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明确地告诉人们：要想国安，必先安民；要想国强，必先民富。“君为轻，民为贵”，人民的安居乐业是治国的根本。于是，围绕着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斗争。在这场抗暴反奢、赈饥利民的斗争中，“心系百姓，重视农耕”者有之；“宁可贬官，也不刮民”者有之；“以诗言志，功在为民”者有之；“忘躯为民，千古风流”者有之；“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者有之；舍身为民，“愿以一身易得十万人命”者也有之……
心系百姓重视农耕
——贾思勰
汉唐在中国的科学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而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科学文化，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继往而开来。这时期战乱频起、山河分裂，但科学文化仍有累累硕果。其足以称道者，如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至今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骄傲，闪耀着人类智慧的火花。
贾思勰，山东益都人，生卒年不详，曾任高阳（今山东临淄西北）太守。后回家经营农牧业。他不仅具有广泛的农学知识，而且关心民生、农事，鄙视王公贵族“既饱而后轻食，既暖而后轻民”的行为和思想，推崇“富国以农”的观点，主张重视农耕。北魏永熙二年（533年）至东魏武定二年（554年）间，他广泛查阅前人的有关著作，大量搜集民谣、农谚，访问有经验的老农，结合自己的生产实践，写成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农业专著——《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重要的一部古代农业科学著作，在世界农学史、生物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全书共有10卷，92篇。包括正文和注11万多字。它主要记载了自西周以来，特别是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我国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农业生产经验。其中包括谷物、蔬菜、瓜果、林木的栽培（一至五卷）；家畜、家禽、鱼类的饲养（第六卷）；酿酒（第七卷）；制酱、制醋、腌腊（第八卷）；主食品制造、副食烹调（第九卷）以及黄河流域以外的北方、南方各地，还有国外，各处传入中原的各种作物品种介绍（第十卷）等。它不但集中了古代旱地作物生产经验之大成。而且从中反映了农村生活状况和社会经济情况。贾思勰给这部书起名为《齐民要术》，“齐民”是使人民丰衣足食的意思，“要术”就是重要的方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谋求提高人民生活的重要方法。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教导人民要掌握天时和土壤的条件来进行生产。他很注意天时、地利与农作物的关系，提到顺（应）天时（时令），量（估量）地利（土地情况），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凭主观）反道（违支客观规律），劳而无获”他譬喻说：“到泉水里去砍伐树木，到高山上去捕捉鱼虾，结果自然只能空手而回，逆风向泼水从、平地向高坡滚球，效果也一定很差。”所以贾思勰特别提醒种作物要充分利用“上时”（最好的时机），根据不同的土质条件，才能获得好收成。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不失农时”和“因地制宜”的道理。贾思勰还注意到地理环境不同，同样的作物，在不同的地区生长情况就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如他指出，并州（现在山西省的太原、大同一带）没有大蒜，从朝歌（现在河南省的淇县）取来的蒜种，结果种成了“百子蒜”，蒜瓣变得很小。而外地的芜菁移到并州来种，芜菁根变得有碗口那么大。他认为蒜由大变小，芜菁根由小变大，主要是土质条件不同而造成的，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他的又一重要贡献是搜集和记录了不少民歌和农谚，对当时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加以总结。如“湿耕泽锄，不如归去（回家）”，说地太湿就去翻耕，会使土地板结变硬，不如不翻得好。又如“耕而不劳，不如作暴”，是讲耕了地面不把它平整好，那就等于瞎胡闹。又如“锄头三寸泽（水分）”，锄头上带有三寸深的水，是说勤锄勤耪，利于保墒的道理。再如：“穄（祭，糜子）青喉，黍折头”，是讲穄在穗与杆相接的地方，还没有变黄时就得收割；而黍子则要等完全成熟，穗子弯下头时才能收割。《齐民要术》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农谚，十分珍贵。
贾思勰对于选种下了一番调查研究的功夫。仅仅对于谷子的品种，他就列举了86种，他对它们的品质、性能都进行了分析。他还指出，播种必须适时，在一般情况下，早播比晚播好。播种稀密的程度，应视作物的品种和土质的肥瘠而有所不同，一般作物合理密植会提高产量，同时他又指出，密植时要留下一定的空间，使作物能够通风、透光，也便于中耕锄草。例如“谷子一尺留一棵”，种瓜应考虑到摘瓜的运输道及其多蔓的情况等。这些都是极可贵的经验总结。在施肥方面，他肯定绿肥的肥效与腐熟的粪便相等。绿肥能起改良土壤使薄地变肥的作用。且种植绿肥时，以豆类植物为宜。我国劳动人民，早在战国时期对绿肥有初步的认识，但贾思勰对绿肥的使用和培植又作了系统的和重要的发展。此外，他又主张用颓坏的土墙作肥料，这个办法现在农村里还有人使用。
他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经常访问农民，向他们学习生产经验，还亲自做实验。贾思勰自己养过200头牛，因饲料不够，饿死大半。后来他又养一群羊，准备了充分的饲料，羊还是死了不少。最后他去请教一位养羊的能手，才知道饲料随便扔在羊圈里，羊的屎尿都撒在上面，羊不肯吃，因此饿死了。贾思勰参观了那位养羊能手的羊圈，学得一套养羊的经验，自己才养好羊。这件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贯穿于《齐民要术》这部书中的重实践、反对空洞理论的精神，就是它的具体体现。
贾思勰具有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观察分析的能力。既重视前人的经验，更重视运用这些经验，在实践中加以鉴别。如《汜胜之书》谈到黍子要种得比禾稀一点。而贾思勰从实践中了解到，稀植的黍子谷粒不饱满，米色较黄；而密植的虽棵小些，但谷粒匀称饱满，米色较白。因此，他在《齐民要术》一书中改正了《汜胜之书》的说法，作出了黍子密植为好的正确结论。
总之，《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农业科学的专门著作，它不仅对当代起过作用，而且对后代的农业生产也有巨大影响。1020年，北宋政府曾刻印了《齐民要术》发给各地的“劝农使”，一般群众知道后也争相传抄。历代农学家编写的农书，如元朝的《农桑辑要》、王祯的《农书》、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清时的《授时通考》等，无不注意吸收《齐民要术》的精华。直到今天，《齐民要术》仍是我们研究农业科学史的宝贵材料，占有很高的地位。在国外，特别在日本影响很大。《齐民要术》中引用过上古以来的有关书籍150多种，其中的一些书早已失传。因此，《齐民要术》就显得更为宝贵。如西汉的《汜胜之书》；东汉的《四民月令》等，赖此书而保存了部分内容。因此，它是世界农业科学著作中的一部珍贵典籍。
宁可贬官也不刮民
——元结
元结是唐朝官吏、文学家。他宁可自己受贬官的处分、也不肯执行勒索州民的命令，是封建统治阶级成员中的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反暴抗奢、赈饥利民精神的有识之士。
元结，字次山。号漫郎、聱叟。又号猗玗子，河南洛阳人。生于719年，卒于772年。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进士。他本是北魏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时，推行汉化政策，提倡鲜卑贵族改姓汉姓，故改姓元。
元结处于唐朝由盛转衰时期。他出生的719年是玄宗开元七年，正是唐朝最强盛的时期——开元盛世。他中进士的753年，正是玄宗骄奢淫逸，朝政日趋腐败、危机四伏的时候，即安禄山反于范阳的前二年。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中，他亲眼目睹了人民惨遭的战乱之苦，听到了人民渴望安居乐业的强烈呼声。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深深体会到了“君为轻，民为贵”，“民是国之邦本”的道理。可以说，元结反暴抗奢、赈饥利民的思想，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
元结的父亲元延祖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有识之士。他在元结小时候就对元结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和熏陶，对元结很有影响。天宝十四年（755年）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反于范阳后，其父元延祖对他说：“你要为国效劳，不可自安山林。”元结勇当国难，招集义军，投入了抵抗史思明的战斗，正是在其父的这种敦促下进行的。
为了讨伐史思明，元结曾两次招集义军。第一次是在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招集义军赴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次年应征入朝，指陈时弊，升为右金吾兵曹参军。不久，他又在唐、邓、汝、蔡四州招集义军，抵抗史思明。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特别是在讨伐史思明的斗争中，元结也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如上元二年（761年），他任山南道（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节度参谋，守卫泌阳（今河南唐河），就保住了15个城池。
元结的突出政绩是为官爱民。他廉洁奉公、体察民情的精神深得民心。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元结任道州（今河南道县）刺史。当时，由于连年战乱，国库匮乏，上司明令要增收捐税。更有一些贪官污吏借机大肆搜乱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元结不仅没有借机勒索州民，而且连明令增收的捐税也没有增收。这是要冒贬官的风险的。他不仅没有增收赋税，而且还招抚流亡、赈济贫民，维护了百姓的利益。这种廉洁奉公、爱民如子的精神很受人民赞扬，因此，他的“宁愿受贬官的处分，也不执行勒索州民的命令”的事迹也很快流传开来。
大历三年（768年），元结授容管（今广西境内）经略史。当时，由于民不聊生，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岭南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发生了骚乱。面对此况，他认为，“乱”不在百姓不安本分，而是因为聊无生计所致。“剿”只能加深百姓的苦难，愈剿愈乱，不解决根本问题。要治本，就必然“抚”。他力排众议，坚决地采取了“抚”的政策。他为了抚慰百姓和边民，还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了骚乱的岭南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结果，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恢复了8个州的秩序。
元结还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在文学创作上，对反对浮艳作风，主张文学的任务是“道达情性”、“救世劝俗”。要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谏之流”。故其诗多有同情人民、批判现实的精神。如《悯荒诗》、《去乡悲》、《农臣怨》等。《春陵行》中有：“朝餐是草根，暮食仍衣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之句，表达了他对战乱之后的人民困苦生活的深切同情、斥责了官吏的严刑苛敛，深受杜甫赞赏。其杂文尤为犀利，如《正论》、《说楚王赋》、《时议》、《哀丘作》、《道州刺史厅事记》等，抨击了腐朽政治，暴露了黑暗现实。其诗文上承谢灵运，下启柳宗元，对古文运动颇有影响。
元结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特别是他处于腐化之风盛行的时代，却能够身处浊世而独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知人疾苦造福黎民
——李皋
李皋，字子兰，唐宗室，生于733年，卒于792年。少补左司御兵曹参军，天宝十一年（752年）嗣封曹王。授都水使者，三迁至秘书少监。《新唐书》卷八十谓李皋“事母太妃郑以孝闻”，“上元初旱歉，皋禄不足养，请补外，不许，乃故抵轻法，贬温州长史，俄摄州事”。恰值州境歉收，民大饥。当时官廪有粟数十万石，李皋欲开仓赈饥，人谓需有诏方可行事。李皋说：“人日不再食且死，可俟命后发哉？苟杀我而活众，其利大矣！”于是“开仓尽散之”（《旧唐书》卷一三一）。事毕，李皋以擅贷自劾，天子闻而嘉之，进少府监。
德宗建中六年（780年），李皋任湖南观察使，前使辛京杲贪虐，逼致驻守武冈的部将王国良反叛。时荆、黔、洪、桂兵共讨之，联岁不能下。李皋到任后，遗书抚之，言辞恳切并晓以利害，王国良且喜且畏，答应归降，但“内尚首鼠”。李皋大义不惧，单骑入王国良垒中，大呼其军曰：“有识曹王呼？乃我也。来受良降，良今安在？”于是一军惊愕，不敢动，王国良乃出降，李皋执其手，约为兄弟。
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李希烈反叛，李皋以江西节度使挥师讨伐，破之。史载“凡战大小三十二，取州、县二十，斩首三万三千，禽生万六千，未尝败。师所过，不敢伐桑枣、践禾稼”（《新唐书》卷八十）。
李皋于贞元初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等职。江陵东北古堤傍有废田，夏雨时泛滥成灾。李皋发民工修好堤防，得良田5千顷。又见民俗不井而饮，泽塘水脏易病，乃合钱开井，改善饮水条件。
史载“皋性勤俭，能知人疾苦。参听微隐，尽得吏下短长，其赏罚必信。所至常平物估，豪举不得擅其利……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长。以物遗人，必自视衡量，库帛皆印署，以杜吏谩”（《新唐书》卷八十）。如此看来，李皋虽出身皇族，的确是一位体恤民情、为政清廉的好官。
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白居易
白居易是与李白、杜甫一样蜚声四海、映照古今的唐朝三大著名诗人之一。他不仅以自己那如椽之笔，为中国文学史抒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以自己的拳拳之心，眷眷之情，为民众呐喊奔走，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英名。
白居易，字乐天，生于772年，卒于846年，原籍太原。他一生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8个朝代，在宦海中几次沉浮，曾任县尉，左拾遗。因屡次上书请求革除弊政，得罪权贵，以越职言事罪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任过杭州、苏州刺史，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刑部尚书等职。后半生长期居住洛阳龙门香山，以行善饮酒吟诗为乐，自号香山居士。
白居易生活的时期，正是李唐统治走下坡路的时候。“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逐日扩展，相对地削弱了皇帝的统治权力。藩镇多以土地传给子孙或其部将，将在盘距的区域内肆意剥削和压榨人民。代表中央统治政权的皇帝，便借“解救民困”的理由，兴兵讨伐，以致形成了混乱局面，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亦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但吃苦头的总是老百姓。白居易同情劳动人民，不畏权势、直言指斥时弊。决定了他官场上的失意。从而也奠定了他在古代诗人行列中的伟大而崇高的地位。
作为封建士大夫，他的政治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他提出的最基本的主张，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认为农业生产是“斯人之性命系焉，国之贫富属焉”（《策林十九》卷四十六）。故尔特别重视农民，提出“诫厚敛”、“去杂税”、“均贫富”、“禁兼并”以保障人民生活安定，专心从事生产，才能国用丰足。
白居易于德宗贞元年间中进士，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授左拾遗。职务主要是“供奉讽谏”，对朝政如有意见，可以随时上奏。遇大事，也可以廷诤。白居易对左拾遗的工作很感兴趣，他认为自己“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可以通过皇帝得到实现，所以在就职之初，便向皇帝表示了决心。他说：“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遗阙，稍关损益，臣必密陈听见，潜献听闻。”
白居易在人朝以后，即开始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努力，和宦官、旧官僚集团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