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手》创作于1936年，描写了旧中国的一个农村染匠的女儿王亚明的在城市里的读书经历。她因为染衣服而变成黑色的手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歧视和批评。她努力勤奋却跟不上学习，始终与城市学校格格不入。她的朴实和愚钝，在我们心里激起了许多同情。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萧红对求学时光的记忆、对这样受到冷落和排斥的孩子的关注。
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她初来的几天，我们叫她“怪物”。下课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总是绕着她。关于她的手，但也没有一个人去问过。
教师在点名，使我们越忍越忍不住了，非笑不可了。
“李洁！”
“到。”
“张楚芳！”
“到。”
“徐桂真！”
“到。”
迅速而有规律性的站起来一个，又坐下去一个。但每次一喊到王亚明的地方，就要费一些时间了。
“王亚明，王亚明……叫到你啦！”别的同学有时要催促她，于是她才站起来，把两只青手垂得很直，肩头落下去，面向着棚顶说：
“到，到，到。”
不管同学们怎样笑她，她一点也不感到慌乱，仍旧弄得椅子响，庄严的，似乎费掉了几分钟才坐下去。
有一天上英文课的时候，英文教师笑得把眼镜脱下来在擦眼睛：
“你下次不要再答‘黑耳’了，就答‘到’吧！”
全班的同学都在笑，把地板擦得很响。
第二天的英文课，又喊到王亚明时，我们又听到“黑耳——黑——耳。”
“你从前学过英文没有？”英文教师把眼镜移动了一下。
“不就是那英国话吗？学是学过的，是个麻子脸先生教的……铅笔叫‘喷丝儿’，钢笔叫‘盆’。可是没学过‘黑耳’。”
“Here就是‘这里’的意思，你读：Here！Here！”
“喜儿，喜儿。”她又读起“喜儿”来了。这样的怪读法，全课堂都笑得颤栗起来。可是王亚明，她自己却安然地坐下去，青色的手开始翻转着书页。并且低声读了起来：
“华提……贼死……阿儿……”
数学课上，她读起算题来也和读文章一样：
“2X＋Y＝……X<sup>2</sup>＝……”
午餐的桌上，那青色的手已经抓到了馒头，她还想着“地理”课本：“墨西哥产白银……云南……唔，云南的大理石。”
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树枝挂着白绒似的穗头，在宿舍的那边，长筒过道的尽头，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
“谁呢？这地方多么凉！”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发出一种空洞洞的嗡声，因是星期天的早晨，全个学校出现在特有的安宁里。一部分的同学化着装；一部分的同学还睡在眠床上。
还没走到她的旁边，我看到那摊在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
“这是谁呢？礼拜日还这样用功！”正要唤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了。
“王亚明，哎……醒醒吧……”我还没有直接招呼过她的名字，感到生涩和直硬。
“喝喝……睡着啦！”她每逢说话，总是开始钝重的笑笑。
“华提……贼死，右……爱……”她还没找到书上的字就读起来。
“华提……贼死，这英国话真难……不像咱们中国字：什么字旁，什么字头……这个：委曲拐弯的，好像长虫爬在脑子里，越爬越糊涂，越爬越记不住。英文先生也说不难，不难，我看你们也不难。我的脑筋笨，乡下人的脑筋没有你们那样灵活。我的父亲还不如我，他说他年青的时候，就记他这个‘王’字，记了半顿饭的工夫还没记住。右……爱……右……阿儿……”说完一句话，在末尾不相干的又读起单字来。
风车哗啦哗啦地响在壁上，通气窗时时有小的雪片飞进来，在窗台上结着些水珠。
她的眼睛完全爬满着红丝条；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样在争取她那不能满足的愿望。
在角落里，在只有一点灯光的地方，我都看到过她，好像老鼠在啮嚼什么东西似的读起单字来。
她的父亲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说她胖了：
“妈的，吃胖了，这里吃的比咱家吃的好，是不是？好好干吧！干下三年来，不成圣人吧，也总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在课堂上，一个星期之内，人们都是学着王亚明的父亲。第二次，她的父亲又来看她，她向父亲要一双手套。
“就把我这副给你吧！书，好好念书，要副手套还没有吗？等一等，不用忙……要戴就先戴这副，开春！我又不常出什么门，明子，上冬咱再买，是不是？明子！”在接见室的门口嚷嚷着，四周已经是围满着同学，于是他又喊着明子明子的又说了一些事情：
“三妹到二姨家去串门啦，去了两三天啦！小肥猪每天又多加两把豆子，胖得那样，你没看见，耳朵都挣挣起来了……姐姐又来家腌了两罐子咸葱……”
正讲得他流汗的时候，女校长穿着人群站到前面去：
“请到接见室里面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耽搁工夫，我也是不行的，我还就要去赶火车……赶回去，家里一群孩子，放不下心……”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向校长直点着头，头上冒着气，他就推开门出去了。好像校长把他赶走似的。可是他又转回身来，把手套脱下来。
“爹，你戴着吧，我戴手套本来是没用的。”
她的父亲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亚明的手更大更黑。
在阅报室里，王亚明问我：
“你说，是吗？到接见室去坐下谈话就要钱的吗？”
“哪里要钱！要的什么钱！”
“你小点声说，叫她们听见，她们又谈笑话了。”她用手掌指点着我读着的报纸，“我父亲说的，他说接见室里摆着茶壶和茶碗，若进去，怕是校役就给倒茶了，倒茶就要钱了。我说不要，他可是不信，他说连小店房进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赏点钱，何况学堂呢？你想学堂是多么大的地方！”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
“你的手，就洗不净了吗？多加点肥皂！好好洗洗，用热水烫一烫。早操的时候，在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色手，看那样子，她好像是害怕，好像微微有点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让她去接触黑色的已经死掉的鸟类似的。“是褪得很多了，手心可以看到皮肤了。比你刚来的时候强得多，那时候，那简直是铁手……你的功课赶得上了吗？多用点功，以后，早操你就不用上，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他们常常停在墙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颜色再上早操吧！”校长告诉她，停止了她的早操。
“我已经向父亲要到了手套，戴起手套来不就看不见了吗？”打开书箱，取出她父亲的手套来。
校长笑得发着咳嗽，那贫血的面孔立刻旋动着红的颜色：“不必了！既然是不整齐，戴手套也是不整齐。”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铃子摇得似乎更响些。窗前的杨树抽着芽，操场好像冒着烟似的，被太阳蒸发着。上早操的时候，那指挥官的口笛鸣振得也远了，和窗外树丛中的人家起着回应。
我们在跑，在跳，和群鸟似的在噪杂。带着糖质的空气迷漫着我们，从树梢上面吹下来的风，混和着嫩芽的香味。被冬天枷锁了的灵魂，和被束掩的棉花一样舒展开来。
正当早操刚收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楼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那声音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似的：
“好和暖的太阳！你们热了吧？你们……”在抽芽的杨树后面，那窗口站着王亚明。
等杨树已经长了绿叶，满院结成了荫影的时候，王亚明却渐渐变成了干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于她的肩头，一点也不再显出蛮野和强壮。当她偶然出现在树荫下，那开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从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
“我的功课，校长还说跟不上；倒也是跟不上，到年底若再跟不上，喝喝！真会留级的吗？”她讲话虽然仍和从前一样“喝喝”的，但她的手却开始畏缩起来，左手背在背后，右手在衣襟下面突出个小丘。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哭过，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那是那些参观的人走了以后的事情了，她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手捧着眼泪。
“还哭！还哭什么？来了参观的人，还不躲开。你自己看看，谁像你这样特别！两只蓝手还不说，你看看，你这件上衣，快变成灰的了！别人都是蓝上衣，哪有你这样特别，太旧的衣裳颜色是不整齐的……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破坏了制服的规律性……”她一面嘴唇与嘴唇切合着，一面用她惨白的手指去撕王亚明的领口：“我是叫你下楼，等参观的走了再上来，谁叫你就站在过道呢？在过道，你想想，他们看不到你吗？你倒戴起了这样大的一副手套……”
说到“手套”的地方，校长的黑色漆皮鞋，那晶亮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已经落到地板上的一只手套：
“你觉得你戴上了手套，站在这地方就十分好了吗？这叫什么玩艺儿？”她又在手套上踏了一下，她看到那和马车夫一样肥大的手套，抑止不住地笑出声来了。
王亚明哭了这一次，好像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暑假以后，她又来了。夏末简直和秋天一样凉爽，黄昏以前的太阳染在马路上，使那些铺路的石块都变成了朱红色。我们集着群在校门口里的山丁树下吃着山丁。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的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地跑来了。只要马车一停下，那就全然寂静下去，她的父亲搬着行李，她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走上台阶来了。我们并不立刻为她闪开，有的说着：“来啦！”“你来啦！”有的完全向她张着嘴。
等她父亲腰带上挂着的白毛巾一抖一抖的走上了台阶，就有人在说：
“怎么！在家住了一个暑假，她的手又黑了呢！那不是和铁一样了吗？”
秋季以后，宿舍搬家的那天，我才真正注意到这铁手。我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能听到隔壁在吵叫着：
“我不要她，我不和她并床……”
“我也不和她并床。”
我再细听了一些时候，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只听到嗡嗡的笑声和绞成一团的吵嚷。夜里我偶然起来到过道去喝了一次水。长椅上睡着一个人，立刻就被我认出来，那是王亚明。两只黑手遮着脸孔。被子一半脱落在地板上，一半挂在她的脚上，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过道的灯光在夜里读书，可是她旁边也没有什么书本，并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围绕着她。
第二天的夜晚，校长走在王亚明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响着鼻子。她穿着床位，她用她的细手推动那一些连成排的铺平的白床单：
“这里，这里的一排七张床，只睡八个人，六张床还睡九个呢！”她翻着那被子，把它排开一点，让王亚明把被子就夹在这地方。
王亚明的被展开了，为着高兴的缘故，她还一边铺着床，一边嘴里似乎打着哨子。我还从没听到过这个，在女学校里，没有人用嘴打过哨子。
她已经铺好了，她坐在床上张着嘴，把下颚微微向前抬起一点，像是安然和舒畅在镇压着她似的。校长已经下楼了，或者已经离开了宿舍，回家去了。但，舍监这老太太，鞋子在地板上擦擦着，头发完全失掉了光泽，她跑来跑去：
“我说，这也不行……不讲卫生，身上生着虫类，什么人还不想躲开她呢？”她又向角落里走了几步，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像对着我似的：“看这被子吧！你们去嗅一嗅！隔着二尺远都有气味了……挨着她睡觉，滑稽不滑稽！谁知道……虫类不会爬了满身吗？去看看，那棉花都黑得什么样子啦！”
舍监常常讲她自己的事情，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也在日本，也算是留学。同学们问她：
“学的什么呢？”
“不用专学什么！在日本说日本话，看看日本风俗，这不也是留学吗？”她说话总离不了“不卫生，滑稽不滑稽……肮脏”，她叫虱子特别要叫虫类。
“人肮脏，手也肮脏。”她的肩头很宽，说着肮脏，她把肩头故意抬高了一下，好像寒风忽然吹到她似的，她跑出去了。
“这样的学生，我看校长可真是……可真是多余要……”打过熄灯铃之后，舍监还在过道里和别的一些同学在讲说着。
第三天夜晚，王亚明又提着包袱，卷着行李，前面又是走着白脸的校长。
“我们不要，我们的人数够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