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晨，下了一夜的鹅毛大雪，使整个保安成了银白色的世界。周恩来的窑洞前，一匹匹战马迎风而立，正待出发。毛泽东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个时候都瞩目着西安。西安很复杂，你们这次去，担子可不轻啊！”“上马吧，祝你们一路顺风。”张闻天、朱德、林伯渠等也一一与周恩来握手告别。朱德还把一条毛毯塞到了周恩来的马上。毛泽东等人是来为去西安共商大计的周恩来送行的。
原来，中共中央在获得西安事变的确实消息后，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正确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
17日下午5时左右，夕阳西下，一抹余辉放射出绮丽的晚霞。金家巷张公馆门前，张学良在焦灼地等待着。他已经派自己的座机去延安（在保安修建的临时机场太小，飞机无法降落，后又改在延安）迎接中共中央代表团。自扣蒋以来，张学良对如何处置蒋介石颇感棘手。他说：“抓住他（蒋）就像抓住个刺猬，拿在手里感到扎手，放在地下又怕跑了。”因此急切地盼望周恩来的到达。延安会谈，周恩来的远见卓识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曾对人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当周恩来、秦邦宪等拐进小巷时，张学良大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他见周恩来已剪去长须，笑着说：“那样长的美髯剪掉，太可惜了，”周恩来答：“我剪去长须，在城里就不那么惹人注意了，可以更方便地协助张将军排解繁难”。张学良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寒暄，随即引周恩来一行人进入客厅，以丰盛的晚宴欢迎中共代表团。
晚宴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继续交谈。张学良首先向周恩来说明发动这次事变的原因、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应。他告诉周恩来说：“蒋介石最初拒绝谈任何问题，现在已允许谈抗日问题。说凡具备条件的，他可以照办”，并表明自己的观点说：“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就可以放他回去，还拥护他做全国的领袖。”
周恩来首先充分肯定了张学良的爱国热忱，接着说道：“西安事变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中国免于亡国之祸，这是好的前途。一是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最后把他杀了，这就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反而会给日寇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是坏的前途。为了争取一个好的前途，避免另一个更坏的前途，现在就必须力争说服蒋介石，使他放弃内战政策，走上一致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不仅可以放他回南京，而且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这是因为蒋介石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这样做有利于发动全国的抗日战争。同时还必须看到，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听了周恩来对事变性质、前途鞭辟入里的分析，张学良异常高兴，他觉得有共产党给他做参谋部，逼蒋抗日的目的一定能实施，几天来紧锁着的眉头也舒展了。
会谈中，周恩来、张学良进一步商定了对南京主战派“讨伐”的军事部署，以及和宋子文的谈判条件。周、张的会谈进行的非常顺利，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
18日上午，周恩来在张文彬的陪同下，又前往止园拜会杨虎城。
杨虎城从多年与蒋介石的接触中，认为蒋介石是个毫无信义，翻云覆雨的人，一旦放虎归山，必将遭到报复，因而主张将蒋留在西安。他认为共产党与蒋介石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不会饶过蒋的。因此对周恩来谈的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感到出乎意料，但仍表示“只要副司令和中共一致，我无不乐从”，又说中共“不计前仇，真是伟大”。同时，他也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对周恩来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而我是蒋的部下，蒋放走了，一旦翻脸，我的处境与共产党就不同了。”
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虑表示理解，耐心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英美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如果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走。杨虎城表示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和当前的军事部署，但怕报复的疑虑始终没有消除。
周恩来到西安后不到20小时，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分别交谈，对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把中共的和平方针开始变为现实，充分显示了他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的灵活性完美结合的卓越才能。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由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向宋子文谈了西安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周恩来请人转告宋子文：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对周恩来的意见大感意外，又十分赞赏。他弄清了西安三方面的态度，又看到蒋介石是安全的，决定回南京报告。
宋子文回到南京后，到处说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赞美周恩来有“政治远见”，是“最了不起的人”，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这样一来，使主张讨伐的何应钦等人的气焰大为收敛。21日，孔祥熙同意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人飞赴西安，参加谈判。飞机在洛阳机场停留时，宋美龄再三关照驻洛阳的国民党空军，“没有委员长的命令，飞机不许飞近西安。”下午3时，宋等一行飞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亲自到机场迎接。当飞机降落时，宋美龄心情紧张，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支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她受到驻军的侮辱，就开枪把她打死。她带来了大批食品、用品，还给蒋带来了一副假牙。宋美龄一见张学良就说：“汉卿，希望你不要检查我的行李”，张学良答：“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随即把他们一行人连人带行李一齐送进城，只收缴了戴笠随身携带的一支小手枪。
22日当天，宋美龄与张学良会见；
23日、24日，宋美龄与周恩来作了两次长谈；
23日下午，宋子文代表蒋方，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参加谈判；
24日上午，继续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事。（三）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至此，谈判结束。
已是夜深人静，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地扑打着门窗。蒋介石孤坐灯下，骤变的风云使他那本应急速运转的大脑时常出现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谈判进行得怎么样了，忽见宋美龄、张学良等人进了屋，还没等他看清来人都是谁，就听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说道：“蒋先生，我们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时，蒋介石是校长，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彼此早就熟悉。蒋介石见是周恩来，叹了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立即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接着又向蒋介石说明中共的抗日救国政策及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明确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亡，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将自取灭亡。蒋介石考虑一下，表示三点：（一）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蒋介石已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条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即，剩下的就是放蒋的问题了。
西安三方面，除张学良外，都主张必须有保证，才能释放蒋介石。24日晚上，张学良向王以哲学等高级将领宣布，他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并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王等劝张不要送，以免蒋改变主意。张学良一定要去送，并向王以哲等交待：“关于东北军，听命于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时多和周恩来商量。”
25日下午2点多钟，张学良打电话请杨虎城去，对杨虎城说：“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并当场写了个手谕交给杨虎城。杨虎城虽不同意无保证地放蒋走，更不同意张学良自送蒋回南京，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只好同意张的意见。
张学良在杨虎城不赞同，周恩来不知道的情况下，于25日下午4时从西安机场起飞陪蒋介石回南京。
当周恩来听说张学良已和蒋介石一同去飞机场时，立即赶往机场，想劝张学良不必亲送，但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周恩来望着渐渐远逝的飞机，长长地叹了口气。
杨虎城、刘多荃、孙铭九、赵一荻默默地伫立在寒风中，一言不发。他们在祈祷苍天，保佑张学良的平安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