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30日,上海人民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顾正红和逮捕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遭到了英租界巡捕开枪扫射,当场死伤数十人。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国内各地人民群众纷纷奋起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和中国人民反帝革命风暴的到来。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东。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书记陈延年召开区委会议,研究在广东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会议决定,派人去香港、沙面,发动工人罢工,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去香港发动工人罢工,是个艰巨的任务。派谁去呢?
大家考虑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有实践经验。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邓中夏同香港工会代表团中的各派工会负责人有广泛的接触,他们对邓中夏广博的知识,精辟的言论,敏捷的辩才,政治家的风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会议决定,把这个重任交给邓中夏。
邓中夏来到香港,同在香港工作的广东工运领袖杨殷一起,找到中共香港支部书记黄平,召开党团员会议,研究发动工人罢工的问题。
会上,邓中夏介绍了五卅惨案的真相。他说:“几十年来,我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实在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为了向英帝国主义表示最强烈的抗议,为了推动革命高潮向前发展,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发动一次大罢工。希望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为这次罢工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如何发动工人罢工,请大家提出意见。
参加会议的人,对发动这么大规模的罢工,信心不足。他们说:
“上级的决定,我们拥护。可是,就靠我们这一二十个人,能把香港几十万工人发动起来吗?”
“香港工会很多,大都是旧式的行会组织。拿最大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来说,会长谭华泽,就是个买办。这样的人,这样的工会,能跟我们走吗?”
邓中夏认为,从主观力量上说,要发动一次大罢工,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既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又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他说:“五卅惨案爆发之前,谁能想到在中国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呢?目前,尽管我们有很多困难,但有利条件还是有的。比如,苏兆征领导过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工人中很有威望。在他的影响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会跟我们走的。另外,电车、华洋排字、洋务等几个工会,是共产党领导或受共产党影响的。我们只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罢工是可以发动起来的。”
邓中夏继续说:“大家都知道,香港工人对英帝国主义是非常仇恨的。仇恨,是埋在工人心中的炸药。现在,炸药还没有点着,大家还看不到它的力量。炸药一旦点燃,大家就会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大。要把炸药点燃起来,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二是从上边争取那些行会组织的头面人物。”
大家对邓中夏的许多观点是赞同的,只是对争取行会组织的头面人物参加罢工,有人觉得困难较大。
有人站起来问:“这些人,不是把头,就是买办,成天只知道敲诈勒索,喝工人的血。他们能参加罢工吗?”
杨殷说:“这些人,名利熏心。没有名,没有利,他们是不会干的。”
“对。”大家表示赞同。
邓中夏说:“这一点,我们已经估计到了。他们既然要名、要利,我们就抓住这一点做工作,给他们名、给他们利。他们参加罢工,就可以得到爱国的名声,也可以得到罢工经费的实利。如果他们不参加罢工,一旦工人跟着我们走,他们的名、利,也就完了。所以,争取这些人参加罢工,是完全有可能的。”
邓中夏的分析,合情合理,发人深思。大家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为发动罢工贡献力量。
香港的工会很多,派系复杂,乱如纷丝。邓中夏纵观全局,从这团乱丝中理出一个“头”。这个“头”,就是工团总会。
说工团总会是个“头”,有两条理由。第一,工团总会所属工会多,有70多个,占全港工会总数一半以上,对罢工有举足轻重之势。第二,香港的工会,很多都被黑社会头目控制。在香港发动罢工,必须取得这些头目的赞助才有可能。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交际部主任梁子光,都是黑社会中的头面人物。只要把他们争取过来,就可以影响其他头目。
从哪里下手呢?
邓中夏认为,苏兆征在海员中有很高声望。现在,他虽然不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会长,但可以影响会长谭华泽,进而影响工团总会。
一天,邓中夏和杨殷专程拜访谭华泽。
谭华泽作为香港工会代表团成员,曾出席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一见面,谭华泽就说:“那次大会,开得太好了。特别是邓先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寒暄过后,邓中夏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来,有件重要事情,要与谭会长商量。”
谭华泽看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来找自己商量事情,十分得意,说:“只要能办到的,兄弟一定效劳。”
邓中夏说:“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最近,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发动大罢工,请谭会长大力赞助。”
谭华泽一听,显得很不自然,说:“兄弟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一定拥护。只是,罢工爆发后,如果英国干涉,出现上海那样的流血事件,怎么办?”
邓中夏说:“只要大家团结,齐心,英帝国主义就不敢怎么样。”
杨殷趁势捧谭华泽一句:“谭会长热心爱国,这次一定全力支持。”
谭华泽欲退不能,就来了个顺水推舟:“兄弟爱国不敢为人后。既是这样,我和会里同仁商量商量。”
邓中夏、杨殷旗开得胜,接着去找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
杨殷在香港工作期间,已经和黄金源交上朋友。他和黄金源介绍邓中夏,说明来意。黄金源张口就问:“罢工以后,各工会由谁领导?”
邓中夏就说:“罢工由各工会发动。罢工工人回广州后,仍由各工会自己管理。”
黄金源又问:“上面由谁领导?”
“准备组织一个总的领导机关,吸收各工会领袖参加。”
黄金源以为大权在握,有利可图,立即表示:参加罢工。
工团总会交际部主任、车衣工会会长梁子光,从捞取名利出发,也表示赞助罢工,并答应在车衣工会举行第一次工会联席会议,研究罢工问题。
邓中夏、杨殷、苏兆征、黄平工作顺利,由点到面,逐步铺开。在车衣工会举行的第一次工会联席会议,有电话、清洁、肉菜、电车、海员、机器等工会的负责人参加。会上,邓中夏讲了这次罢工的目的、意义和要求,很多人都表示赞同,唯独华人机器会会长韩文惠没有表态。
华人机器会,是香港英国当局的御用工会。邓中夏认为,尽管韩文惠反对罢工,但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会的工人群众争取过来,便派了几个党团员去做工作。
过了几天,邓中夏又在车衣工会召开第二次工会联席会议,成立了罢工的统一指挥机构——全港工团联合会。各大工会的头头、黑社会的头面人物,如黄金源、梁子光、谭华泽、胡荫、陈锦泉、冯敬、谭海山、刘汝泉、毛士珍等,都是这个机构的成员。
当邓中夏等领导人对工会的上层人士做工作的时候,每一个党团员、宣传员都包一个地方或者若干个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木匠工会的郑全,分工向持平工会的工人宣传。工人经常去西营盘巧心茶楼饮茶,郑全也早午必到。
一天,郑全在巧心楼讲五卅惨案的真相。一个工人听了,大骂英帝国主义。正在这里转悠的警察要抓工人。郑全挺身而出,严厉质问警察:“你是不是中国人?”
一向蛮横的警察,在工人义正词严的质问下,低着头灰溜溜地走了。
经过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人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罢工条件日渐成熟。
邓中夏转回广州,和陈延年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邓中夏说,这次大罢工,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英帝国主义。参加罢工的工人,不是1万、2万,将是几十万。现在,香港各工会的领导人,以及工人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罢工工人回广州后,食宿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是关系到罢工成败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笔经费。钱从哪里来呢?
陈延年和邓中夏一起去找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他们说明来意后,廖仲恺立即表示,坚决支持罢工,答应由财政部每月拨款1万元,作为罢工经费。邓中夏随即回香港组织、发动罢工。
6月17日,邓中夏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名义,在西营盘杏花楼茶居,召开工团总会所属各工会的群众大会,由苏兆征主持。
苏兆征说:“工友们!自从五卅惨案发生以来,全国各地都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我们香港工人怎么办?为了让社会人士知道我们香港工人阶级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不愿做亡国奴,现在,我做个发起人,号召工团总会的工人行动起来,实行罢工,向帝国主义提出抗议。”
苏兆征的提议,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会上,成立了“工团总会罢工发难委员会”。
第二天,邓中夏以“宴客”为名,在杏花楼茶居举行香港工团代表会议,通过罢工日期、宣言、要求,为罢工做好组织准备。
会上,苏兆征和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交际部主任梁子光等,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号召,当场宣布,决定罢工。其他工会的负责人,也宣布参加罢工。但是,也有一些工会的负责人,对罢工缺乏信心,采取观望的态度。
6月19日,电车、华洋排字、洋务3个工会都宣布罢工了,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迟迟不动。
海员工会里,空气紧张到极点。
门外涌满着等待罢工的海员。
屋内,谭华泽坐在桌边,满头是汗,苏兆征在一边催促着下罢工令。
一些工人忍不住冲进大门,举起拳头,对着谭华泽叫:“电车、洋务工会都罢工了,我们为什么还不罢?”
“你到底下不下罢工令?”
谭华泽见人们一个个怒气冲天,喊声把房子都震动了,吓得哆哆嗦嗦地说:“罢,罢,罢”
一个海员叫:“罢就下罢工令,几个小时都过去了,你到底下不下?”
谭华泽脸色煞白,颤抖地说:“马,马上下,马上下”
罢工的命令终于下了,码头边,海面上,所有的船像得了麻痹症,一下都停下了,横一条,直一条,像死鱼一样浮在水面上
紧接着,起落货工会、煤炭工会,陆续宣布罢工。没有下令罢工的工会,是香港华人机器会。因为邓中夏已派人去它所属的工会做工作,会长韩文惠虽然没有下令罢工,工人却自动罢工了。
香港政府慌了,连忙宣布戒严令。英帝国主义者在街头、屋顶上架上机枪,连铁甲车也开了出来。到处传说英帝国主义要进行大屠杀。人们纷纷返回广州,一天达好几万。车站边,码头旁,到处睡满了等着走的人。
6月21日,广州沙面的工人也宣布罢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