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本书名叫历史的古书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去处。因为偏僻，所以没人愿意去管理它，那里秩序一片混乱。好吃懒做的人就靠偷盗为生，生猛凶悍的人就靠抢劫过日子。就是苦了那些老实人，老实人只能一边辛辛苦苦地种田，一边防偷防抢艰难度日。
在那些乱世英雄里面，最霸道的人是一个叫任我行的大盗。
他武功高强，蛮不讲理，所到之处，老百姓俯首帖耳，都乖乖地交出自己手里的财物，就连其他盗贼见到他都退避三舍，比老鼠见到猫还老实三分。于是，就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小混混跟在任我行后面混饭吃，于是，任我行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为所欲为，成为这个地方说一不二的江湖老大。
后来，有几个大胆一点的老百姓找到了任我行，提出每年主动向任我行交出一部分粮食，但是任我行需要保护他们不被别的土匪和小偷骚扰。任我行一想这个办法不错啊，老是抢来抢去的，生活飘忽不定不说，也太累，而且还要防备别人的暗算。于是任我行向这里的老百姓宣布：我是国王，别人都要向我交公粮，任何人再不许偷盗抢劫。原来手下的那些小混混摇身一变都混成了旅长团长，把枪口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拐弯，专门对付偷盗抢劫的行为，维持这地方的秩序，同时也负责催缴公粮。因为任我行的势力是最大的，没有人能与他抗衡，他定下的这一套制度渐渐地就贯彻下去了，成了这里的法律。
老百姓发现，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强了不少，最起码可以安心地种田了，虽然要缴纳一些粮食给国王任我行，但是剩下的也够维持生活的了，遇到好年景还能存起来一些，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好生活。于是有人喊出了“国王万岁！”的口号，而且这口号立刻在这地方流行开了。
而任我行也发现，现在的日子真的比以前好了不止一百倍。
不仅有了一个安稳的家，有了大老婆、二老婆以及三四五老婆，而且一大堆儿子、女儿也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土匪的生活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任我行死后，他的长子东方不败继承了他的王位，为了继续过这种安稳的日子，老百姓们不断传扬着东方不败老爸仁慈爱民、以天下为公的美好故事，继续山呼万岁……后来他们父子以及他们后代的故事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再后来他们的故事被一个多事的迂腐文人写成了一本书，这本古书的名字叫--历史。
寓言启示：
国家不仅是制度的产物，也是效率的产物，因为它具有规模效应。
财产保护制度越完善，社会财富增长越迅速，社会效率越高，同时人们的生活就越安定。国家正是在这种需求下产生的。
财产界定越明晰，社会效率越高，社会交易成本就越低。
2.安装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人
安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人？你可能以为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不是！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可笑，安一个灯泡还能需要几个人？
一个人也就够了，这还用问吗？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假设儿子一个人在家，灯泡突然坏了，他找一个灯泡安上也就得了，问题自然很简单。问题是灯泡坏了的时候常常不是儿子一个人在家，这样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妈妈和儿子同时在家，那么安一个灯泡就需要两个人。儿子站在椅子上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恰好爸爸、妈妈和儿子同时在家，那么儿子在上面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爸爸在边上给儿子递灯泡，安一个灯泡需要三个人。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儿子、女儿同时在家，那么儿子在上面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爸爸在边上给儿子递灯泡，女儿在后面点燃一支蜡烛为哥哥照亮，安一个灯泡需要四个人。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大儿子、小儿子、女儿同时在家，那么大儿子在上面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爸爸在边上给大儿子递灯泡，女儿在后面点燃一支蜡烛为哥哥照亮，小儿子在远处指挥，安一个灯泡需要五个人。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大儿子、小儿子、女儿以及孙子同时在家，那么大儿子在上面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爸爸在边上给大儿子递灯泡，女儿在后面点燃一支蜡烛为哥哥照亮，小儿子在远处指挥，孙子则在桌子上拿一个笔和一个本作安装记录，安一个灯泡需要六个人。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大儿子、小儿子、女儿以及孙子、孙女同时在家，那么大儿子在上面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爸爸在边上给大儿子递灯泡，女儿在后面点燃一支蜡烛为哥哥照亮，小儿子在远处指挥，孙子则在桌子上拿一个笔和一个本作安装记录，孙女在桌子的另一边写诗，歌颂这个团结一致的欢乐场面，安一个灯泡需要七个人。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大儿子、小儿子、女儿以及孙子、孙女还有外孙子同时在家，那么大儿子在上面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爸爸在边上给大儿子递灯泡，女儿在后面点燃一支蜡烛为哥哥照亮，小儿子在远处指挥，孙子则在桌子上拿一个笔和一个本作安装记录，孙女在桌子的另一边写诗，歌颂这个团结一致的欢乐场面，外孙子在门口拍照，安一个灯泡需要八个人……此外还有拉电闸的、按开关的……
如果继续写下去的话，恐怕再有十个八个的人也都能派上用场，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结果。
寓言启示：
官僚机构想方设法使自己的机构膨胀，人越来越多，办公场所越来越大。通过扩大规模而提高自己的利益，使自己升迁的机会更多，使自己管理的公共物品更多，使自己办公的空间更豪华。政府官员追求的并不是社会利润的最大化，而是他们自己规模的最大化、利益的最大化。
国家管理机构应该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效率越高，管理费用越低，也就意味着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越低。但是，问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每一个人都想谋求自己的利益，所以政府中的工作人员作为一个“吃皇粮”的阶层，每一个人都想晋身到这个阶层中来，就仿佛安装一个灯泡，有多少人都会派上用场。
最好的政府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小政府，大社会。
3.种田人与牧牛人
一个种田人和一个牧牛人成为邻居。
种田人地里的庄稼总是被牛啃得一塌糊涂。种田人找牧牛人理论，牧牛人自知理亏，答应看好自己的黄牛。可是好景不长，过不了几天，黄牛又跑进了种田人的耕地，庄稼再一次被糟蹋得乱七八糟。种田人再次找牧牛人掰扯，牧牛人只好认错，答应管好自己的黄牛。
庄稼无数次这样被毁坏之后，种田人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想一个根治的办法，否则庄稼迟早都要毁在这些黄牛手里。
种田人想：找几个人和这个牧牛人干一仗也许管用？小打小闹不起作用，大打出手又可能打出人命，即使不打出人命也可能会把人打伤，打伤了就要给人疗伤，万一瘫在床上了还不得管人家一辈子？得不偿失……打仗绝对不行。
种田人又想：雇几个人看护自己的庄稼会怎么样呢？现在的人工成本最高了，要给他提供住宿的房间，要给他提供一日三餐，还要付给他工资，而且牧牛人有那么一大群牛，一两个人看护庄稼也看不过来啊，雇太多的人又会亏本……这个办法也不好。
种田人又想了：要不上法院告这个牧牛人？这要浪费很多时间，取证、找律师、辩论、判决、执行……说不定官司打完了，庄稼地里的庄稼也没了，而且赔偿还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呢？再说了，打官司也得花钱啊，而且赔偿那点钱说不准够不够打官司的花销呢？而且，打官司也是一个伤和气的事，将来牧牛人还会想方设法报复自己……这个办法也不行。
种田人想：要不就筑一道篱笆，把自己的庄稼地围起来？不过筑一道篱笆的投资可不小，这么大一片田地，一年的收获都说不准够不够筑篱笆的费用呢？再说了，这篱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它也会腐烂、也可能会被老牛踩烂、也可能会被大风摧毁，而且没有人为你埋单……这个办法更不行。
突然，种田人豁然开朗，有了！为什么不和牧牛人做一笔交易呢，也许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选择呢？
种田人找到了牧牛人：“你看，我要种地，你要放牧，我们都是为了生活，我们可不可以做一笔交易：你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放牧，当然了这样可能会增加你养牛的成本，也会浪费你的一些时间，这不要紧，我每年给你一笔钱，给你适当的经济补偿。
这样，牛和庄稼离得远了，你却因此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收获，我也因此保护了自己的庄稼，而且我们还是好邻居、好朋友……”牧牛人意外发了一笔小财，岂有不同意的道理？交易就这样以彼此非常满意的结果完成了。
寓言启示：
远征也好、修筑长城也好、戍边也好，其实都比不上和亲好。
交易常常是解决问题最简洁、最方便的办法，但是人们为了证明一些其他的东西，却常常做出非理性的行为，结果两败俱伤。
生意也好、战争也好、生活也好，经济学无处不在，交易无处不在。
在不破坏原则的情况下，成本最小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4.官船最烂
有一位叫做瓠里子的官员从江苏返回广东，相国派人去送他，并且告诉瓠里子，让他自己挑选一只官府的公船坐。瓠里子到岸边的时候，相国派去的人还没有到，瓠里子站在江边的大坝上放眼一望，江边有几千艘船停在那里，好不壮观。瓠里子记得相国的话，想在这里找一艘官府的船，可是这些船并没有标识，到底哪一艘船是官府的呢？
瓠里子站在那里发呆，不知如何是好。正在为难之际，相国派来送行的人到了，瓠里子问前来送行的人：“这么多的船只都停在这里，怎么去找官府的公船呢？”送行的人笑了：“这很容易的，你只要看船篷是旧的，船橹是断的，布帆是破的，那一准是官船了。”瓠里子照送行人说的去找，果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
看到官府的船如此破旧不堪，瓠里子仰天长叹：“如今那些管理国家大事的人，他们也把百姓当做‘官民’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爱护百姓的人一定很少了，百姓的穷困也就是必然的了。”
寓言启示：
政府部门作为公有财产的代管者，存在着严重的责任和权利不一致的现象。因为产权不明晰，于是出现了类似于“官船最烂”的“公地悲剧”。
更为严重的是，在漠视监管责任的同时，搭便车的行为却日益泛滥，使公有资源成了少数人的特殊资源。
更恶劣的是，有一部分人不惜将公共资源当做自己寻租的工具，公共资源成了个人敛财的工具。
5.犯人船
1770年，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澳洲，随即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
谁来开发这个不毛之地呢？当地的土著居民人数不多，且尚未开化，只有靠移民。当时英国人主要向美国移民。于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运送，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
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这种移民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
开始，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奴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死亡率高。平均死亡率达百分之十二。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The Nep-tune）的船，四百二十四个犯人死了一百五十八个，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七。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让私人船主在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也引起了社会强烈的谴责。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种做法是进行道德说教，让私人船主良心发现，改恶从善，不图私利，为罪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一句话，依靠人性的改善。寄希望于人性之善，这种办法根本没用。
在人们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而敢上断头台的时代里，企图以说教来改变人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他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条件，以降低成本来增加利润。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压低成本，谁要大发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运送罪犯死亡率的下降寄希望于人的善良是毫无用处的。经济学家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永远都是承认人性，而不是改善人性。
另一种做法是由政府进行干预，强迫私人船主富有人性地做事。这就是由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政府派官员到船上负责监督实施这些规定。
市场经济应该有秩序，这种正常秩序的建立离不开政府的干预，离不开立法和执法。但政府的干预也并不是万能的。这种做法成本很高，要派官员到运送罪犯的船上去执法，当然是一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但有了这些官员，罪犯的待遇就可能改善了吗？千万别忘记，官员的本性也是利己的。不要把奉公守法无私奉献作为官员的本性。官员无论头上有什么光环，也毕竟是人。让个把官员有超群的品质，证明人性善的观点是可以的，但要让所有官员都这样，就不可能了。如何去监督船上的官员秉公执法呢？即使派了监督官员的官员（可称之为宪兵），这些官员也还是人，改变不了人利己的本性。
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官员面临两种选择。
一种是与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润；一种是坚决执法，却使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受威胁。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里，诡称他们暴病而亡，对船主不是什么难事。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时，老鼠们更敢大胆妄为了。
其实当时政府既没有乞求船主们发善心，又没有派什么官员，而是聪明地对制度本身进行了修改。
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当按上船时的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至于有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与船主无关，能到多少人才至关重要。
这时船主就不想方设法多装人了。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正如牧羊人不会虐待自己的羊一样）。
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一七九三年，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一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在四百二十二个犯人中，只有一个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到澳洲的人数和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点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