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年仅15岁的王韬已经是一个熟读诗书、志向远大的青年。父亲对他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出人头地，重振家业。师长也对他寄予厚望，推许他日后将成为不凡之才。王韬自己也踌躇满志，跃跃欲试。这年秋天，他赴新阳县城赶考，一举便中。县试主考官认为他的答卷，“文颇不凡”，并为之“击节叹赏”。经过这次考试，他被补为博士弟子员。消息传来，亲友、乡邻都来他家祝贺。一时间，王家大院，红灯高挂，鞭炮声声，贺客盈门。然而，对于这一切，王韬却不为所动，依旧持卷把读，旁若无人。当他的族兄称赞他为“吾家之千里驹”的时候，他大不以为然，并说：“区区的一名博士弟子，何足轻重？他日我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世功，救万民；否则，宁愿以布衣之身终老乡野，作隐逸山林的一流高人！”可见，此时的王韬已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乡里的亲友遂把他与素有“甫里先生”之称的唐代名臣陆龟蒙相比，极赞其才。
17岁那年，王韬去昆山应试。拿到试卷，略作思索，他便广征博引，文如泉涌。不到一个时辰，洋洋万言的答卷，便一气而就。江苏学政张芾在众多卷子中，发现他的答卷学识不凡，书法工整，文有奇气，便给他一个第三名。
由此，王韬便作为一名秀才，进入县学。然而，当他进入县学之后，他才知道，这里所教的一切，都是为应试科举考试而来。尽管父亲对他期望很大，希望他通过科举取得高官厚禄，以重振家业，但是，他却对科举考试产生了深深的疑问。他感到，科举考试不问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唯以僵硬死板的八股文取人，使得一班年轻人整天低首下吟，毫无生气，一旦中举做官，便又蝇营狗苟，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故而，他一进县学，便轻视时文举业，而致力于诗文的锤炼。
由于家境的日益衰落，父亲的教书所得已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母亲朱氏从早到晚，辛勤纺织，以补家用，但依然捉襟见肘。王韬衣食无忧的读书生活终于划上了句号。1846年，他的父亲应邀到上海设馆授徒，18岁的王韬便只能代父任教，走上了设馆教书的道路。他来到了离家乡不远的锦溪办学，教授生童。
当时在锦溪私塾中就读的学童不多，事情也少，王韬得暇研习经史，作诗作文，过着田园般的平静生活。尽管他对科举入仕之道，十分鄙视，但是，为实现自己经纬天地的宏伟理想，他还无法放弃科举这块敲门砖。1846年秋天，江苏省3年一度的乡试在南京举行，带着父母的期望和自己的抱负，王韬走进了考场。
然而，出乎王韬意料之外的是，这次考试，他竟名落孙山。经过这次科场的失意，王韬从此绝意科举。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他进一步看清了科举制度的腐朽。于是，他便由此前对科举考试的怀疑，进而发展到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猛烈批判。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科举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大多是井蛙式的鼠目寸光之辈，他们或是迂腐苟且，或者奢靡无耻，因此自己决不“坠实废时”、“苟阿世俗”，一定要走一条有补于国、有益于民的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