员来往于赤白区域做生意的商人，设法从白区购进粮食和其他急需物资。四是实行计划供粮，坚持勤俭节约。部队用粮，按实际需要和筹粮情况，定量配给。大米主要保障前方作战部队，后方多吃杂粮。
食盐供应一度是川陕苏区的一个大难题。通南巴不产食盐，外地运来的盐，不仅数量少，而且价钱昂贵。以往当地群众很少吃到盐，红军入川后，白军进行封锁，食盐运不进来，红军和群众吃盐更加困难。为解决食盐供应问题，他带领供给部的同志下去调查、访问，发现哪里有可能出盐，就组织群众打井取卤制盐，仅在通江县东南部，就凿了几十口盐井，终于有三口能出卤制盐，部分解决了食盐供应问题。为了扩大食盐来源，他又找通江县开明商人陈万福做工作，动员他设法从白区购买食盐运进苏区。陈万福联络了几个做过贩盐生意的小商，设法由白区运来了一批食盐，使吃盐的紧张局面有了缓解。
1933年8月，四方面军取得了仪（陇）南（部）战役的胜利，解放了素称“川北盐乡”的南部县产盐区，占领了大批盐井。消息传来，郑义斋欣喜异常，立即带人赶赴南部，组织盐业工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那时，由于战争和豪绅地主的破坏，许多盐井荒废了，一些受敌人欺骗宣传的盐井工人也躲藏起来，盐业生产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他每到一地，就把盐业工人召集起来，动员他们继续工作，为红军和穷人多熬盐。在他组织动员下，70多口盐井很快恢复了生产。后来，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又发动各地盐业工人努力生产，食盐产量大增，基本上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吃盐问题。
解决红军穿衣问题，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四方面军由陕南进军川北时，正值隆冬，经过长途转战，战士们身上穿的夹衣已破烂不堪，急需赶制军衣。郑义斋便率领经理处的同志帮助各师办起了战地被服厂，拆洗缝补破旧军衣。通南巴解放后，被服厂利用缴获来的一些布匹、棉花，为战士们制作新棉衣，分批发给部队，同时把旧军衣收集起来加工。1933年10月宣（汉）达（县）战役后，红军缴获了军阀刘存厚在达县经营多年的被服厂、兵工厂、造币厂的全套机器设备，还有棉衣2万余套，棉布20万匹，全部运到通江苦草坝、德汉城，充实了红军的工厂，在郑义斋的领导下，加紧生产，保证了红四方面军的军需供应。
红军的武器弹药主要是在战争中从敌人手中缴获，而对各种武器的修理，便成为红四方面军经理部的主要任务之一。郑义斋采取了依靠大家动手，分级负责的办法，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注意征召和雇用会修造枪炮的工人，以充实各军、师的军械修理厂。这样，枪炮毛病小的，由军、师负责修理，需要大修的，送方面军经理部兵工厂修理。红四方面军原来只有一个20多人的修械厂，既没有机器设备，也缺乏相应的技术力量。入川后，他四处奔跑，动员工匠近百人，很快在通江县苦草坝办起了一个小型兵工厂，组织大家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修理枪械，后来又逐渐摸索出自造手榴弹的办法。
红军解放达县后，缴获了刘存厚的兵工厂。郑义斋听到消息，非常高兴，立即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等人星夜赶往达县前线，组织人力把缴获的工厂设备、器材、原料等全部搬到通江。他还和当地党组织一起，向工厂、技术人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为消灭反动派制造枪炮子弹。这批人员愉快地进入了根据地，壮大了军事工业的工人队伍和技术力量。于是，红四方面军的兵工厂发展到1400余人，拥有各种机床138台，能生产枪支、弹药，供应部队需要。
为了改进手榴弹的生产，郑义斋和工人一起搞研究，做试验。那阵子他简直入了迷，回到机关后仍苦思冥想，桌上摆的，纸上画的，都是手榴弹。经过多次试验，终于造出了马尾手榴弹，杀伤力还很大。郑义斋还同兵工厂的负责人丁武选等，带领职工们研制出一种射程很远的平射炮，山地平地都能打，在战斗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由于他的积极工作和兵工厂全体职工的努力生产，在当时原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维修、制造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和手榴弹，保证了全军的需要，为粉碎敌人的军事围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
川陕苏区时期，张国焘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政策，在部队“肃反”中，制造种种借口，以所谓“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反革命”等罪名，诬陷、打击、迫害与他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给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严重危害。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不少指战员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过抵制和斗争，郑义斋就是其中的一员。
郑义斋具有坚强的党性和政治上的锐敏性，遇事善于分析、思考，在重大问题上，头脑清醒，是非分明，立场坚定，敢于坚持党的正确原则，决不看风使舵，随波逐流。他对张国焘的错误早有觉察，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了巧妙的抵制和斗争。张国焘借口“肃反”，杀害了许多好同志，对此郑义斋十分不满，他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采取有效的方式，保护了身处逆境的同志。
在“肃反”中，张国焘把那些有文化、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或出身不好的同志，作为怀疑和打击的重点，这些同志随时都有被抓起来关押、杀头的危险，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郑义斋对张国焘错误的“肃反”政策根本不去执行，有时张国焘下“指示”，点名要处理某个同志，他就找出名正言顺的理由，用巧妙的办法应付过去。例如，他提出后勤部门的业务技术性强，没有文化的人干不了；搞军工生产，同白区进行贸易，要有一定的经验和工作能力，外行不能顶替等。对于那些所谓“有问题”的同志，他建议不要把他们抓走，可以边留用边“改造”。他用这种办法，保存了一些好同志和有用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