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了。格廷根都见不到小伙子了。安德烈亚斯年龄太大，但弗洛伊德的两个儿子应征入伍了。大师感到非常担心，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民族主义危机。尽管如此，“精神分析医生们”还是聚在一起开会，激烈争吵。
露在工作，写了《肛门与性》一书，这也许是她对精神分析学的最大贡献。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作品中三次引用了它，这对他来说是非常罕见的。那本著作后来在1916年出版了。
他们不断地互相通信———露这方面没完没了———谈论自恋癖、小儿神经症和病人这样那样的症状。弗洛伊德像平常那样条理清晰地给她以答复。
关于战争，他们也谈得很多，但露主要在《日记》中谈，她花了很多篇幅来写她不可避免的痛苦：战争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爆发。她住在德国，爱德国，在德国写作，把德国当做自己的祖国。她痛恨战争，认为战争是那些疲惫的老国家所寻找的兴奋剂。任何一个过着真正和有创造性生活的人，都不需要那种兴奋剂来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可是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战争，因为我们都是自己和别人的凶手。如果她有儿子，她也会送他上战场。
露奋起反对一种陈腐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如果由女人来实行统治，那就不会爆发战争了。愚蠢！因为母性要求人们善待自己的家人，却要自己的儿子去进攻和仇恨别人。她讨厌咖啡馆里的那种陈词滥调，那些人为战争辩护和宣传，声称只有敌人的动机是邪恶的，而“我们”却是为显示自己的勇敢而战。总之，战争无非是一时的堕落，重新回到了原始状态。
她在报纸上与最著名的评论家论战，本子上写满了“目睹之事”：火车上挤满了伤兵和妇女，妇女们自豪地展示着她们缠满绷带的儿子。她还记下了她的熟人们阵亡的儿子，并写信给弗洛伊德......
而弗洛伊德是个极端的愤世嫉俗者，他的这种感情是露所不知道的。于是，露又告诉他，“在人类的活动后面有一个深渊，最高贵和最邪恶的冲动根据情况在那里交替出现，没有人能分得清，所以最后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这是弗洛伊德写给亚伯拉罕的结论：“她的乐观主义根深蒂固，我们无法动摇。”然而，这种乐观主义却被这一批评纠正了：“战争......我不相信战后还会重新找到快乐。”
即使“伟大的战争”结束后也如此。瞧它让参战者处于何种境地！法兰西的国土遭到了轰炸，伤亡惨重。战争如同真正的屠杀，使它丧失了40万人。所有的年轻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阵亡了。这个国家再也站不起来了，尽管美国人的最后来临把它从失败中拯救了出来。
德国呢，无论是这次还是20年后，都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打仗，这就产生了另一个观点。但它失去的人比法国还多，它被毁了，没有粮食，疲惫不堪......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它的货币大大贬值，买点土豆得用独轮车推着钞票去。国内的有关党派还策动了巨大的内乱，他们以为夺权的时候到了。
当露听到这个消息时，她哭了一夜。财产被“她”的俄国充公了，她生活拮据，家中也没有任何消息。1917年的革命使她极为恐慌，她去向弗洛伊德诉苦，想寻求安慰。弗洛伊德像往常一样，和言细语地回答她，还说了这么一句完全符合他的风格的话：“我觉得革命结束之前不可能同情革命，所以革命的时间不会太长。总之，人们成了反革命，正如席勒在法国革命前就已经反叛一样......”
他找到了他以为已经失去的一个儿子，但觉得那头“人兽”还是那么可怕。难以驯服，无法驯服。
1918年，露在烛光下给他写信。格廷根已经没有电灯，也没有取暖的木炭。弗洛伊德在维也纳承认说：“我们都是饥饿的乞丐。”他当时给匈牙利的一家杂志供稿，要求用土豆来代替稿费。
食物匮乏的人们又遭到了西班牙流感的打击。在德国，混乱和饥馑长达几个月。
在格廷根，露步履蹒跚，再也不能外出旅行了。她甚至没钱买车票去布达佩斯开会。从1914年起，俄国给她的年金似乎已成泡影，那时，她的病人还不多。后来，情况好转了，她甚至超负荷工作，弗洛伊德提醒她说：一天看10个病人，太多了！
在艰难的岁月里，是他在经济上资助露。当格廷根的屋子需要修缮时，是他付的钱。当他获得歌德奖时，他得到了一大笔奖金，他把奖金的一部分给了她。幸亏，除了旅行，露的所需一直很少，屋子她已经买下了。我们不知道安德烈亚斯是否负责一部分家庭开销，如果负责，那说明他还在大学里领薪水。露在她的《日记》中没有记这类事。
战争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传统的治疗已无法应对。医生们发现，有个叫弗洛伊德的人有些办法，尽管他当时还不出名，并且受人诋毁。精神分析这一学科，他为之做了那么多斗争，这时开始得到承认了。
于是，1923年，露在柯尼斯堡①住了半年，同时给5个医生和他们众多的病人作精神分析。那一阶段的工作很累，但也很让人满足，因为她替他们治好了心理疾病，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她写信给当时住在瑞士的里尔克，告诉他自己在干什么，心情如何，说自己的信心恢复了。她认为，对艺术家来说，艺术作品就是拯救之路，精神分析不但在某些方面可以“摆脱魔鬼，而且能捕获带来创作灵感的天使”。
她被召到慕尼黑的一家疗养院里，那里住的主要是妇女。她在那里呆了几天，后来发现男院长完全放纵自己的生理欲望，和所有的女病人睡觉。露并不是一个假正经的女人，但她不喜欢这样，于是，她回到了格廷根。
在那里，她耐心地倾听神经官能症患者和歇斯底里者说话，也写点东西：替弗洛伊德主持的《意象》杂志和《文学回声报》写些文章。她发表了战前写的一些东西，还有一部滑稽的诗剧，剧名叫《魔鬼与她的祖母》。但真正吸引她的还是病人，她也担心自己的几个哥哥，她知道他们生活在危险之中，希望能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写信给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一个重要成员，此人以前曾疯狂地追过她，名叫乔治·勒德布尔，但他连拆都不拆就把信退回来了。
①即加里宁格勒。
我们不知道她在森林中遇到一些英俊的偷猎者时是否曾与他们举行“爱情的盛宴”，也不知道她是否有此愿望。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她写了一些很绝对的东西，说妇女到了一定的年纪，性欲就会消失。她本人呢，快到6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病，头发几乎（暂时）掉光了，人也比以前更瘦。她戴着一个花边圆帽，承认说她第一次感到“到了另一头”。
她的头发重新长出来了吗？她重新恢复了镇定。她失去了一直以来的那副青春模样，但没有失去魅力和活力，也没有失去她身上一直存在着的对生活的爱。然而，她显然已不再需要捕捉男人的目光，也不需要随之而来的事了。在弗洛伊德1929年的一封信中，在两段文字之间的转折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很高兴地看到，你年老的丈夫给你的印象比以前更可爱了，我的意思是说‘更适合’晚年生活。”无法找到露回答这句话的回信，不过我们可以想像，自从不再害怕失去她以后，安德烈亚斯便变得文明多了，他们现在能真正说上几句话了。但她必须大喊，因为他已经重听了......
没关系。那几年，她觉得生活很享受，尽管那个阶段工作繁重而辛苦。她写信给里尔克说：“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使我如此快乐，以至于即使我现在成了亿万富翁，我也不愿意放弃工作。”
她一直想着她在第一本书《为上帝而斗争》中提出的那些问题：信仰的消失，对上帝的怀念。精神分析的研究和实践远没有使她忘记这些问题，反而使她相信，越接近生命之源，离造物主便越近。她坚决否认宗教与性的一切关联，却又承认上帝的存在也是性爱的反映。毫无疑问，享乐不会玷污宗教，或者说，露在内心深处把祈祷与性联系在了一起，祈祷和性永远是互为依存的。
当精神分析学家们有机会听到和读到她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时，他们都感到惊讶，弗洛伊德本人也不例外。但他永远感谢露的诚实，支持她的观点。支持什么或反对什么，露总是坦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弗洛伊德忠实的弟子中，费伦茨和亚伯拉罕和她关系密切。三个朋友在乔治·戈罗代克家里一起住了几天。当她在上巴伐利亚的一家疗养院工作时，费伦茨曾向院长担保，说她医术高明。
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
如果说露也有厌烦的时候，那是因为远离了弗洛伊德。不过，弗洛伊德很快就邀请她在维也纳住上几天。她住在他家，小山路19号，这个地址后来很出名。露住在弗洛伊德家的客房里，客房的窗户朝着小院。她在那里呆了6个星期。弗洛伊德的母亲和妻子对她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已经结婚的女儿不住在家里，小女儿安娜28岁了，还是独身，她缺乏自信。三女儿索菲长得很漂亮，但一直抵制着诱惑。她当了缘年小学老师，现在负责有关精神分析学的出版事务。失去了其他女儿的父亲，越来越想把她留在身边，把自己的本领传授给她。他对她进行了分析，发现心理治疗非常有效（别的精神分析学家也分析过自己的女儿，比如说梅拉尼·克莱恩）。他两次打发走求婚者，没让她受到太大的影响。他认为女儿现在需要女性的友谊，如果她能在露身上得到这种友谊，她会感到幸福的。露快乐的生活态度和不衰的青春将对安娜很有好处，而且，她是个出色的鼓动者，能向安娜灌输精神分析学理论。
总之，弗洛伊德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都托付给了露。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的关系还可以更近一步。在他和她之间，同时还有安娜，三人之间将建立起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安娜被热情洋溢的露吸引了，甚至有点迷上了她。当露不得不回家，重新去给病人看病以维持生计时，三人之间通了大量的信件，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好像并没有分开。两个女人以“你”相称，大家陶醉在温情之中。安娜在给露编织紧身衣，露早就不注意打扮了，常常在家里冷得发抖。
突然，悲剧发生了，弗洛伊德受到了打击：他的女儿索菲在汉堡得了西班牙流感，暴病而亡。弗洛伊德感到非常难受，自己也很快就得了病，下颚接受了第一次手术。漫长的痛苦开始了。与此同时，1920年至1930年间，精神分析学流行起来，弗洛伊德的名字出现在所有人的嘴边，他受到一些人的尊敬，也被一些人当做是撒旦或阿提拉①。一场灾难......
因为他所到之处，天真这一娇嫩的青草永远不会再长出来！
1922年9月底，露、安娜和弗洛伊德在柏林大会上相遇了。为了让他们高兴，大会的组织者马克斯·艾廷贡把他们安排在同一家旅馆里。露感到非常痛苦，担心会受到阻拦，但弗洛伊德写信给她说：“把天下无双的露带到我们身边来，她的快乐经受过各种考验......”她来了。
安娜进步很快，尽管她在生理上对男人的抑制可能非常困难，但父亲给她的压力太大了，他不能失去她。但安娜从露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据难以查证的传言说，包括对同性恋的爱好。她幸福地成了儿童精神分析学的专家。
①阿提拉（约猿怨缘—源缘猿），匈奴王。
对露来说，在柏林度过的那段日子非常充实。在艾廷贡的帮助下，她看了许多病人，进展顺利。她和弗洛伊德父女的亲密关系达到了顶点，两个女人甚至一起作了一次长途旅行。
晴天霹雳：1923年2月，弗洛伊德的下颚形成了一个肿块，他预感到那是癌症，尽管谁也没有对他说什么。他还是继续抽烟。肿瘤越来越大，他悄悄地去看了一个专家，专家建议他马上动手术。他第二天就动了手术，但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大出血，夜里又发生了一次，是邻床的病人救了他......
这次，癌症确诊了，查明了，双腭都传染上了，舌头也是。从1923年至1939年，弗洛伊德接受了31次手术，割掉受感染的组织，并接受了一次尚可忍受的补形术......痛苦包围着他，除了悄悄地偷吸雪茄。
在弗洛伊德的病痛发作之前，安娜在艾廷贡的鼓励下，准备搬到柏林来住。现在已不成问题。她离父亲从来没有这么近过。在这件事上，露也有份儿。弗洛伊德猜到了，对此非常感激。安娜成了他生活的中心，他的骄傲，他担心的对象，而露是他最关注的人。他送给她一件皮毛大衣，换下了她那件破大衣。他在泰格尔公园里给她采摘花朵，因为他经常去那里看一个专家，准备再次动手术。
对弗洛伊德动手术的事，露既感到担心，也感到气愤。他在乐观当中突然暴露出一个弱点。“我想弄清楚是谁造成了他的痛苦，我要把那家伙的手脚都拔出来！”她大声喊道。弗洛伊德嘲笑说：“你们都把脑袋靠在墙上。为什么？”
他继续勤奋工作，写作，发表，但他聋了。跟他谈话显得很艰难，于是她给他写信，继续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