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劳动力是德国这部战争机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奴役占领区的劳动力是德国对外掠夺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弥补德国劳动力的不足，早在1930年5月23日希特勒就指出：“非德意志地区的居民不服兵役，可以提供劳动力”。欧战爆发后，德国把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源源不断地劫到德国服劳役。然而，在占领区为德国服劳役的人数远远超过在德国本土服劳役的人数。据不完全统计，服劳役的战俘1940年为34.8万人，1941年为131.6万人，1942年为148.9万人，1943年为162.3万人，1944年为183.1万人。此外，希姆莱于1942年春决定，要最大限度地使用集中营里的劳工，于是，在纳粹集中营中又增加了“劳动教育营”、“外国民工营”和“强迫劳动营”等新的类型。数百万囚犯被迫为德国人无休止地干活，直至累死。
5.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
在德意法西斯建立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已着手在亚太地区建立其殖民帝国，并于1940年8月将其称为“大东亚共荣圈”，妄图以“共存共荣”的口号美化其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实际上，“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法西斯以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占领和奴役亚太各国和地区、实行残暴殖民统治和疯狂经济掠夺的一幕丑剧。它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而产生，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矛盾的加剧而逐步形成的，它是日本对外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早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1916年，后藤新平向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1917年，西原龟三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并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大而逐步充实和完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皇国与盎格鲁—萨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最大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这种东亚联盟思想为后来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6年8月，广田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走上了全面征服中国的战争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为了“膺惩中国”，“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10月1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纽，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
11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3项原则：（1）善邻友好。中国放弃抗日，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共同防共。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区驻兵，内蒙作为特殊的防共区域。（3）经济合作。中日经济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公民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给予日本在华北与内蒙以开发资源之便利。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被称为“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物资供应和对美英关系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首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4个年头，然而其最终解决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同时，日本在政治上的“策略攻势”也未能奏效，除拼凑一个实力有限的伪“国民政府”外，远未实现其分裂蒋介石政权并使之屈服的目的。当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使那里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其次，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重要的军需原料均不能自给，战时石油自给率只有5%～10%；铁沙、铸铁、铜、铝、棉花、铅、锡、锌、羊毛等自给率也很低，分别为23%、70%、59%、30%、20%、8%、29%、29%、5%。此外，如橡胶、锑和镁，日本完全没有或几乎没有。由于侵华战争陷入持久战，日军军费空前增加，国内矛盾加剧，特别是军需物质日益短缺，即使是尽力搜刮中国东北和其他占领区的财富，也不能满足其庞大的战争消耗。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的橡胶、锡和石油等丰富的战略资源，日军的战斗力就能获得划时代的充实和扩大，并为实现其称霸大东亚的野心创造条件。
再次，中国是日、美、英帝国主义角逐的主要对象，它们的矛盾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而日益尖锐，美英不能坐视日本独占中国。1940年1月26日，美国废除《日美通商航行条约》，限制对日本的军事物资出口。这对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迫使它建立自给经济圈。另一方面，日本对美英援助中国大为恼火，认为中国的对日攻势由于英美的援助而得到加强。因而，日本谋求侵占东南亚，切断援华路线，孤立中国的抗战。此外，东南亚对英美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工业所需橡胶和锡的80%来自东南亚。日本如果控制了东南亚，对英美的军事和经济都是沉重打击。于是，“南进论”在日本迅速抬头。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它于7月26日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局限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会见记者，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政略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的认可。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东亚新秩序”的延伸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恶性膨胀。“东亚新秩序”是日本军政当局在面临中日战争长期化的情况下发表的政策声明。其主要内容是，“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巩固东亚和平”，实质是把被肢解的中国作为日本的附属国，以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大帝国”；同时也有其策略性的一面，意在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实施诱降，以结束中日战争。“大东亚共荣圈”则是日本军政当局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做出的极富冒险性的战略决策，旨在推翻英美等西方国家旧殖民统治，建立日本领导下的“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实现日本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和殖民统治。
哈尔滨平房地区的日本“731部队”细菌工厂残迹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陆军南方军在马来半岛登陆，进攻菲律宾群岛，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日本法西斯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2月10日，日军大本营和日本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此次对英美的战争及今后随着形势演变发生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统称“大东亚战争”。12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使用这一名称，并由内阁情报局公布：“此次对美英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称为大东亚战争。这是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目的的战争，但并不意味着战争地域仅限于大东亚。”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军政当局把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12月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看成是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进行的同一场战争，有着相同的战争目的和战略企图。
1941年11月，日军参谋部和军令部就南进的作战计划达成最后协议，确定要攻占的范围大致是：缅甸、马来、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岛、婆罗洲、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等地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本基本完成对“大东亚”的征服，控制了西起缅甸、马来亚，东到中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北达阿留申群岛，南抵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亚洲太平洋广大地区。日本法西斯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正在变为现实。
对日本法西斯来说，殖民征服的过程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逐步建立的过程。针对各占领区的不同特点，日本军政当局采取不同措施进行控制，使其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和1940年在中国沦陷区扶植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同年，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控制德古政权，把印度支那变成日军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据点和军事基地；1941年12月，日本政府又实现对泰国的“和平”进驻，迫使签订同盟条约，答应给予日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面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南方各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和军政一体化，以便对战略资源进行掠夺，加速战争机器的运转。1942年6月，大本营在南方军中设立军管总监部，以统辖和指导各军管区。为缓解被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日本军政当局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不同需要，对各占领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在印尼，日本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原荷属东印度分为3个不相统辖的行政单位（爪哇、苏门答腊和由日本海军管辖的部分地区）。在马来亚，日本取消了英国时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在统治体制上的区别，将马来亚分为8个省，均由日本人任行政长官。对菲律宾和缅甸，日本占领者在确保控制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自治权。1942年1月成立菲律宾政务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由日本顾问控制其大权；8月在缅甸成立以巴莫为首的缅甸“行政委员会”，但大权同样操纵在日本顾问和日本军事当局手里。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后，与盟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夺。为加强日本和被占领地区的特殊关系，完成“大东亚战争”，东条内阁决定建立一个特殊机构。早在1942年2月，日军刚一占领新加坡，陆军省兴亚院和企划院就研究了“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的设置方案。经过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规定新省的宗旨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11月1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4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同时，原拓务省、兴亚院、对满事务局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并入该省，这样便大大限制了外务省的权限，东乡外相曾辞职以示反对。大东亚省的设置意味着被占领区实际上成为日本的行政区，日本与被占领国不再具有普通的外交关系，“大东亚地区之外交官和领事……乃是披着外交、领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员。”所以，大东亚省的设置是日本法西斯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采取的殖民政治的重要步骤。
1943年2月，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败并被迫撤退，此后开始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守势，战争态势进一步恶化。为应付盟军的猛烈进攻，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在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其中，第一条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战争，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进一步强化和整备战略态势，坚持战争的主动性，以适应世界形势。”第二条规定：“整备政略态势应以强化诸国诸民族对于帝国的战争合作，尤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着眼点。”基于这种目的，日本于10月30日同江伪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并承认缅甸和菲律宾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的“独立”，其外交权和军队的编制与指挥权均由日本控制。这种战略上的调整是日本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所做的极为有限的让步，意在拉拢各傀儡政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卖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