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尹艳杰是在市知青联谊会组织的一次活动上。那天下午，在哈师大贵宾楼，联谊会为1946年出生的老知青祝贺60岁生日，我也在被邀请之列。看着和我一起站在台上接受祝福的战友，一个个都是满脸苍桑，那浓密的头发变成了北大荒遍地丰收的庄稼，那青春的面容化作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青山绿水。
但是还有青春长在的战友，在祝贺演出中，尹艳杰又是领舞，又是领唱，舞姿婀娜，歌声嘹亮，一招一式还有点专业派头。她化了妆的形象有点像当红的影星许晴。在参加演出的几十个知青中，大概她算是最靓丽的了。我猜想，她一定是知青中的小字辈――“小六九”（1969届毕业生）。活动结束后，我去慰问，她笑着说：“我和你们差不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还年轻，但和共和国同龄的人确实不年轻了，特别是女人。饱经苦难却能永葆青春的人，必有过人之处。尹艳杰列入了我的采访对象。
那天她穿了件红黑相间的尼料休闲服，焗成金黄色的头发蓬在额前。她很时尚也很自然。她和爱人都是下岗工人，她每月有577元的养老金，他一次补助两万元就回家了。日子很拮局，但她很快乐。一说起当年下乡的日子，她的眼里却立刻涌出了泪水，她说，那是她带泪的青春，一想起来就难过。
“1968年冬天，我和300多个战友冒着漫天飞雪，来到红色草原农场（独立三团）。我们从哈尔滨坐火车到了莎尔图，独立三团团部大礼堂门上写着‘屯垦戊边，热爱边疆’的大标语让我们都掉了眼泪，我们不是参加军垦的兵团战士吗，怎么变成屯垦了！我们是看了新疆建设兵团的电影《军垦战歌》才报名到兵团的，可是面对的都是破烂的小屯子。女宿舍里一片哭声，比刚上火车时的哭声更响亮。浪漫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受挫了，我们一时难以接受。当晚我就病了，高烧得很历害，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上厕所都扶着墙，那四面透风的茅房让我再受风寒。不等病好，我又和两个战友一起分到4营5连，经过四个小时的风雪中的巅簸，我们才到了连队。又面临意想不到的麻烦，很巧，我们学校三个公认的‘小美女’都分到了这个连队而且都住在一个宿舍。‘快去看呀！6号宿舍来了三个资产阶级娇小姐！’屯子里的老乡和先来的知青都来看热闹。我们先是被观赏，然后又被遣责，“看看她们细皮嫩肉的样子，能干活吗！”
在那个时代，漂亮是被歧视的，美丽可能是灾难，甚至是罪恶。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排斥美，仇视美，时常把美贴上阶级的标签。下过乡的知青们想一想，我们身边的那些姿色出众的女知青，肯定经历了比我们更多的苦难，她们往往成为被污辱和损害的对象。“红颜薄命”是黑暗时代的一个表现吧！
自尊心受到巨大伤害的尹艳杰，恨自己不争气的身体，怕别人更瞧不起自己。不等病好，她就挣扎着起来和大家一起去到雪地里收大豆，寒风吹透了她单薄的身体，坚硬的豆梗把她的手扎得鲜血直流，她干得一点也不少。但是人家还在议论她：“你看她穿得那么漂亮，好像在逛街！”“你看她手上一点茧子也不长，脸还是那么粉白的，像个兵团战士吗！”听了这些冷言冷语，小尹心里很委屈，她穿得其实很普通，可她穿什么都比别人精神；她干活很卖力气，手上不长茧是因她注意保护自己，难道这也是错！这以后，她自毁形象地穿得更破烂，她不戴手套想快长老茧，她故意让自己变老变丑。但是她还是改变不了人家对她的印象。只因为美丽，她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索。
尹艳杰处处小心，但还是引来了麻烦。有人愉看了父亲给她的来信，这位可亲的老公安干警告诉自己的女儿：“一定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锻炼自己。你们这么多孩子下乡，早晚国家会有个说法，不能让你们在农村呆一辈子。即使回不来，我也能在城里帮你找个对象，将来也能调回来……”这封信被人交给了连队干部，小尹一下子成了不安心农村的典型，小会检讨大会批判，流不完的眼泪，干不完的重活。
这时家里又来了信，已经下放工厂的父亲，在劳动中受了重伤，让她速回家到医院照顾！在五个姐妹中她是老大，妹妹都还小，这事非她不可。可是连里不信，后来父亲的单位来了证明，才给了她两周假。可是父亲的病恢复得很慢，她扶持着不能独立行走的父亲，心急如焚！她还是超假了十多天。回到连里第二天，她又成了贪图城市生活、公然违犯纪律的典型！更猛烈的批判开始了，她一下子成了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人”，为了早点解脱，她在大食堂的批斗会上也向自己开火，她宣读批判文章《论斗与进》，她说大家斗争我是为了我的进步！尽管她痛哭流涕地深挖自己资产阶级小姐的思想要源，但是她并没有被人家接受，连队还是把她列入批判改造的对象，和连里“四类分子”一样的处境。
尹艳杰绝望了，她说，当时我想到了死！在夜深人静时，我躺在黑暗中默默地流泪，思考着自己如何去死，去跳井？不行！大家都喝井水，我不能害得大家没水喝。去上吊？不行！那样死得太难看了。最后，我决定第二天全连上早操时，冲到刚刚起动的连队的热特车的车轮下！这样的死才壮烈！想到这儿，我突然镇静起来，我想死之前一定回一次家，向父母和妹妹们告别！我悄悄地爬起来，整理好自己的衣物，又给同伴写了封信：“我有急事走了，不要找我，这些东西都给你了。谢谢你对我的好！”然后我又把自己的被子摆成有人蒙头睡觉的形状。
1971年11月，在尹艳杰下乡整好三年的那个深夜，她走出了昏暗的连队，走出了那个在严寒中越来越恐怖的小屯。迎着剌骨的寒风，踏着没脚的积雪，她艰难地向前走着，她朝着红旗站的方向――当年下乡时在这里下的汽车。那是一片野狼经常出没的荒原，漆黑的夜张开恐怖的大网，风的凄唳，乌鸦的怪叫，让每一个夜行者怯步。但是她一往无前地走着，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寒风中她瑟瑟发抖。风霜挂满了她的头巾，她成了夜行的白毛女。本来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她走了三个小时了，还没走到通往红旗的大道。她停在路旁的一座窝棚前呼喊，开门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被尹艳杰的样子吓了一跳。她问：“去红旗站怎么走？”他说：“向左拐到边道，傍着道一直向前走！”接着他又吃惊地问：“就你一个人？”她说：“大队伍在后面，我是问道的。”顺着那男人指引的方向，一个多小时，她走上了大道。这时天已泛白，风寒剌骨，正是“鬼呲牙”的时分。四辆拉羊草的大马车的老板子，一边在地上跺着脚一边和她打着招呼：“小伙子，就是一个人！”她粗声粗气地说：“大队伍在后面！”这段经历让尹艳杰刻骨铭心，每次回忆都让她泪流满面。
经过5个小时的急行军，异常勇敢的小尹终于赶到了红旗站。这时她看见“大部队”已经赶在了她的前面，她看见连部通讯员小于正骑着马在车站转悠，那辆热特车也等在道上。她急忙躲进路旁的草垛，但还是被抓住了。天亮时同伴发现了她的信，连里派出了机械化部队，她插翅难逃。
尹艳杰梗起脖子，做出宁死不屈的样子。连里的干部并没有难为她，只是问她：“你不知道，这大甸子里狼多吗！不怕狼把你吃了？”尹艳杰说：“我死都不怕，还怕狼！”这个倔强的姑娘的出走让连里的干部有所反思，我们对知青是不是有点太左了，不能逼得太狠，出了事就麻烦了！连队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但尹艳杰还是抬不起头来，她下决心离开这片伤心地。已经伤透心的她回到了哈尔滨，回到了父母身边。情绪低落的她觉得一切都完了，她同那个时代的每一个青年一样，有青春的激情，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可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她觉得无路可走了。这时２3岁的她盲目草率地走进了婚姻，然而她又失败了，四年半的痛苦换来的惟一安慰是两个漂亮的女儿。然而谁能想象她没有工作两个孩子没有户口、三个人相依为命的苦难岁月！
严冬过后是春天。1978年底，尹艳杰被招工进了第二毛纺厂。穿上漂亮的工装，她仿佛又年轻了，其实当时她还不到30岁。她又恢复了活力，她对未来充满了期望。有一天那位女姓的车间团书记，看见小尹满面春风的样子，额前的流海还烫过了，忙问她：“小尹你结婚了？怎么不告诉我！”尹艳杰笑着说：“我早就结婚了，我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呢！”当春暖花开的季节，她就把两个女儿领到了工厂。
接着发生的故事，尹艳杰说得很简略。厂里一个未婚的青年工人看上了她，他叫孙国新，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人，年年都是厂里的先进生产者。也许是他看中了她的美丽，也许看中了她的才干，也许是同情她的遭遇……虽然他们的恋爱得到领导的支持，但多数人并不看好，因为她比他大，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是谁也没能阻挡他们的幸福结合。以后凡是有人碰到小孙都问这句话：“怎么样，你们还过着呢？”小孙笑合合地说：“还过着呢！”是的他们还过着呢，过得相当地好！小尹还给小孙生了个胖儿子，她特别地高兴，她也觉得生了儿子对得起深爱她的孙国新了。儿子今年２6岁了，一米八四的大个儿，提起儿子她满脸的幸福和骄傲。
生活舒心的女人总是很年轻。尹艳杰笑着告诉我，她们的两个女儿都结婚了，都有工作，日子都过得很好。小儿子在珠海开了一家影楼，也快结婚了。孙国新在二女儿家开的门窗厂帮助打理。“最忙的还是我！”她给我看了她一周的活动日程表：星期一、三，参加知青联谊会的秧歌队；星期二，到老年大学学古筝；星期四、日到知青合唱团活动；星期五，到花园街社区活动；星期六，上声乐课。她还给我看了她的三大册剪报，上面都是精短的散文和知识性的文章。她说这些年她从来没有停止学习。看来，学习让她有了知识，坚定了信念，她才变得坚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美丽曾让许多女人负出沉重的代价。但是坚强让她们走出困境，结果生活得更美丽。美丽和坚强的女人，永远都会幸福的。当然这美丽不仅是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