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连长是我的第一个上级，我刚下乡时，在他的手下当农工，后来又当农工排副排长。因为我写了几篇小稿发表在黑河日报上，被调到营里当报导员。我的第二个上级就是魏干事。
魏干事是和我们一起下乡的哈尔滨知青，她是初中生，还没毕业就要求下乡了，她是学校红委会的头头，当年穿着黄军装，扎着宽皮带，戴着红袖标，很英武的样子。到兵团后也在何连长手下当农工，因为她家在郊区，从小干过农活，比那些五谷不分，见了毛虫吓得直哭的女生强多了，所以很快她就当上了排长。干什么苦活累活她都身先士卒，平时挺严肃，但帮助别人时很热心。她和我前后脚调到了营里，她的提升是因为政治红，我调到营里是因为文字行。她是被师政治部任命的干部，我是按战士管理的工作人员。我没被重用的原因，一是因为我的父亲已被定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二是一位副营长的夫人曾批评我“思想复杂”（相当于有严重思想政治问题）。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我对自己的安排已经很满足了。
魏干事有点大材小用，她只管着我和小吕，现在沈阳军区当专业作家，文职正师级，除了我们两个，还管着一个电影放映员，由她自己兼着。魏干事基本是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开始我们写的稿要经她审阅才能向外发，后来她把权力下放给了我这个“老高三”的了，她对营教导员说：“老贾文革前就入党了，虽然家长有问题，但他挺老实的，信得过！”领导的信用使我和小吕干劲倍增，我们半夜点着小油灯写稿，第二天一早，到公路上截拉木材的大卡车，请他们把稿子投到２80里外的瑷辉县的邮筒里。不长时间，我们的稿子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兵团战士报》、《黑河日报》上不断发表，我们的报道组也有了名气，魏干事也受到教导员的大会表扬。她难得一笑地说，干什么都要发动群众！在她手下工作一年多，很少见她笑。她长得不丑，只是少了一点少女的妩媚。每天总是那身黄军装，不苟言笑的样子，在我们面前很威严。
我们也有让领导操心的时候。下乡第二年，正赶上闹灾荒，饭都吃不饱，肚子里又没有什么油水，一写稿，头发昏。我和小吕自力更生地从地里拣回些黄豆，夜深人静时，用锅炒着吃。我们隔壁住着朱教导员，这个苏北的新四军老兵，他给粟裕司令员当过警卫员，我们看过他和粟裕在一起的老照片，他很和蔼可亲。炒豆的香味把他也引来了，“小鬼，搞什么名堂！好嘛，一起打打牙祭！”说着他也用旧报纸包一包回屋去享受了，当时他和我们在一个大食堂里挨饿。后来这事让魏干事发现了，她很不高兴并亲自找我谈话：“听说你们偷着吃黄豆，还到马车班吃过狗肉……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很好地改造思想！”那时我的脸皮很薄，让魏干事批评得红头涨脸，一再表示要吸取教训，痛改前非重新作人。后天小吕对我说，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吃黄豆的时候没有叫着魏干事，你没见她的小脸儿也焦黄吗！我说不至于吧！
在魏干事的教导下，我工作更加努力，很快师里发现了我还是块料，要调我到师报道组，结果被营里挡了驾，说我父亲虽然“摘帽”了，但我要求自己不严格，还需要在基层锻炼。这里面有没有魏干事的意见，我没敢打听。又过了几个月我被抽到《兵团战士报》帮忙，一个月后，兵团政治部直接下了调令，营里只好下级服从了上级。我走的那一天，许多人都来送行，有的人还掉了泪。魏干事可能有别的事，没能亲自送我。我也没向自己的上级辞行，很失礼。在我处境困难的时候，魏干事对我还是很关照的。
我到报社工作不久，小吕也调来了。当时报社正缺一个文书，小吕文字能力和行政能力都强，我和领导一说他们就同意了。那时报社多数是军人，只有不几个知青，一到晚上大楼里空荡荡的，我的小吕一唠闲喀，总能想起我们在魏干事领导下的日子，很多美好的回忆。有一天，他说，咱们营并到一团了，魏干事调到团军务股当参谋，又被派到连队当副指导员，干很可好了，但累得一身病。后来连里都投票推荐她上大学，她却把指标让给另一个青年，那小子正和魏干事处对象，她对他说，你先上大学走吧，你是男的，你出息了，我也有希望！那小了感动得眼泪哗哗的！走的时候海誓山盟。可到了大学没几天就来信宣布不和她搞对象了。理由是你觉悟太高，我配不上你！全连的人都说，魏指导员让那小子给耍了。这一次对她打击太大了，精神也变得恍忽了。过不久，小吕又喜形于色地对我说，魏干事结婚了，和连里最帅的一个小伙，也是咱们哈尔滨的。肯定是利用职权霸占的。我说，魏干事那么正派，根本不可能！我还说，咱们应该送份礼，表示一下！老领导嘛！小吕说，也没人告诉咱们，就算了吧！
在兵团报社干了六年之后，兵团解体改农场了，我又调回到家乡的日报。也许因为不忘兵团老领导（当然也包括何连长、魏干事）的教诲，我干得还可以，几年后当了报社的头头。办报是个苦差事，白天晚上的一忙，过去的事都淡忘了。有一天，收发员打来电话，说是我的一个老上级要见我。何连长，朱教导员，杨协理员……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谁。我说赶快往楼上请。进屋一看竟是魏干事！她还是一身军装，不过像退伍军人一样未系武装带，毫无青春气息的脸上挂着一丝苦笑。我请她坐在沙发上，为她倒了一杯茶。她叹了口气说：“我也返城了，接我爸的班，在一家自行车铺修自行车。爱人、孩子和我一起回来了，与老人挤在一起！”我说：“你在兵团当了那么多年的干部……”她说，回来就没人承认了。我又问了其他几个返城战友的情况，看来大家的日子都不容易。过了一会儿，她很客气地对我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到电影院放电影也行，这是我的老本行，总比修自行车强！国营单位，时间长了兴许能混上一套房子。当时，我就对她说，我一定尽力。我又说，你可以多写些稿，在报上一发，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也可能把你调到机关去。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我很把魏干事布置的任务当回事，打听了文化局和好几家电影院，他们说，你没看见，我们把电影院租出去办商店和开股票大厅了，还缺什么放映员！我给她打了电话，如实告诉她当放映员没戏了，还是多写稿吧！不几天，稿子写来了，什么老工人加班加点，什么在大街上设立公共打汽筒，基本是连队黑板报水平。她本来不高的文化，这几年都扔给黑土地了，我实在不好意思转给编辑。后来她又不断寄来一些理论文章，什么“论中国知青运动对国际共运的贡献”，什么“谈知青改造世界观的长期性”……这些文章都字迹潦草，错字连篇，观点混乱，看得我莫名其糊涂。
后来听说，魏干事离婚了，那男人又找了一个大姑娘，孩子判给了她。再后天又听说她得了精神病，是狂想症。也有人说，是先得了精神病，后离婚的。是在一次知青集会听说的，那天大家的酒都没喝好。我心里更难受，如果能帮她联系一份好工作，她也不至于……唉！
有一天，魏干事直接来找我，因为收发室知道她是我的老上级，也没阻碍。她进屋没伤心落泪，也没问她稿子的事，坐在沙发上，开始讲演，还是她论文中的那些观点，说得满嘴冒白沫子。她的儿子坐在她的旁边，静静地听着，她声音高时，他拉一下妈妈的手。他十多岁的样子，长得很英俊，神情很忧郁。一个多小时后，魏干事开始给我布置任务：“我说的这些问题，你要很好的思考，过几天，咱们再讨论！”她走了以后，我告诉收发员，她再来找我，就说我不再。听收发员说，有十多天，她天天在报社门前等我。那些日子我一直走后门。
听说，她还经常到我们营当时保卫干事小陈家去，开始一到陈家，老太太就给她和孩子做饭，她对老太太说，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将军被打倒，现在他们又都担任了什么职务了吗？然后就滔滔不绝地介绍，记忆力惊人的好。陈家实在招待不起，只好一听动静就闭门谢客了。她还经常往在一所大学当校长的战友家跑，他当年当过副团长，就是他安排她到连队当副指导员的，想让她早点上学，没想到她把机会让给了男朋友。他和夫人小安，没少给她帮助，来了就给她和孩子安排饭，临走又给他们娘俩吃的用，每次都不空手，可时间一长谁也受不了。
又是一次知青集会，有人说魏干事又结婚了，男人是个温州人，倒卖服装的。有人说，又离了，那男人总打她，找她结婚是为了找一个存东西的地方。说着，大家都笑起来，谁也没耽误喝酒。只是我的心里沉沉的，她毕竟是我的上级，当年对我不错。返城后她求过我，可我什么忙也没帮上！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离开了报社，也很少参加知青活动，对于魏干事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了。那一天，我到市政府办事，在门口见到了她，正和警卫交涉，说要见市长。没想到，她一点也没老，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很精神的齐耳短发，只是没有弹性和温度的目光，很吓人。她也认出了我，“这么多年你跑到那去了！我让你思考的问题，你都想好了吗？”她又说：“那些问题我已经没有兴趣了。我现在思考的是要不要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现在又出修正主义了，腐败也更历害了，为什么不搞文化革命！”她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现在要成立造反司令部，正缺一个秘书，我看你合适！”我说，岁数大了，跑不动了，也不会机关应用文，算了吧！她失望地摇了摇头，接着又去找警卫人员。
我急匆匆地不辞而别了。远远地回望魏干事，她正在训斥警卫人员：“你们不让我见市长，是要犯政治错误的！”她的身边围了许多人，我真想把这些人都赶走。可我没有勇气再见魏干事了。
这些年关于魏干事的消息一点也没有。她恢复平静的生活了吧？孩子也该上大学了。
后来有战友对我说，她去世多年了。真的吗？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