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一样，说起山西，很多人都是贫困至极的印象，它的代表形象就是大寨。现在才明白，那是一个人为的政治符号，实在没有什么代表意义。一些人想当然搞出来的东西，妄图以它来堵塞人们追求富足的心路：都一样穷了，失去了比对目标，人们便会在盲目中满足于现状。虽然早先那场声势浩大的社会革命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如此，但却后来偏要如此，真不知是什么糊涂油蒙了心！
中央电视台曾播放过两部电视剧，先是《白银谷》，后是《乔家大院》，拍的精细好看，都在讲说着山西的富足以及山西商人的大气和诚信。按照因袭的观念，少数人的富足必定是对大多数人的残酷剥削所致。但在山西却不是这样，而是富豪人家的消费极大地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率和整体生活水平，山西商人的巨富，是在千万里之外的金融流通中获利的，并不构成对当地百姓的抢掠和勒索。
面对山西商人的诚信，真是叫今天的人羞愧而无地自容，山西商人的“大商人心态”，源于地域文化的传承而鄙薄仕途，他们把商人做得很纯粹。中国各地的人心目中社会定位的序列是士、农、工、商，商为最末。而山西人却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山西人做商人不自卑，是出自心灵的自豪大气，是一种生发于文化底蕴的正气。诚信是他们打遍天下的利器。南方商人，譬如徽商，也有不因贪小利而背信弃义的，但不如晋商的扎实和普遍。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晋商票号，怎么就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据资料所知，当时的中国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因此，一切的一切，全都依赖于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今天听来，仿佛神话一般不可信，但它确实是真的。商业同行之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必备的道义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为中国商业文明，乃至中国人的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中国思想史上历时久远的“义利之辨”（很多人认为无商不奸）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我要说的是，山西商人当然是中国人，就是说，在先，中国人还是很讲诚信的，问题是，现在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讲诚信了？谁把中国人的诚信弄没了？于街上随便问一个人，没谁愿意丢失诚信！然而你向社会中极目望去，却独缺诚信！谁缺？商人？还是百姓？有谁能说得清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