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大潮涌来，全国２000多万城市青年奔赴农村、农场、林场，其中上海的知青就有一百一十一万人，到黑龙江省的有十六万五千多人。1978年知青运动开始退潮，绝大多数人又涌回城市。当然其中也有极少数人，仍然留在了他们曾生活了十年的那片土地上了，或是因为他们舍不得为之流过血流过泪的事业，或是割舍不断已缔结的婚姻和亲情。他们像大潮退后晾在沙滩上的鱼，艰难地寻找生存的海洋和绿地，日子过得十分不容易。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了，他们已乎被人遗忘了。
秋风染黄大地的季节，我到齐齐哈尔参加图书馆的百年庆典后，到甘南县参观兴十四大队，那是一个50年代由山东移民建起的村落，当时从临忻来了70户农民，最后只剩下２0户，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他们把这片荒原建设成了工厂遍地、楼房林立的新农村的样板。我问起也是拓荒者的知青，县里的同志说，当年在甘南插队的知青不少，如果加上在农场、兵团的大概也有上千人，最多的是上海知青。后来都返城了。
“还有留下来的吗？”县里的领导为了满足我的愿望，终于找到了几个“晾在沙滩上的鱼”，从兴十四回来，马上领着我去访问。县城建设街上的一家“小上海烧烤店”立刻吸引了我，我们刚一进门，小店主马化贤和他的妻子刘玉芳迎上来欢迎我们。小马就是当年的上海知青，他长得白白净净，还很年轻。小刘是当地人，很文静，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店面不大，只摆了三张桌，很干净利索。墙上挂着的几张甘南老知青的照片引起我的注意，小马说，有一张是纪念下乡三十年时我们还留在甘南的上海人照的，当时有十几个人，现在还剩下五六个人了；还有一张是前几年上海老知青回访时，大家合照的。
问起当年的事儿，小马还记得很清楚——
我是上海新达中学的，我们是1970年4月到甘南的，一起来了２00多人，到宝山乡合盛屯的有我们18个人，其中女的10个。那是个很偏远很穷困的地方，我们和农民一起开荒种地，吃了不少苦！后来队里让我当了农民的文化教员，我既教文化知识，还教理论，干得很来劲。从1976年知青开始返城了，我有两次机会都没走成，一次是大庆招工，一次是佳木斯铁路工程学校招生，都是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解放前父亲开过一个小食品店。最后全村就剩下了我一个上海知青了，那时我的情绪特别不好，什么都不想干了。后来县里把剩下的知青都招到了县城安排了工作。我被分配到汽水厂，先当配料员，又到齐齐哈尔学了制冷技术，我当上了制冷工，一直干到1991年。厂子不景气，后来并轨到啤酒厂，给我7000元，就算买断工龄，下了岗。
1978年经我们厂子的杨师傅介绍我认识了刘玉芳，1981年结婚的。当时日子特别困难，两年内搬了六次家，都是很破旧的土坏房，后来小刘的父母有了新房，把他们的房子让给了我们，这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家。我们的女儿马玲玲是1990年出生的，本来按政策她是可以回上海的，可我的父母都很老了，兄弟姐妹又都没有能力作监护人，她一直在县里读到初中毕业，到外出打工了，她不愿意留在这里和我们受苦，现在杭州当卖酒的推销员。她走的时候17岁，和我下乡时一个年纪，她却从小城市走进大城了，虽然都是背井离乡，可意义不同啊。
后来小刘也下岗了，我们的生活更艰难了，靠谁也救不了自己，只能靠自己！干什么呢？先炸麻花，结果炸了２0斤面的，只卖出5根，剩下的都送给亲戚了。还卖过冰棍、冰糖葫芦，给饭店作春卷，也回到上海推销过新产品，都没有成功。最后我们俩口子推着车子拉着烤箱卖羊肉串，五冬六夏风雪无阻，沿街叫卖，连着干了三年。为了给吃肉串的人遮风挡雨，我们制造了6平米的蓬车，后来又扩大到10平米、1２平米、18平米，吃的人越来越多，别人家也跟我们学，蓬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吃烧烤成了本地最有名的小吃，都是我们家带的头，那大蓬车应该算我们家的专利！
每天白天在家备料，买最好的后秋肉串成串，晚上把孩子送到妹妹家，一直卖到深更半夜，再去接孩子，孩子早就睡着了，我把她背回家。最忙的时候岳父母全家人都上阵。真是很苦很累，但是有钱可挣，还是很高兴！后来有了积蓄，我们又在建设街花了1２万买了这间58平米的门市房，首付6万，又贷款6万，现在只剩下1万元就都还完了。我们家的这个“小上海烧烤店”，每天晚上可火了。大家都愿意到我家，干净，吃着放心。
说到这儿，俩口子喜形于色。我问还有什么困难，他们说，就是各种税费过高，我们有点负担不起。陪同我的县委孙副书记表示回去帮他们协调，争取更优惠的政策支持。他们两口子高兴地要留我们吃饭，我说，咱们还是再看几家吧！马化贤给我们带路。
在城乡交界的一条小街，我们走进沈锡坤家的小院，小沈显得很老成，有些谢顶，满脸的皱纹，但声音很年轻，上海味的普通话很有味道。但更大的味道的是满院的猪粪味，我寻味而看，那不到100平米的院里排列着好几个圈舍，那里像笼屉摆满包子似的睡着一排排的肥猪，有的圈里躺着大猪，有的圈里躺着小猪，一个个白胖白胖的，很可爱。实话实说，沈家的猪圈比一般农家的要讲究得多，卫生的多，但那个味道还是免不了的。我问起这个退休的上海教师怎么养起猪来，小沈在他家比猪舍要小的居室里讲起他的故事――
我是1971年从杨浦区本溪路中学上山到大兴安岭的松岭区望峰林场当工人的。1973年1２月甘南县教育局到大兴安岭在知青中招教师，把我招来了，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标准，当老师有点困难，但我懂技术，被安排到县第六小学的校办工厂当了8年的工头，以后又到5中当过门卫、教导干事，现在已经退休了。1979年我曾和大批青年返城了，当了一辈子纺织工人的父母没有能力给我一份好工作，而到街道工厂每天只有7毛钱的收入，再说当时我已经在甘南处了对象，她叫高凤珍，是粮食局车队的修理工，无法调进上海，半年后我又回到甘南，还在学校工作。我退休开1000元，媳妇下岗后每月还给300元，日子还不错。后来户口已回上海的女儿丹华考上了长春税务学院，供她读书需要钱，我开始养猪。从几头养起，最多时存栏100多头，我看了许多养猪方面的书，我采取干料圈养的方法，吃干料再喝水，不外放，只在圈里睡觉，肉长得很快。开始我从哈尔滨引进“长白”和“大白”品种，为了提高抗病能力，我又用它们和本地猪杂交，新品种的猪无病肉还香，很受欢迎。牙克石、海拉尔和嫩江县的加工厂定期来拉猪，当年的收入不仅能满足女儿的学费，还有了积累。
小沈说得很轻松，实际养猪是很累很操心的活，他乐此不疲，而且野心很大，他想再把小猪场扩大，引进更多新品种，他说办个种猪场才能挣大钱！
“我这是小打小闹，我们在甘南的这几个青年，还是老阮干得大！”他说的老阮叫阮松年，在城里开了家柴油机销售公司。小马又领着我们在城里繁华的大街上找到老阮和他的临街的销售门市部。老阮壮实得如北方汉子，还留着小胡子，他把当地口音和上海话相融合，说起来很风趣。和沈锡坤相同，老阮也是1979年4月跟着大帮青年返了城，已在上海印染厂干了半年，结果又回到了甘南，也是为了爱情――她的女朋友王玉芳在县粮库当化验员，她不愿意到上海去，老阮只好回来了，到甘南柴油机厂上了班。
老阮是知青中的能人。他在宝山乡泉眼大队开着东方红拖拉机种了八年地，对农业机械特别熟悉，后来招工进了甘南的柴油机厂，当了三年车工，又去搞销售。因为业绩突出，被挖到了富锦县的拖拉机厂，派到中越边境去卖他们厂子的小型拖拉机。当时中越刚打完仗，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可老阮很快打开了局面，因为他姓阮，这在越南是个大姓，人家对他有认同感，更加上他的诚恳热情，交了许多越南朋友，销售量越来越大。他当上了对越南销售办公室主任。这时富锦拖拉机厂不断扩大发展，甘南的柴油机厂被兼并，老阮被派回来当了厂长，连续干了两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老阮也无力回天，最终厂子还是没有站住，他和工人们一起下了岗。当时女儿阮征已在上海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机关工作，她招唤着辛苦了半辈了的父母回上海和她团聚，可老阮还是留了下来，这一辈他就是不负输，他要自己创出一条路来，于是就开了全县最大的柴油机销售公司，在县城设了总店，还在查哈阳、云山、阳河等地设了6个分销点，经营着3到68马力的不同型号的农用柴油机，主要为农民服务。每年都销售1000多台，营业额300多万。农民都信得着老阮，他的买卖一直很火。
我们的谈话一再被电话打断，都是定购柴油机的，还有登门来卖的农民。怕耽误他的生意，我们的采访只好结束，老阮说，我常到哈尔滨去，到时候我找你，咱们再好好谈，你要有空我带你去越南，那里我的朋友很多。走出门时，他还对我说，就干事业和过日子来说，返城的多数人都不如我。
看来我过去的担心有些多余，这些“晾在沙滩上的鱼”还生存的不错，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海洋，建设了自己的绿地，开出自己灿烂的生命之花。当年无论上山下乡，还是大返城，许多人是被潮流卷来卷去，并非都是自愿。如果更多的人能不为潮流所左右，能自愿去，又能自愿留下来，他们也会在北大荒干出一番大事业！在这方面，我非常敬重偶然或被迫留下来的上海知青。他们的生存能力真的很强。他们没有抱怨，没有诅丧，没有伸手，只有默默地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