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的一天，省城昆明甬道街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成春堂”的中药铺，这是由刚刚携全家自玉溪迁来昆明的中医大夫聂鸿仪先生经营的。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春节前夕（1912年2月15日），聂家喜添一子。父亲聂鸿仪给孩子取乳名为“嘉祥”，学名“聂守信”，字“子义”。他就是未来的人民音乐家——聂耳。“聂耳”这个名字是他日后到了上海“明月歌舞剧社”自己取的。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边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全家人都十分宠爱他。他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记忆力特别强，3岁的时候就能识字300多个，到了4岁，就认识500多个汉字了。母亲教他唱的民歌小调，他学几遍就会唱，大人讲给他听的故事，他也很快能够复述出来。最招人喜欢的，还是他的模仿能力。他经常学鸡、狗、小鸟等小动物的叫声，听到他觉得有意思的方言，便能一点不走样地学出来。有一次，他独自在屋里扭来扭去，哥哥问他在做什么，年幼的聂耳边扭边说：“我在学刚才来我们家的那个女人走路。”一看他那姿态，果然惟妙惟肖，把大家都逗得笑出了眼泪。由于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聂耳从小就养成了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思想品德。如爱整洁、讲卫生；与人和蔼相处；勤于跟大人一同做事。他从记事起，就牢记父母的教导，如“人穷志不穷”、“只要肯努力，穷人家的孩子也会成器”。有一年的春节，邻居有钱人家的孩子都穿红戴绿一身新衣服，聂耳依然是一身旧衣服，有个阔少鄙夷地骂聂耳是“叫花子”，聂耳被这突如其来的侮辱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从此，他坚决不和有钱人家的孩子接触。在今后他所创作的许多歌曲中，几乎处处都留下了这种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的烙印。1916年秋天，聂鸿仪患了当时无法治愈的肺结核病，过早地离开了人间。那时，聂耳才只有4岁。父亲死后，全家面临着忍饥挨饿的严酷现实。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是一位刚强能干、温良贤惠的傣族妇女。她自幼没能入学读书，靠勤奋自学识了许多字，读了《百家姓》、《三字经》等几本书。结婚后，在聂鸿仪的帮助下，她学文化，并逐步掌握了中医中药理论和医术。丈夫死后，她不仅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而且承担了教育子女的全部责任。经过鉴定医生的官方考试，她取得了行医的资格。每天，她一个人又看病又配药，依靠有限的诊药费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足部分，她就用晚上替人家洗衣服和做针线活来弥补。聂耳最初的启蒙教师是母亲，在母亲的耐心教育和严厉督促下，他5岁时就能认1000多个汉字了，而且对每个字都进行认认真真的“描红”。母亲总是用“头悬梁，锥刺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民间谚语和警句教育孩子们，要求他们勤奋上进，不允许他们沾染半点不好的习气。
母亲还经常给孩子们唱娓娓动听的花灯调、洋琴调，把许多民间传说故事唱给孩子们听，使他们自幼在心灵深处种下了喜爱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艺术的种子。
1918年，聂耳6岁了，他向母亲提出了要念书的请求，尽管家里经济不宽裕，母亲还是满足了儿子的愿望。
当时的昆明师范附小，要求学生一律穿蓝色制服，戴蓝色大檐帽，上边佩一枚铜制鸡心形帽徽。为了缴制服费和学杂费，母亲只好忍痛典当了父亲留下的唯一的“财产”——八音钟。
初小一年级的课程是国文、算术、修身（相当于现在的思想品德课）、体育、手工、图画和唱歌。聂耳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读书很用功。有一天下大雪，很冷，母亲说这样的天气就不要去上学了。她一是怕聂耳衣服单薄会冻病了，二是觉得这样的寒冷天里是不会有人去上课的，老师也不一定会来。聂耳却仍然按时来到学校。班里只来了三、四个同学，他们的杨实之老师不但照常给他们上课，还赞扬他们不怕苦勤奋读书的精神。凭着这股精神，期末各科考试，聂耳都名列第一。
一天，聂耳见母亲在一边暗自流泪，才知道家里欠了房主几个月的房租，就要被房主撵（ni3n）出去了。聂耳和两个哥哥商量，决定背着母亲到外边去干点临时工，挣些钱以解家中燃眉之急。当时，两个哥哥的年龄分别为13岁和10岁，聂耳只有7岁。
他们手牵手沿着昆明的街道从南走到北，从东找到西，几乎所见到的百货商店、酒馆茶楼、杂货铺子都问遍了，可由于年龄小，没有一家肯用他们。最后，兄弟3人满怀沮丧，饥肠辘辘地拖着沉重的双脚回到家里。
1922年，聂耳从昆明师范附小初小毕业了，他本以为自己学习成绩优异，准能升入本校高小。但校方却宣布：凡已参加“童子军”的，可直接升入本校高小，未参加“童子军”的，一律转到私立求实小学高小就读。
“童子军”是国民党时代在小学实行的军训化组织。聂耳由于家境贫寒无力购置童子军服等衣物，因而没有参加这个组织。虽经聂耳再三力争，却最终未能留在昆师附小。
私立求实小学，是由昆明市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苏鸿纲先生筹资创办的。由于没有校舍，只好借用位于市中心的孔庙（今天的文庙）上课。在开学典礼上，聂耳聆听了校长的讲话，得知求实小学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兴办起来的，心中感动不已。这一年，聂耳被推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并任本班的班长。
不久，孔庙要修缮，有关方面让求实小学暂时迁出，待完工后再行迁回。然而他们却自食其言，事后拒绝学校迁回。学校因而面临被迫停办的命运。聂耳作为大家推选的学生代表，与苏校长一道到孔庙当局那里去进行说理斗争，又到教育主管部门请愿，均遭无理回绝。在聂耳等学生积极分子的组织下，学校成立了宣传队，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演讲，呼吁各界人士给予同情和声援。经过几天的斗争，果然得到各校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求实小学的全体师生重新得到了他们的校舍。
为了表彰聂耳发奋学习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学校特颁发给他一张“第一号褒状”的奖状，以资鼓励。
到了1955年，原求实小学校长苏鸿纲先生还在《云南日报》上追述道：“聂耳同志小时候就具有正义感和与恶势力斗争的精神。”
聂耳自幼喜爱云南丰富优美的民歌、花灯、滇剧、洞经调等民族民间音乐。“当一个音乐家”，是聂耳少年时代美好的梦想。
由于生活所迫，聂耳的母亲带着孩子们几次搬家。他们在端仕街居住时，不远处有一家小木器店，店主是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闲来喜欢吹吹笛子。聂耳被邱师傅的笛声吸引，听得十分入神。终于有一天，他向邱师傅学会了吹笛子。
而后，他又向一位小学老师学会了拉二胡。后来，他又先后学会了弹弄三弦和月琴。
1924年11月1日，学校正式成立了“私立求实小学校学生音乐团”，聂耳和两个哥哥都是这个乐团的成员，同学们一致推举聂耳担任音乐团的指挥。
然而，到了高小二年级，聂耳再次面临着失学的威胁。由于家中经济实在困难，学校同意将聂耳的学杂费减免一半。这在当时的私立小学里，已是十分难得了。但另一半费用上哪儿去弄呢？母亲终于咬咬牙，卖掉了被典当又曾被赎回的那只八音钟。
失去了心爱的八音钟，全家人都难过得哭了。从此，聂耳变得更加懂事，也更体贴母亲了。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从未买过一本教科书，都是借同学的书来一本本地抄写，抄得十分认真、工整。他一点也不觉得这样做有多么辛苦，反而为能够省下买课本的钱而感到欣慰。他认为这样整本地抄书，可以熟悉课文，巩固记忆，对学习更有利。就这样，聂耳使用着手抄的课本，在班上始终保持着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
1925年7月，聂耳高小毕业了。考虑到家庭实际经济状况，聂耳接受杨实之老师的建议，考入了因允许走读而相对收费较低廉的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当时的中学多为住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