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那个严寒的冬天。
哈尔滨火车站象躲避风雪的穷汉，萎缩着自己的身体。贴在它身上的花花绿绿的标语被风吹得破烂不堪，好象它褴褛的衣衫。
这时从北京开来的18次列车上稀稀落落走下一些人，其中一个戴着黑色狗皮帽子，背着黄色书包的姑娘，惊恐地望着满天的风雪，把头上的帽子向下拉了拉。她走出站台，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见人就打听：“请问建设兵团在哪？”有人摇头，有人指点：“是不是北大荒的兵团？”她说，是。人家告诉她：“在密山，再坐火车，往牡丹江方向走。”
很遗憾，这个姑娘上错了车。她拿着的那封信，是她的姐夫写给兵团一位副司令员的，这时兵团总部已从哈尔滨搬到了佳木斯。别人告诉她的密山兵团，实际是兵团四师。这时已经坐上密山方向火车的她，望着窗外那苍茫的风雪大地，朗诵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诗句，不禁从心里涌动着一股豪情。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风雪“闯关东”的姑娘吧。她叫何晓竞，安徽合肥人。她是来北大荒上山下乡的，其实她是位已经有六年插队经历的老知青了，为什么又跑到了黑龙江，让我们从头说起。应该说，晓竞是位贵族小姐，她的家是太湖西部的一个小镇上的名门旺族，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家是邻居又是世交。她的父亲何镇中，是法律专家，在民国期间担任过安徽的法院院长和民政厅厅长等要职。他曾是中国民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解放后，何先生在安徽的文史馆工作，直到去世。晓竞有三个哥哥，二个姐姐，长她三十岁的大哥，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去了台湾，曾任“农林部次长”，他的着述《何佑元论台湾农业》曾受到蒋经国的赞扬。晓竞的大姐和另两个哥都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二哥担任过安徽省的文化厅长，三哥是河南省很有名的作家，大姐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一直在北京男四中当教师，大姐夫是1937参军的老红军，是位担任要职的将军。
在中国经常的政治运动中，何晓竞这样的家庭，日子并不好过。在反右斗争中，二哥、当省图书馆馆长的二嫂和三哥、在军队报社工作的三嫂都被打成“右派”；三哥还被抓进监狱，给死刑犯陪过绑；父亲的历史也被怀疑；在台湾任高官的大哥更使家庭雪上加霜。在沉重的压力下，两年间父母相继去世，1963年，晓竞又在高考中意外落榜，原因也在不言中，那时政审很严，而她的志愿报得很高。
从小在红旗下长大的晓竞，她像一棵向日葵，沐浴着雨露阳光，接受着传统教育，她从小就想做二哥三哥那样献身革命事业的人。可是后来，她发现“革命”并不喜欢她，别人进步很容易，而她特别的难，后来她知道了，全因为她的家庭太复杂了――父亲和三个哥都有“问题”，她一再向组织表白，自己是能和她们划清界限的，可谁能相信呢！她准备接受组织的长期考验。
聪明灵秀的晓竞感到自己政治上没前途了，甚至想学艺术。她的家与合肥市的江淮大剧院近在咫尺，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的大女儿是她的同学，因此她从小常和黄梅剧团演员的孩子一起玩，常看演员排练，还好奇地模仿剧中的片断。有一次放了学，她到严凤英阿姨家串门，她拉着晓竞的手，打量她的模样，说：“愿不愿意和我学黄梅戏呀？”回到家晓竞和妈妈一说，她反映很冷淡，她说读书才是正事。后来她听了妈妈的话，心思都用到了学习上，一心想考上好大学。可现在，上大学的梦破灭了。这个要强的姑娘陷入了人生的谷底。
然而，晓竞毕竟是有革命理想的青年，她对邢燕子和侯隽的崇拜当然超过了对艺术家严凤英的崇拜。报纸上对她们到农村去贡献青春和力量的报道，曾让她热血沸腾，她真心相信，在那个广阔天地里，作为一个高中生是会大有作为的。当然她的心里也有“恕罪”和“救赎”的心理，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家里又出了四个“右派”，自己必须下到农村在艰苦的劳动中好好改造思想，以洗涤身上的污点；她也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让贫穷的农民过上好日子，实现一种“救赎”。于是，她义无反顾地报名下乡要当一个新农民！
经过一个月的培训，晓竞被分配到了安徽省肥西县原店公社利和大队唐拐生产队，他们同来的8个合肥知青被安置到唐姓地主家昔日的庄园，晓竞有幸住在楼上的阁楼里。几个月后，大队为青年点盖了三间草房，二男二女各住一间，中间为厨房。这是个人多地少的穷地方，老乡们违心的热烈欢迎，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为吃饱饭而多挣工分。
南方的农业劳动是很苦的，最累的是冬季积肥，男女劳力都下到河底把淤泥挖出来，装在筐里向岸上挑。大家从河底排到岸上，把装着河泥的沉重担子一个人一个人地传上去，这种叫“传肩”的活很累也很危险。一不小心，接担的人很容易从岸上滑下来，轻者摔个鼻青脸肿，重者就会造成骨折。没想到这样的灾难让晓竞赶上了，也许是担子太重，也许是因为她太单薄了，她被担子压倒，一下子从河岸摔到河底，然后疼得站起不来了，被人抬回后一检查，尾骨折了。晓竞当时流下眼泪，她因为疼痛，更因为不能和大家一起劳动了。但知青点的战友对她说：“何晓竞，真羡慕你，这回你可明正言顺地返城了！”合肥知青办一位姓潘的领导也因此要为她办返城手续。这时，晓竞心里很矛盾，当时她有些挺不住了，真想早点回去；可又一想，我到农村是来改造思想，只碰到这点困难就打退堂鼓了，这怎么行。我要接受组织的长期考验！
最后，她还是拒绝了返城的机会，还是留了下来，不能下田干活了，她留在点里给大家当后勤，其实那是更累的活，要给大家做饭，还要莳弄菜地、喂八口猪，还有一群鸡，她咬牙坚持着。没等伤全好，她又下田干活了。晚上下了工，她又到农耕学校当老师，教乡亲们和孩子们学文化。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知青中惟一的高中生，队里写大字报、写标语、出板报的事全让她包了。她教农民唱会了那首歌：“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
晓竞靠自己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全村人的爱戴，大家说：“这个姑娘是好样的！晓竞才是‘永久牌’的知青！”在赞扬声中，全知青点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想走的人都通过各种办法返城了。下了班，面对空空荡荡的茅草房，孤独感时时像蛇一样缠绕着她。最难熬的是晚间睡觉，房子里老鼠成群，它们肆无忌惮戏耍打闹，吱吱乱叫。更让晓竞心疼的是，她最好的两件衣服也被它们磕了好几个洞。
几个月后，公社领导找晓竞谈话：“晓竞啊，你已经超额完成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任务了，你应该返城了，我们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在她送她回城的那一天，村路上插着红旗，老亲们敲锣打鼓欢送。队上还派人挑着一筐鸡蛋、一筐粘糕，一直给她送到合肥。这是乡亲们给她的最高誉和最高的奖赏。当时晓竞哭得一塌糊涂。
在合肥家里等待分配的日子，晓竞度日如年，劳动已经成了习惯的她，一天也呆不住，再说父母已经去世，这里已没有她的家了。她跑到北京去找大姐，磨着她给自己找活干。就这样她带着大姐夫给一位黑龙江兵团首长的信来“闯关东”了。临行前大姐在王府井给她买了顶狗皮帽子，姐夫给了她一个军用挎包，还给了她500元。她又偷偷塞了回去，她相信在北大荒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能养活自己。
现在我们的何晓竞同志真的到了兵团，在密山的边防检查站，她拿不出边防证，只有一给首长的信。到了密山北大营的四师师部，她要求见最大的官，那位热情的张师长和夫人接待了老首长的老首长给他派来的小兵。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来自安徽的热情爽朗的姑娘，安排她在家里住了一周，并希望她留在师部，工作任她挑选。而要强的晓竞非要到43团的7连去，因为她听师部的人说，这个连离边境很近，条件十分艰苦。就这样晓竞冒着风雪先乘汽车又换马车，终于在那个冬夜赶到了兴凯湖畔的7连，如是白天在这里用望远镜能看到苏军的边防站。在离连队很远时，她竟听到了《国际歌》的音乐声，接着连里为她举行了欢迎会，还给她演了几个小节目，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这温暖驱散了从未经历过的风雪严寒。
在7连一年多的时间里，晓竞是农工也是战士，北大荒的农耕没有南方那么精细，但她感受了大机械化的豪迈。她兴奋地背着半自动步枪巡逻站岗，还凌晨起来挖过战壕，她做好了为祖国献身的准备。因为她亲眼所见，在着山火的时候，连队干部和共产党员，都是冲在最前面！如果打起仗来，她也会像他们一样。她敬重真正的共产党人，她认为自己的追求没有错，尽管她经历了许多磨难。
听说晓竞在连队表现不错，张师长很高兴，他说，我再给你换个地方锻炼一下。这样她又被调到40团。这时她受到重用，领导让她当政工干事，专门收集“阶级斗争新动向”。各连队的材料报了上来：某人说过反动语言，某人破坏生产，某人偷听敌台，某人有投修倾向……这些报告让她难以置信，她不相信，我们的身边这么多敌人。曾深受极左路线伤害的她，不能再伤害别人，她不是听风就是雨，而是认真调查，逐个甄别，分清是非，又立足于教育。尽管她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受到团里的表扬，她还是借一个女教师休产假之机到团部中学当了老师。她恹烦“政治运动”。
本来就是出生书香门弟的晓竞，以她的超群的学识和特别的敬业精神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当然，特别得到一位叫刘汉全的青年教师的青睐，他是齐齐哈尔师范学院的毕业生，自愿到边疆来工作。他欣赏这位江南女子的美丽，更看重她的热情和真诚，同样她也被他的正直善良朴实打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出生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小姐能和一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子弟相爱，对他们俩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他们都格外地珍惜这份感情。
他们的爱情面临着考验。1971年11月晓竞利用假期回北京探望病重的大姐，在帮助姐夫的老战友总后白城子军需处的首长抄写材料时，她的文字能力被人家看中。大姐本来就对当年把她送到北大荒有些愧疚，能把小妹调到部队工作，也了却了自己最后的心愿。这样，晓竞就调离了兵团，成了白城子军需处战士服务小分队的文艺编辑。后来晓竞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从1972年到1974年这两年时间，我走遍了东北三省和内蒙的山山水水，与军队中的先进人物零距离的接触，听到他们的动人故事，感受到了他们高尚的内心世界。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把多少年来心中的哀怨、愤愤不平、对社会的无奈都排解得无影无踪了，心灵的包袱卸下以后，整个人就变了样。”可想而知，对这样才貌双全又积极上进的女子，在部队里不乏追求者，他们的条件当然要比一个农场教师的条件好。当追求者向她表白心迹时，晓竞都会说：“我有男朋友了，他在兵团当老师。”其实，她和刘汉全当时只是通信而已，谁也没有作出什么承诺。
1975年5月，晓竞离开她十分热爱的部队，调到了刘汉全任教的齐齐哈尔林业学校当老师，一直到现在。她把这次重回黑龙江说成是“第三次上山下乡”，于是这位经历丰富的老知青也成了我关注的对象。
我采访何晓竞是在哈尔滨西三道街龙达宾馆，她来参加省侨联的一个会议，没想到晓竞成了齐齐哈尔的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她是市民进的副主任委员、市政协的常委，还是市人大代表。这大概是因为她特殊的家庭背景，更因为她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诚，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她当了政协常委15年，共提出99件提案，每一件都是经过认真的调研，都是关乎国计民生，每一件都受到政府的重视，都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工作。她没能加入共产党，但成了与党肝胆相照的朋友。
很有意思，中国民进的副主委王佐书、黑龙江省的民进主委程幼东，和这位齐齐哈尔市的民进副主委何晓竞都曾是老知青，当年他们都是积极要求进步的好青年，都因为“家庭问题”而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结果都走了另一条路，结果殊途同归了。
我又打听了一下何主委的家事，她告诉我，先生在林校当过校长书记，大女儿在中央电视台当编导，小女儿在牡丹江当小学教员。大哥十多次从台湾回大陆搞学术交流。早就平反的二哥现在是民俗文化专家。三哥是经邓小平批示平反的，现在专写历史小说，早就着作等身了。她说，就是我没变，还在林校当老师，其他工作都是兼职的。
我说，你是没变。追求真理，追求进步，报效祖国的信念，永远不变。她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