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个多月的日本之行后，这年8月，王韬结束了在日本的访问，经上海回到香港。扶桑归来的王韬，继续主编《循环日报》，过着办报著述的隐居生活。
王韬自日本返回的次年，发生了日本侵占琉球的重大事件。琉球原是中国的邻邦，先后为明朝和清朝的藩属。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国力的强大，即积极准备吞并琉球，进而窥视中国的台湾。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为台湾士人所杀，悍然发动侵台战争。次年，日本又阻止琉球向清政府“入贡”，琉球国王便派人向清政府陈情。就在清朝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就此事与日方交涉的时候，1879年，日本正式占领了琉球，废除琉球的国王，把琉球改为日本的冲绳县。这年春，琉球国王派人向清政府请援，从而发生了日中交涉。身在香港的王韬，对此事深表关切。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自认为能尽西人所长，急欲轻于一试。兹于船舰、枪炮，日事制造，陆军、水师，日事演练”，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也就是必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日中交涉过程中，“日人恃强横暴，非理横干，既不能以口舌争，又岂能以笔墨战？”因此，办法只有一个：以牙还牙，“不如慑之以武功”，即以军事力量来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他在给清政府有关官员的信中，就曾明确地提出“军舰之制，水师之练，海防之整顿”的策略，并主张以此来作为中国与日本交涉的出发点。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边疆的多事之秋。中日因琉球问题的交涉未息，俄事又起，沙皇俄国正积极向东方扩张。长期研究西方各国、关注世界局势的王韬，此时已看到了这一问题。他分析了当时欧洲的整个形势，认为“近日欧洲形势又将一变”。在欧洲纷纭复杂的变动局势中，亚洲将再次成为欧洲列强宰割瓜分的对象。对于中国来讲，由于既“弱”又“肥”，而且与俄国邻近，因此一定会成为俄国窥视的对象。为此，他大声疾呼：“今日之患，孰有急于俄事者哉！”希图唤醒清朝当局，加强边防，以应不测。果然，1871年，沙皇俄国借阿古柏在天山南北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之机，出兵侵占中国领土伊黎。清廷在慌忙之中，派特简公使崇厚经法国赴俄谈判。在沙俄的诱惑下，昏庸的崇厚竟擅自与对方签订了丧权失地的《里瓦吉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致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清政府也拒绝承认该约，并责令崇厚早日返国。崇厚回国途中经过香港，王韬前往见崇厚，崇厚推病不见，令其文案陈养源接待王韬。王韬愤而责诘俄事，可陈氏却顾左右而言他，为崇厚开脱罪责，王韬大怒，愤然而归。
崇厚回国之后，被清廷治罪下狱。不久，清政府派出曾纪泽，与俄国进行交涉。不料谈判刚一开始，俄方的态度就十分蛮横，而且派兵开赴远东威胁。王韬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将情况通报给清政府有关官员，认为俄军此举，“意在经画东方，编立营制，慎严守备，为常行驻兵计，其志固不在小也”。为了防止沙俄狗急跳墙，他告诫清朝有关当局，应该吸取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那次深刻教训，一定要重兵防守，特别是“山东登州一带，当设重防，盛京三省之地，亦宜实之以兵力”。
为了制止俄军的侵略，王韬还结合自己多年来对国际局势的了解，提出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牵制沙皇俄国的策略。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英、法、美等国都有着巨大的利益，特别是英国，为海上“通商之巨擘”，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势必影响到他们在华的利益，因此中国应该联合他们，共同抗拒俄国。同时，俄国的南进，也会危及日本。因此，中日联合，也是良策之一。
作为“稔熟西学”的洋务人才，王韬此时的交游十分广泛，尤其是与清朝政府的大小官员，关系十分密切。上至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下至省、府、道、县有关官员，都与他有着来往。他把御侮自强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经常向他们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分析时事，并不时把自己的著述寄给他们，规劝他们留心时务，甚至要他们像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盐仓使团”那样，去欧洲各国亲自考察，开拓眼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势，从而加速他们变法改良思想的早日形成，由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他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办法，是最有希望实现的办法，他也因此而孜孜以求，努力促成。
王韬蛰居香港，转眼已近20年。他那段上太平天国书的公案，也时过境迁，少有人知了。王韬作为举世公认的洋务人才、政论专家和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此时已名扬海内外。尽管如此，他却念念不忘故园，希望能尽早返回国内。要返回国内，则必须先经清政府取消通缉令，而这一点又必须依靠清廷“有力者”相助。而此时的国内洋务大员，虽然对他有所倚重，但对他又抱有戒备之心，因此，王韬“归骨故里”的要求没有为他们所获准，他只能仍居于香港，苦苦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