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黏土加水混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陶器的发明，也大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陶器究竟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材料予以详尽地说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注引中指出：“古奎是9世纪最早提出陶器发明的第一个人，即人们将黏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黏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思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各自独立创造出来。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在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农业和牧畜业的出现，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活。特别是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比较可靠而稳定的可供食用的谷物。谷物都是颗粒状的淀汾物质，不像野兽的肉体便于在火上烧烤食用。同时，剩余的食物需要储藏起来。正因为如此，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需要，人们对于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器。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生产斗争中辛勤劳动的结果。从民族学和考古学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物证。
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确知，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8～9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的主要生活用具。这时的陶器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还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羼入砂子，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于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
裴李岗文化，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村首先发现，经碳14测定距今约8千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此同时在河北武安县磁山也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出土陶器带有一定原始性，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陶器。
仰韶文化，彩陶为其主要特征，根据碳14测定，年代距今约7000～5000年。陶器皿种类主要有盆、罐、钵和小口尖底瓶等，质地有泥质陶和夹砂陶。
屈家岭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分布在江汉流域的一种文化，据碳14测定年代距今4000多年。早期以黑陶为主，晚期以灰陶为主。
龙山文化，据碳14测定，年代距今约4300～3800年，黑陶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尤以“蛋壳黑陶”最为精美。同时，龙山文化晚期还出现用高岭土烧制的白陶。为后来原始瓷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陶器为主。商代陶器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同时，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
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陶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和建筑明器等。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最惹人注目的是各个形体高大，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形象生动而传神。整个军阵严整统一，气势磅礴，充分展现秦始皇当年“奋击百万”、“战车千乘”统一中国的雄伟壮观情景。由于陶俑体型高大，制作时，首先考虑如何能使它稳固地站立起来，于是陶工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将腿部做成实心圆柱体，承受腿部以上躯体的重量，使之不易压塌；二是在俑的足下黏接一块足踏板，这样除了可以增加下部的重量，降低重心外，还可以使俑和地面的接触面增大，从而使陶捅的稳定性大大增加。秦兵马俑的烧成，是陶瓷工艺史上的空前壮举，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而且为我们研究秦代烧陶技术和雕塑艺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汉陶俑的制作也极为艺术化，出土的说书人俑神形皆备，令人叹服。汉代的砖瓦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其画面精细，内容丰富，极富时代气息，多侧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西汉陶器最常见的是泥质磨光灰陶，同时又出现了一种在釉料中加入助熔剂的铅色釉陶。铅釉陶的制作成功，是汉代制陶工艺的又一成就。釉料中加入铅，不仅可以降低釉的熔点，还可以使釉面增加亮度，平整光滑，使铁、铜着色剂呈现美丽的绿、黄、褐等色；但以绿釉为多，绿如翡翠，光彩照人。墓葬中出土的铅釉陶器表面，往往泛出一层银白色的光泽，称为银釉。其形成银釉的原因是由于釉面长期受潮，釉层表面析出多层次的沉积物，在光线折射下，就产生了银白色的光泽，并非在釉料中加入银的缘故。
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同时在陶明器上用白粉、墨书文字者也大量出现。到东汉晚期至三国，瓷器的烧造技术逐渐成熟，陶器才为瓷器所取代，而退居次要地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器，由于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逐渐不为人们所重视，所以制陶业呈现衰落局面。陶器制品一般都很粗糙，不仅种类不多，且灰陶的火度低，质量低劣。而陶塑艺术的水平也不高，制作程式化，表面呆板，比例失调，非常粗拙。能代表这时期陶塑艺术水平的是北朝陶塑人物和动物。其造型尤为生动。陶塑人物中，文吏俑一般头戴冠，身着袍，腰束带。或双手下垂，或拱袖而立，温良恭谨，具备北朝艺术的特征。武士俑以骑甲马武士俑和按盾武士俑令人注目，人马全身披甲，威武强悍，勇猛异常，体现了北朝军队的战斗力。陶塑动物中突出的有马和骆驼，马四蹄矫健，鞍鞯华丽，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陶塑骆驼，从北朝始方有，制作也有相当的水平。元邵墓中出土的一件骆驼，昂首屹立，双峰间设鞍，上被长毯，毯上横置货袋，仿佛正在跋涉远行，是北朝陶塑艺术中颇具特色、令人爱不释手的作品。
在南北朝的陶塑艺术基础上，唐代三彩陶俑的出现，更是将陶塑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无论是造型、施彩或是制作都达到了相当高度，为后世所不及。三彩女俑、镇墓兽、文武俑官、罐壶盘碟等，都成为文物交易中的宠儿，身价倍增。三彩陶俑，一直到宋、元、辽还在流行，但无论风格和气派，整体水平都赶不上唐代盛世。就在三彩陶的发展后劲不足的时候，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又异军突起，成为陶器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品种。紫砂陶产生于宋，盛行于明中叶以后，一直为人们所喜爱，至今仍长盛不衰。特别是紫砂陶优良的质地，美观古朴典雅的色泽，更是令古代文人雅士们倾倒，于是紫砂陶茶具上诗、书、画、篆刻一应俱全，成为我国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古朴高雅的紫砂陶历来为藏家所珍爱，成了文物中一个独特的品种。
下面介绍一些古代陶器的相关知识：黏土：陶器的主要制造用料。由地壳表层的岩石风化分解而成的含硅和铅的氧化物。
羼和料：先民们为了改善黏土原料的工艺性能，在黏土中加入的沙子、稻壳、贝壳屑等填加物。
陶衣：用碾磨得极细的某种颜色的黏土悬浮液，涂于陶器胚胎表面的一层底色，以便在其上绘画纹饰和图案。
磨光：在陶胚还没有完全干时，用坚硬光滑的工具对陶胚表面进行同一方向的打磨，以增加陶器的密度和亮度。
拍印纹：在陶胚制成后，用木制或陶制的花纹拍打陶器表面形成的饰纹。
剔刻纹：用锥、指甲、篦子等工具在陶器上剔刻出各种可组成层次或环带的花纹。
堆纹：将泥条或泥饼用泥浆粘贴于陶胚外壁组成平行或各种角度交叉的花纹。
陶耳：指方便拿放、多对称地出现在陶器两侧的耳朵形把手。
陶豆：一种古代陶制食器，形似高足盘子，或有盖，用于盛食物。
陶鼎：古代炊具，圆形，三足两耳，也见长方四足的。
陶簋：古代食器，圆口圆足，无耳或两耳，偶有四耳。
裁盖器：带盖的敛口彩陶罐，这种罐在制胚时器盖和罐体是连成一体的，经旋切而分成盖和罐体两部分，因此盖和罐口严密合缝。
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和时代变迁，给后来艺术形式的产生、发展以尽量的借鉴、参考与影响。陶瓷艺术中的原始彩陶虽只是我国古代艺术形式中的一个简单门类，但在研究中国美术，尤其是在陶瓷的渊源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不但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童年时期贡献给人类文明的艺术形成，而且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在原始思维趋动下的审美观念及原始思维的形象性、象征性、情感性的时代特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彩陶呢？它是距今5000年以前，新石器晚期的一种陶器——在质地细腻的器物上绘有红、黑、白色图案。原始社会的匠师们在日常生活、劳动中，观察到了许多优美秀丽的景色，如各种植物的叶片、花瓣、形象各异飞禽、走兽、游鱼，还有变幻不定的流云及荡漾的水波都成为他们所描绘的对象，这些对象被施以简单的色彩和简单地勾勒，而使其成为当时具有时代特性的艺术品。在这些彩陶艺术中成就最突出的反映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上，以及在甘肃渭河流域仰韶文化的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上。此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及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中彩陶也都各有成绩。这些彩陶在当今人看来造型优美、色彩浓艳富丽、形象美观大方，然而在原始社会中，美术的实用功能在整体上是先于其审美功能的产生的，因为原始形态的物象发生并不意味着它审美会同步发生。
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中，彩陶和一般陶器一样，都是作饮食、盛水、炊煮等的生活用具，因此原始人类虽然创造了具有美感的艺术形态，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有意识地开始便这样做。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形态及人们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然而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人类在为自己生存需要而制作具有实用功能的生产工具生活器皿时，也就孕育了艺术的产生。这些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在造型和纹饰上都具有一定的图案，而且有像水纹、漩涡、三角形等抽象的几何形。尽管对这些纹饰变化和它反映的社会内容与观念，有不同的见解和解释，但毕竟是以艺术形成来表现的。说明原始思维趋使下的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上的慰藉——艺术形态上的一种表达。这正如德国艺术史家W.沃林格所说：“原始艺术本能是把纯粹的抽象作为在迷惘和不确定的世界万物中获得慰藉的惟一可能去追求的。”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彩陶艺术的装饰纹样、图案是否有某种象征性或隐喻性呢？是的，在原始美术的一些作品中，常常灌注了巫术宗教观念。使这些作品对当时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其外在的形式，而是其内在的象征含义。这种象征含义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往往成为他们恐惧、敬畏、祈祷，禁忌的对象。如彩陶修饰中的鱼纹图案，作为一定氏族的图腾符号，不但有鱼本身的含义，而且又象征其部落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及共有祖先的标志。因此对于这个部落来说，鱼便是神圣的、是祈祷、禁忌的对象。诸如此类的种种例证都可以证明当时的装饰纹样都是和巫术思想与宗教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些修饰的出现当然是一种象征性艺术而出现的。如黑格尔所说，原始美术是“前艺术”即“艺术前的艺术”是“象征型”艺术。这多可以道出原始艺术形式的重要时代性特征。
远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先民，就已制造出了精美的彩陶，其无论在造型、纹饰或色彩上都表现出了当时人们的艺术才能，这些原始、健康和杰出的装饰艺术形象，所反映的艺术上的基本规律是珍贵的，不但在美术史上放光彩，而且对当前工艺装饰等艺术门类的创作，都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在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刮起了一股返回原始美术中去寻找创作灵感的思潮，同时，在中国与本地文化结合中，民间美术也走进了艺术家们的视野。这些情形可以说明原始美术的神秘魅力和艺术价值已逐渐被现代人所提示，而去补给其艺术的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