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2月，王韬与理雅各一起，回到香港。如果说在这之前，“未经沧海”的王韬还只不过是一个初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萌芽的“洋务秀才”的话，那么，经过此次的泰西漫游之行，他已变成了一位忧国忧时、思想日渐成熟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了。
回到香港之后，王韬首先开展了对世界史地的研究。希图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的研究，探讨其强盛之由，以期为中国提供借鉴。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共计撰写著作100多卷，主要有《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法兰西志》、《美利坚志》、《西事凡》等。在这些著作中，他本着“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的原则，对英、法、德、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研究。通过这些著作，他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法国的共和制）以及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等，较为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从而为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学习西洋、讲求西法，提供了全新的知识。正因为如此，这些著作问世后，无论是洋务派官僚，还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人士，都十分重视，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曾国藩就称赞王韬为“未易之才”，李鸿章则“许以识议闳远”，丁日昌更是谓其“能兼才、学、识三长”。稍后的维新人士如梁启超、唐才常等，也对他的这些著作，备加褒扬。这些著作传到日本、越南、朝鲜等国后，反响也十分热烈，尤其是对当时日本正在进行的明治维新，曾起有相当大的影响。
1874年，王韬曾先后担任香港《华字日报》、《近事编录》等报刊的编辑和撰稿人，并一度出任过《华字日报》的主编。通过这些活动，他获得了大量的办报经验，同时也认识到了报纸这一近代先进传播媒介，在宣传新知、议论时局、阐发思想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故而，当1871年传教士欧海理停办英华书院时，王韬便决定买下该书院的印刷厂，并易名为“中华印务总局”，排印具有维新思想和西学新知的著作。1874年1月，在“中华印务总局”的基础上，他正式创办著名的《循环日报》，并以此为阵地，大规模地宣传其变法改良主张。
王韬的变法理论发展至此已趋成熟。故而，在主持《循环日报》期间，他便开始全面而又系统地提出其变法思想及其具体主张。
王韬的变法思想，师承并发展了清代早期启蒙思想家们用治乱来划分历史发展进程的变易史观。他用传统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的变化，肯定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趋向。他认为，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至秦始皇废封建而置郡县，三代至此而又一变。明代中期以后，西方大小诸国，叩关而求互市，皆聚于中国，因此秦汉至此又为一变。故而，他的结论是：“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正因为如此，“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盖于此时而不得不变古能通今者，势也”。这个“势”，就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既然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治天下之法也就应随时势的变化而不时变通。针对封建顽固派“孔子之道不能变”的迂腐之论，王韬认为，当今的局势，是“孔子之所未料及者也”，“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这样，他就把“孔子之道”移过来，并把孔子看作是变法自强的先驱，来为自己的变法自强主张寻找理论依据。
要变法，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变”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王韬认为，变有二种：“渐变”和“速变”，但他主张渐变，反对速变。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虽变化不断，但是其变化均为平缓。他认为，社会在不变与速变之间，应该有一个渐变的过渡，否则在社会封闭、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大多数中国人必然难以承受速变，变法也就难成其功。他的《循环日报》之所以取“循环”二字为名，也是寓有从落后到进步、从不变到渐变这种“渐进循环”、不断进化的含义。
在一定要变、但又只能渐变的这一思想指导下，从1874年到1884年这十年间，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了《变法》、《变法自强》、《洋务》、《重民》、《尚简》和《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文字之多，倡导之急，在当时罕有其匹。在这一系列的政论文章中，他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并对变法的纲领与基本格局，进行了多方面的反复论证。
王韬变法自强的纲领，是由“治中”和“驭外”二个方面构成的。“治中”在先，“驭外”在后，“治中”是本，“驭外”为末。他认为，“就今日而言，本末皆应变”。
所谓“治中”，就是在变法改良的基础上，治理中国的内政，刷新中国的政治。变革封建专制政体，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进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体，这是王韬变法自强理论的中心内容，也是其“治中”的基础和核心。他在对比了中西政治制度的得失之后，指出：“试观泰西各国，凡其浸浸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他同时还比较了西方各国的政体，“泰西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这三种政体，孰优孰劣？他认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以长治久安；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必志难专一，穷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遗意焉。”也就是说，三者相较，君民共主最为理想。针对洋务派认为英国船坚炮利、工商富足是其“立国之基”的言论，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本末倒置之论，“英国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的君主立宪政体，这才是其立国之本。
要“治中”，就必须“重民”。王韬的重民思想已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所谓“君轻民贵”的思想范畴。一方面他接受了农民起义的教训，另一方面他还结合自己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观念的理解，因此提出了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进而建立资产阶级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思想。
如何才叫重民呢？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让民众自由择业，使工农商学“各操其业”，允许民间发展工商业，让民得利等。然而，在所有的重民举措中，最为根本的则是加强官民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政府要倾听民间的要求，让人民讲话。尽管此时的王韬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让人民参政议政的机构，但是，他大量介绍西方的议院制、共和国制的目的，显然已寓有此意。王韬的这一思想，冲破了当时的洋务派只强调学习西方的科技，回避甚至有意抹杀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与其富国强兵之间存在本质联系的举措，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主张以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改造和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一主张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后来提出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主张，就直接来自王韬的这一政治思想，并最终把这一思想付诸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政治实践之中。
从理论的高度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呼吁中国在思想和制度上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从而建立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强国，构成这一时期王韬思想的主旋律。为配合在政治上建立一个比较开明的、合乎资产阶级要求的君主立宪制政府的主张，王韬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改良的措施，如裁汰冗员，刷新吏制，如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如练就新军，加强海防，等等。
从总体上看，王韬的这些主张，体现了中国当时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在外国强敌的欺凌下，要求改革政治并享有政治权利的呼声，也反映了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要求强中驭外、振兴中国的强烈愿望，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想潮流。这个改革方案，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充满西方资产阶级政治色彩的独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是进步且富有战斗力的。
按照王韬“变法自强”的逻辑发展顺序，“富国强兵”之后，就应即时开展“驭外”活动，以争取国家的独立地位。他说：“夫治中即所以驭外，器精用足，兵练民固，而加之以星使，分驻各邦，消息相通，呼息相应，诸国咸有不遵王度者，共怀约章乎！”也就是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驭外”是以治中为基础的，只有国家富强，兵练民固，才能谈得上“驭外”，才能为国家的独立提供基础。
在具体的外交方略上，他提出了开展独立外交的思想。由于他长期在欧洲各国考察，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有较深的了解，故而他对当时的世界外交及所谓的国际公法的认识，远比一般的中国士大夫们高明。他清楚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列强世界中，小国对大国、弱国对强国，是毫无公理可讲的，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弱者永远只能为强者所欺凌、所掠夺。为此，他对满清朝廷依仗与外国签有一系列条约就自以为天下自此以后就可以相安无事的想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泰西立约不足恃”，“盖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二曰强。诚能富国强兵，则泰西之交自无不固，而无虑其有意外之虞也，无惧其有非份之请也。一旦有事，不战以口舌，则斗以兵甲”。一句话，只有国家强盛，国际公法才能为我所用，也才有独立的外交可言。他的这一主张，不仅揭示了落后就会挨打的这一简单、但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对唤醒当时中国人对整个世界局势的认识，发愤自励，自强不息，从而为谋求国家的富强和独立，曾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针对当时中国尚属贫弱的现实状况，王韬认为，应该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开展外交活动，以弥补不足。他主张，首先应该派出公使，驻扎各国，“固修睦好，以利联络”。其次，应该在外国设立领事，办理海外华民与当地政府的交涉事宜，维护华人的权益。他指出，当时在海外谋生的许多华侨备受欺侮与虐待，由于政府没有领事之设，故而他们无可伸雪，如果设立领事，则控诉有门，“足以壮中国之声威，伸华民之愤抑”。
总之，王韬认为，今日言驭外，“法须通权达变，不拘一格，先求备览西事，熟谙洋务，熟稔国际知识与目标公法，深揆事务之缓急，而后方可言驭外”。在观念上，还必须“清除畛域，相见以诚，讲信修睦，结欢交好”。然而，一切的一切，“根本则在乎自强而已”。弱国无外交，这就是结论。
王韬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在国外，在广泛考察所在国的国情，提倡中外友好，虽然他并无一官半职，但作为一名民间人士，还是做了许多“固修睦好”的工作，并时时注意维护国家的国威，受到所在国官民与中国派驻使节的尊重，他的外交才能也一直为一些驻外使节所重视。后来的驻日大使何如璋多次聘请王韬任驻日使馆官员，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