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曾在1875年经营过湖北省的广济、大冶煤铁矿。盛宣怀一直主张企业要走官督商办的路，但由于当时如果官督商办，则有人主张把煤铁厂合并到招商局，而招商局当时盛宣怀还没有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最后不得不走官办的路。
盛宣怀办矿走的是先煤后铁的思路。煤矿先勘察的是兴济，但发现煤质不好，煤层也薄，无开采价值。随后在荆当发现了煤质好又易开采的白煤。接着又勘铁矿，结果在大冶发现了有开采价值的富铁矿。用大冶之铁矿石和荆当之煤，终于在1878年炼出了铁样，初步获得成功。
但是荆当的煤，要开采出来并修铁路运至大冶，开矿加铁路的修筑费用共需50万两以上。而当时的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所领官本还不到20万两，而且在勘探过程中已花去一半，所以资金成为一大问题。办法一个是增加官本，另一个是招商集股。当时官府经济很困难，增加官本不可能，因而只得改走招商集资之路。
盛宣怀按照李鸿章的意思，于1879年结束官办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另开办了官督商办的荆门矿务总局，进行招商集股。但是由于商人对其发展前途心存疑虑，所以招商并不顺利，只集到资金5万两，与所需款数相差甚巨，于是只能小规模用土法采煤，洋法炼铁。但因运输困难，成本昂贵，再加上经营管理不善，结果荆门煤矿未能扩充开采，大冶铁矿亦未能开办，已经负债累累，因而不得不被迫停办。这对盛宣怀办洋务无疑是一大打击。
盛宣怀在湖北办煤铁矿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却积累了经验，而且也为以后湖北发展煤铁矿打下了基础。以后张之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办了采煤采铁和冶炼的汉阳钢铁联合企业，这就为以后在1896年，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发展我国的钢铁生产创造了条件。
当袁世凯从盛宣怀手上夺走了招商局、电报局后，在盛宣怀手中只剩下汉阳铁厂这个大企业了。过去，资金不足时，还可以在几个大企业之间互相通融拆借，现在汉阳铁厂为了发展而需要大笔资金时，就只有走借款一条路了。
江西萍乡煤矿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汉阳铁厂的炼焦煤而开办的。为了扩大汉阳铁厂的炼铁能力，从1898年开始盛宣怀集中力量建设萍乡煤矿，共投资300多万两，其中借德国礼和洋行100多万两。到1904年萍乡煤矿及运煤的铁路建成，才基本上解决了汉阳铁厂的用煤问题。
汉阳铁厂产的钢材，一直因含磷量太高，技术上又难以解决，而影响了产品的质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派懂炼钢技术的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赴欧洲考察，才知道大冶的铁矿石含磷高，而原来购买的炼钢炉采用的是酸法，不能除去磷的杂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废弃原来的设备，改用马丁碱法之炉炼钢，这一改换炼钢炉，前后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这期间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由于炼钢质量问题解决了，从而彻底解决了市场的销路问题。
汉阳铁厂最棘手的两个问题，即焦炭和钢材质量问题解决后，正赶上各省兴建铁路的高潮，而盛宣怀又用邮传部权力下发公文，要各省一律购用汉阳铁厂的钢轨和有关部件，因而也打开了销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竞争实力，盛宣怀又呈请批准再减免十年税厘，为汉阳铁厂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盛宣怀一直有煤铁合为一家的设想，但是过去因为煤矿和铁厂在经营中各有困难，分头各自克服和解决困难，条件还好一点，合起来解决就难上加难。现在煤矿的开采和运输问题解决了，铁厂的质量问题也根除了，所以形势有利于煤铁的合并。盛宣怀随即准备成立合并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1908年各种工作准备齐全后，盛宣怀正式上奏清朝政府，要求成立汉冶萍公司。理由是除了保证煤铁生产的协调外，还要归还借款和扩充炼铁能力，以增加竞争的实力。清朝政府批准了汉冶萍公司的成立，将督办改为总理，盛宣怀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理，汉阳铁厂的总办李维格任命为协理。从此汉冶萍公司走上了正规的发展道路。据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夕，公司的生铁产量达到10万吨，钢产量达到6万吨；萍乡煤矿的产量也达到600万吨。这在当时的世界钢铁企业中，也算是规模比较大的厂子了。
对于这样大的企业，外商早就企图达到控制它的目的。盛宣怀虽然一直对其有所警惕，但由于资金一直短缺，最后也逃不脱外商的控制之手。
汉阳铁厂在建厂之初，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炼焦煤而影响了发展。日本的八幡制铁所这时看准了大冶矿山的富铁矿，就通过外交途径向张之洞和盛宣怀提出，日本用焦煤向中国交换铁矿石。开始的时候，日本提出在大冶租山自挖，被盛宣怀拒绝了。后来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煤铁互售合同》，中国每年卖给日本铁矿石五万吨，日本卖给中国焦煤三、四万吨。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合同是平等互利的，但一些附加条件，却使中国丧失了主权。一个条件是日本派人常驻铁矿山，监督铁矿石的生产，这为日本向铁矿山渗透创造了条件；另一个条件是日本派轮船直接到大冶装运矿石，丧失了内河航运的主权。
盛宣怀在接办汉阳铁厂时，曾向德国礼和洋行借款100多万两，因而工厂的技术人员也都聘用德国人。这些技术人员多专横跋扈，不听中国人的指挥，所以盛宣怀对此很有意见。正好这时曾任清政府实业顾问的日本人西泽公雄，改任大冶的技师，他就利用这个矛盾，逐步扩大日本人在大冶的势力，以排挤德国人。
由于缺乏资金，盛宣怀向德国的第一笔贷款用完后，又准备以矿山为抵押，向德国借第二笔500万两的贷款。西泽公雄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这是日本进一步插手大冶的极好机会，因而立即报告日本政府，要日本抢先贷款，以达到控制大冶的目的。果然，日本先行一步，于1904年签订了向汉冶萍公司贷款300万元的协议，此后日本人就逐步将德国势力排挤出了汉冶萍公司。
当然，日本将德国势力从汉冶萍排挤出去，还不等于就完全控制了汉冶萍公司。日本人是一步一步地达到控制汉冶萍的目的的。1904年日本贷款300万元，是通过日本兴业银行进行的。在贷款的谈判中，日本提出以大冶铁矿及其附属物和机器为抵押，在借款还清之前，不得再向其它人出卖或抵押。这等于是将全部矿山抵押掉，以后如再需借款时，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押了。盛宣怀开始时对此坚决不同意，但在日方的不断威胁和利诱下，最终还是答应了日方提出的以30年为期限，拿矿山及其附属物件作抵押，聘用日本技师等要求，从此日本的势力开始控制了大冶铁矿。随后，1906年又向三井洋行借款100万元，以汉阳铁厂的动产和所产钢铁为抵押；1907年再向正金银行贷款200万元，以萍乡煤矿的财物作抵押。这样，日本通过贷款的手段，就将大冶铁矿、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了。所以从表面上看，汉冶萍公司的成立，是经营扩大和发展的产物，为我国钢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从实质上看，它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蕴藏了日本势力的侵略和控制，盛宣怀也就逐步变成了日本侵华势力的代理人。
盛宣怀入了日本人的圈套，成为日本人在汉冶萍公司的事实代理人，是经过一个过程的。盛宣怀在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外方设置各种陷阱、诱骗，还是有所警惕和认识的。但是随着盛宣怀官作得越来越大，洋务办得越来越大时，他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实现更多更大的野心，也就明知有陷阱，而却自愿坠入其中了。
汉冶萍公司成立之初，据盛宣怀的估计，汉阳铁厂的股本银1200万余两，萍乡煤矿的股本银700多万两，加外债商欠1000万两。当时借日本贷款不足500万两，其所占的资本比重不大，还不致落入外商之手。可是后来盛宣怀为了扩充汉冶萍公司的实力，又频频向日本借款，到辛亥革命前夕，短短的三年间竟向日本借款达1200万日元，为公司成立前的二倍以上。所以汉冶萍公司逐步落入日本人之手，盛宣怀当然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盛宣怀怎么落入日本人的圈套？主要是日本人利用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说教，借盛宣怀对欧美列强侵华的警惕，拉拢盛宣怀，使盛宣怀自觉不自觉地上了日本人的船，成了日本人侵华政策的俘虏。这在盛宣怀1908年赴日本就医时，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中林雄次郎在与盛宣怀的说话中，双方都认为两家钢铁公司名誉远播，因而引起欧美同行的抵御，从这两家要联合起来加以对付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证。后来汉冶萍公司与美国的大来公司，曾商谈美商购买大冶铁矿石和生铁的合同，被日本发现后，立即兴师问罪，认为大冶铁矿为日本专用，绝不允许汉冶萍公司卖给他人。日本人已经飞扬跋扈地把大冶看成是自己的地盘，绝不许其他国家染指了。
当然，日本人对盛宣怀也是有拉有打的。他们一方面用各种办法压盛宣怀就范，为日本人服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逼盛宣怀太急，还要为他保个面子，留点出路，以便于更进一步利用盛宣怀。如1911年盛宣怀正与日本正金银行谈判1200万元的借款时，正是盛宣怀因川汉、粤汉铁路借款事受到朝野攻击之时，而且汉冶萍公司又有几名董事不是盛宣怀的心腹，他们可能在董事会讨论时加以反对，日本人就很理解盛宣怀的处境，从多方面给以谅解和保护，以免造成盛宣怀的垮台。
其实，盛宣怀在汉冶萍公司的问题上，一再向日本人让步，也一步步受到日本人的控制，还有他个人的原因。盛宣怀是清朝末年借办洋务成长起来的一个封建官僚资本家。他除了在政治上依靠李鸿章的提拔推荐，一步步爬上了大官的地位外，还借办洋务积累了相当的个人资产。在袁世凯将招商与电报局收走后，盛宣怀就将个人的资产大部投入了汉冶萍公司中。但因政治的风浪动荡不定，盛宣怀很担心万一天有不测风云，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他在汉冶萍的投资会全部化为泡影。所以盛宣怀急于想从借外债中谋取手续费，通过大量借外债的抵补，设法将自己投入的资本抽回，所以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日本人低头，将主权出卖给日本人。到辛亥革命时，日本人以在大冶保护筑路矿产为名，驻有日本军队，已经以主人自居。汉冶萍名为中国人办的公司，实际上已变成日本人所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