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花园街那座森严的大院里上班的津茹主任，每天操心的事儿很多，可是年轻时候在北大荒八年多的经历会经常出现在她的梦境中，那是她人生中的花样年华……那蓝蓝的天空，皎洁的云朵，灼眼的太阳；那瞬时的骤雨，震耳的雷声，萧瑟的秋风；那凛冽的寒流，漫天的飞雪，呛人的“大烟儿炮”；那绿绿的麦苗，微微地晃动，拔节的声响……
她想念黑土地上那片纯净的天空，更想念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给她无限温暖的父老乡亲。她深深地怀念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情与爱，那情是那么真，那爱是那么纯，追忆往昔，带给她的是一些美好和感动。
那是在1968年10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火车开到了铁路的尽头。津茹挤在一辆大卡车上，挺进风雪呼号的边境。傍晚时分，车停在一个几乎被厚雪复盖了的村落里（兵团二师11团5连）。一群操着山东口音的小孩儿拥了上来，“青年来了！青年来了！”昏暗的灯光下，津茹看清了一个个蝴蝶花似的小脸，衣衫不整，脏兮兮的。就在从卡车上往下卸行李的时候，一种凉凉的悲哀向她的心头袭来，“在这里我们要呆多久？如果真的在这里呆上一辈子的话，那么我们的后代也将像他们一样！”她心里不由得抽搐了一下，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当时她身体很孱弱，到连队第二天就发高烧，住进了医院，后来她就被送回了哈尔滨。可是一个月后元旦的前夕，她又回到了连队。在后来的八年中，她都是在北大荒过的新年和春节。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的命运为什么和这块黑土地贴得这么紧。
津茹是从当小农工开始她的知青生活的。春夏秋冬，什么农活都干过，她还淘过粪、喂过马、挖过草炭、修过水利……从来就没有想过什么是脏、什么是苦。这个能写会画的哈尔滨女一中的小才女，很快发挥了作用，办板报，写大标语，画毛主席像，她都干得有模有样。连队大食堂墙上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那些红油漆大字都是她写的。兵团二师在他们连里办的“机械旧物利用展览”，她和一个四川大学的毕业生完成了这项任务，各团的机械队都来参观，还受到师首长的表扬，后来她被调到团电影队当放映员。
当放映员可不是什么轻松活儿，一堆很重的设备要搬到车上，35毫米提包机要举到一米三高的三脚架上固定……放映前要打画好的幻灯片，念解说词。她下连队放映都是在晚上，深夜才回团部，她坐在胶轮拖拉机拉着的拖斗里，摇摇晃晃地巅簸在路上，头撞在车厢的角铁上，眉毛处碰破流出了血，她还在昏睡。那时住在广播站，早上很早就开始广播，她还没睡醒，又得起床，接着就是准备下连放映的事情。
这样的日子对一个18岁的女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她却把这当成是历练。津茹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可还被领导认为是缺少艰苦磨练。她又被下放到果树队去干更重的活，她和一个姓阎的本地女青年，每天要托1500块砖坯。她们要备好土，站在泥水中用脚和泥，然后把和好的泥摔进坯模子里，再把脱模的砖坯晾干、上架。一段时间里，两只手的侧面生出厚厚的老茧，这是农村最累的活计，真让一个城市的小姑娘脱胎换骨了。
津茹又被调回了电影队，那时他们很忙。看电影是北大荒最重要的文化生活，为看上一场朝鲜彩色宽银幕电影《卖花姑娘》，有的知青要冒着大雨大雪走上几十里路，甚至站在风雪中把电影看完。那是个文化萧条的时代，当时有几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真枪真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虽说兵团是部队直接供片，可电影还是供不应求。
津茹记得这样一件事：那是1970年，师里来了一部新考贝，16毫米黑白影片《英雄儿女》，这是当时被解放的第一部国产故事片。师里只给我们团四天时间，全团32个单位都想看到。没有办法，电影队只能不睡觉，连轴转。队长老闫领着我们设计了最快捷的路线，就用这四天，真的放映了32场。当然有的连队是半夜出号看电影的。最后一场是在最远的28连，电影放映完了，才发现外面大雨倾盆。我在屋里收拾完机器，发现发电机还没有关闭，跑到外面跳到车上一看，闫队长，这位当年旅大警备区的老放映员，头搭在车厢板上，满头满脸的雨水往下淌，衣服湿透了，他竟还睡着呢！那32场电影是怎么放映完的，现在也说不清，只记得头发木，饭一点也吃不下，挂上一本片子后，也能睡上一小觉。当时有一种灵感，每次打盹都没有超过换片的时间，否则观众的手电筒就会打到我的脸上。那时，我们突击放映的电影还有样板戏，因为放映的场次太多了，现在我还能把《红灯记》、《杜鹃山》、《龙江颂》、《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一些样板戏的唱段唱下来。
津茹说，最高兴的是回老连队放电影。那些来自山东梁山的孩子们，一看到电影车来了，也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一群，用那山东味的口音一个劲地喊：“津茹姐姐来了，津茹姐姐来了！”还是那蝴蝶花一样脏兮兮的小脸，她已经喜欢他们了。他们中那个孩子是谁家的，她都清楚。跟她近一些的乡亲，总会回家为她煮鸡蛋、鸭蛋，非让她带上。
放电影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要想当个好放映员必须掌握声学、光学、电学、机械学等方面的知识，为此她平时读了部队里的一些专业书籍。在参加师里放映员培训班时，她的成绩很突出。结业考试中“电子管、半导体扩音机原理”、“发电机”和“放映机”等几门功课，都得了满分。记得最后考的是“影片”，其中有个问题是“影片药膜面划伤的原因？”正确答案是四种，她只答上了三种，被扣掉6分，漏答的那种原因，她至今还记得：“压片瓦锣丝松动”。她的平均成绩是全师的第一名。因为出色的业务能力，在当团放映员三年后，她又被调到师部电影发行站。平日里，她除了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外，还经常为师里的会议写会标，当年师部楼前两边的红底白漆大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标语就是她和着名版画家、北京知青赵小沫一起写的。
30多年过去了，有些往事还历历在目。那年冬天，师部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让津茹到依兰去取新片，依兰离师部有400多公里，只有一个司机陪她去。他是个本地青年，姓崔，比津茹大几岁。那时，天寒地冻，即使他们穿着皮袄、大头鞋，也没有一点暖和的感觉。去的时候还好些，因为是白天，他们互相说说话，感觉时间过得还挺快，到达依兰时，已经是深夜了。那个小俱乐部离江边很近，他们到的时候，电影还没放完，又等了一会，片子才撤下来，拿到片子，他们就往回赶。开车的小崔坚持要沿江走近路，他说有些困了，要求津茹不停地跟他说话、讲故事。她把多年积攒的故事一一地道给他听，有“红桃尖”、“木乃伊在行走”、“第二次握手”等等。当时，真是话说尽了，口也干了，词也穷了，人也饿坏了，困倦了。他们俩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不觉中，突然车体一震，他们都惊醒了，睁大了眼睛，好险哪！只差一点，连车带人就掉下冰崖了。因为他们反应得及时，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事故。他们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再也没有困意了，肚子也不觉得饿了。他们又开始聊天，津茹问小崔将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为妻。那小伙儿爽快地说要找个“三心牌”的----“自己看着舒心，别人看着恶心，呆在家里放心”。她笑了笑，知道这是小崔胡乱编造的，听后似乎不困不饿了。现在她还能想起那部新片是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三角洲警报》，为了这部早被人们忘记的老电影差点搭上两条人命，现在想起都很可笑。但那次风雪夜行记，却是她记忆中难忘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