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问我来大理多久了，生活还习惯吗。她应该最多三十岁吧，语气却带着妈妈般的慈祥。塔玛告诉我，我没有病。至少不是医生说的抑郁症。她说我的头痛、焦躁和突然哭泣是因为心神受了外界魔障的侵袭，多来这里参加活动会有帮助。说话间，她给我倒了一杯水。我问她这是药吗，她笑了，说它是药，又不是药。
我和大家一起做了瑜伽的冥想。以前我也试过用冥想来改善心情，效果不大，有时反而随着音乐胡思乱想，人越来越难受，甚至呼吸困难。今天比较特别，没有放音乐，而是由塔玛唱诵。
她的声音沙哑，歌的调子带着悲伤。过了一会儿，我渐渐投入进去，内心一片透明。我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只有十五六岁，在爸妈家里和他们看电视，说话。梦似乎很长。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塔玛站在跟前看着我。我看一下表，原来我只睡了几分钟。
你感觉好些吗？她问我。我说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她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我的眼睛。很奇怪，被她这样看着，我感到很久以来都没有过的宁静。
塔玛把药包轻轻地放在我手里，说里面有我刚才喝的药。
喜梦。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我一直拒绝尝试西药，不过塔玛说，这是用一种古老的植物提炼的，是被重新发现的老方子。她还笑着说，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你和我有缘。
她不肯收钱。我觉得过意不去，问了M姐。M姐说下次活动会有募捐，到时再带我来。M姐还悄悄告诉我，有种效果更好的药，叫做皎粉。不过很难弄到。她说，塔玛正在想办法引进皎粉，为了大家。
我不知道皎粉是不是真的更有效。不过，喜梦带来的感觉好奇特，我醒来的时候，几乎以为自己还在父母家，以为自己不是现在的自己，我还没上大学，离上班还很遥远。那时我没有任何烦恼。希望它能带给我更多好梦。
博主的ID叫“八月”。博客左侧的照片栏有张生活照，一个女孩站在半人高的金黄色枯草丛间大大地张开双手，背后远处是雪山蓝白相间的轮廓，阳光洒得毫不吝惜，把女孩的大红冲锋衣和包裹长发的彩条头巾照得格外鲜明。那头巾多半购自旅游景点，让我想起何琴当年从大理带来的礼物。照片很小，加之戴了墨镜，无从判别女孩的长相。
这一篇之后没有更新，我无从得知女孩是否真的如愿，得到更多好梦。
或是开始沉溺一种药物。
她对喜梦的描述符合我已经了解到的性质。丁卯的妻子阿卡也曾对他说：我最近常常温习从前的你。
我还想到另一个场景。何琴从她的酒杯后面抬起头，用空无的眼神看我。那时和她谈心或对她咆哮一概没用，只能等她恢复清醒。她“入梦”的时间最初每次半个小时，后来渐次缩短，变成几分钟。就像很多作用于神经的毒品，月光酒带来的快乐也会逐渐短暂和暗淡。
我问过她，你为什么离不开这鬼东西。
何琴用酒醒后的迟滞声音说，它让我重新活在过去。而且是比较高兴的过去。有时候，我发现自己是个小孩子，我爸从外地回来，带了糖。你看，高兴真是件很费解的事。这么小的事，我却高兴极了。
我恨声说：人不能总活在过去。
你不懂，我不能没有它。
现在回想，我当时错就错在没去找人做个药检。直到开始准备那期注定要出问题的杂志，我才第一次接触各种成瘾性药物的资料。也许那期策划的初衷在于何琴，这是我很难对自己承认的。内文引用了采访到的成瘾者的自白。药，酒精，恋物。人是容易上瘾的生物。
我在资料中发现，不是所有人初尝海洛因就会上瘾，有些人要到第三次或第四次，神经才欣然接纳毒品带来的幻觉。不过，就我目前的了解，喜梦体验者在初次体验后无一例外地“有感觉”。他们对它的喜欢和依赖程度有所不同。有人把它当大麻一类的消费品，情绪好的时候用那么一点。也有人，如已经死去的小A，对它迷恋到无以复加，却坚持说“没瘾”。
香烟，咖啡，酒。世间充斥着合法化的成瘾物。除了酒精中毒者，很少有人因此毁了自己。
那么喜梦或者据说更高浓度的皎粉呢？
而在这篇博客，或者说最新的体验资料中，关于塔玛的描述让我感到奇怪的不安。可能因为我对心灵宗师之类的人物不抱信任。而且不同于惯例的宗师形象，这是个年轻女人。
塔玛让我莫名其妙地联想到神仙姐姐，她们是两个循着不同道路的软性毒品贩卖者。最莫测的是买家对她们表现出的迷恋。喜梦和皎粉，我仿佛看到这两种药物用低微的姿态浸透买家的血管。
我怔怔出神几分钟，忽然想起早已完成下载的邮件附件。被秦拓的电话扰乱心神之后，我差点忘了丁卯的信。我解开压缩，里面是十来张图片。丁卯说，穿黄衬衫和白色吊带裙的那两个人就是。
我很快从围在咖啡馆桌旁的十来个人当中找到了他俩。穿黄衬衫的他和穿白色吊带裙的她。我眼睛都不眨地瞪着那张照片，泪水开始从我的眼眶涌出，我不得不咬紧嘴唇，才没有发出不成样子的呜咽。
穿黄衬衫的人是小山。
据说住在疗养院里，严重失忆变成空壳的小山。
我那个曾经讲一口港剧国语的哥们。
6.酒鬼和赌棍
我最终一夜无眠。躺在床上，眼前不断晃动着人们的影子。何琴。
死去的小A。小山。还有，神仙姐姐。
我想那个穿白色吊带裙的女孩应该是神仙姐姐，除此以外没法解释整个经过。她带走了小山，然后，以某种方式（？）让小山对她言听计从，成为她的帮凶。她或者她背后的组织开始通过网络卖药，小山也参与其间。
问题是，这一切是怎么达成的，是靠上瘾把大活人变作木偶吗？
而小山又怎么会走到如今的地步？
摄于三个月前的照片上，小山对着镜头露出他惯有的拘谨笑容，右手摆出“V”字。在日本长大的他改不掉的习惯，只要有人拍照，必定做V手势。我曾经觉得这习惯很可笑，如今看来，只觉心如刀割。
好不容易磨到早上八点半，我长长叹出一口气，起来打电话给装修公司的木色。也许他能有何琴的线索。
电话那头是个商务口吻的男声：“你好。”
“您好。请问是木色吗？”
“我是。”
“不好意思，我想向您打听个人。以前在您的公司工作过，叫何琴。”
他答得很快：“她早就离职了。”
“请问您有她现在的联系方式吗？”
“没有。”
那边似乎想挂电话，我赶紧说：“我找她有急事，方便的话，麻烦告诉我她是什么离开你们公司的？是跳槽还是？”
“她前年年底就不干了。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同学，现在在深圳出差，帮她家里人找她。”
“家里人？”那头顿一顿，“她爸不是在下沙吗？你怎么不去找她爸问？”
我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您有没有她爸的联系方式？”
“没有！抱歉，我这边还有事。”电话断了，“嘀嘀”的忙音仿佛隔空传来的不耐。
我在网上一查，下沙是个地名，离我昨天去过的报社不远，从这附近有部公交车可以到。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我起来洗漱，坐公车前往下沙。车沿着海边路开了半个小时，下车后，我发现自己的左手边是仿佛没有尽头的四车道，右侧是一片乱糟糟的房子，五六层高的各色楼房缺乏规划，仿佛是随心所欲长出来的。“城中村”三个字倏然在记忆中苏醒，对了，这是南方新城市特有的诡异景观。
一走进城中村，空气的密度随之一变，蒸腾的市井喧嚣将我包围。
小卖部和糖水店亲密无间，路旁摆着卖吊带衫凉鞋的摊子。趿拉着人字拖的惫懒男人，叽里呱啦说粤语的年轻女孩，神色木讷的老人，他们与窒闷的天气有种莫名的协调，人人都是不畏热的模样。榕树下排开一溜食品摊，大中午卖着麻辣烫，生意繁忙。人声杂错，麻辣烫的气味肆意流窜。我的眼睛鼻子和耳朵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忙碌。
我胡乱找了家糖水店询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姓何的云南人，大概六十不到的？答案是不知道。我又到麻辣烫的摊位去问，忙碌的女摊主抽空听完我的问话，先摇头，又热情地说，靓女，来点麻辣烫？我只好继续往里走。家家户户的一楼朝街边敞开，有点像云南的堂屋，不同的是陈设单一，仅有牌桌和椅子。到处是牌局，蔚为壮观。我沿路巡视牌桌，心里开始有一丝期待。何家爸爸好赌，说不定他真的在这里。只是我不太确定他的长相，上一次见到他是在初中的时候，这么多年过去，他应该已经老了。
走到大概第七八家牌桌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个男人。
他几乎没怎么变。还是浓黑的眉毛，白净脸庞，胡子刮得很干净。
短发不掺一丝白，乍看仍是个壮年男子。他不像别人那样坐着，而是蹲在椅子上，向前佝着背。我从前一直觉得何琴和他长得不像，这会儿看到他直眉瞪眼看着面前的一排麻将，不觉一怔。何琴想心事的模样和他就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我走到他对面，看向绿绒桌上的围城。三个牌搭子——全是脖子上绕着粗壮金链的中年男子——先后打量过我之后，他像是忽然意识到我的存在，抬起头。
“何叔叔，”我不习惯地喊他，“我是程妙。”
他的眼神有片刻迷茫，仿佛从未听过这个名字。然后他的视线停在我的人中。
“哦，”他脸上堆起笑容，“是你啊。这么巧！”他讲一口普通话。
这人在外面游荡太久了。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有事想问你。”
“等我打完这圈。”他又低头看牌，我当即有种掀翻牌桌的冲动，硬生生按捺住。当初编撰“瘾”专题的时候没把赌瘾放进去，绝对是我的疏漏。
何家爸爸最终没有和牌，大声抱怨几句，赢家眉开眼笑，那三个人哗啦啦洗牌的空当，他跳下凳子走过来。等他到了跟前，我闻到古龙水的香气，这气味和他身上的浅灰色翻领T恤倒也协调，只和我的记忆有冲突。我想起几个月前见过的何家妈妈，她看上去比他大十几岁，几乎不像一辈人，更不像一家人。我猜他应该有若干年没见过自己的妻子了。
我正要开口，他一拽我的胳膊。“我们边走边说。”等走出好几米远，他才对我解释：“我女人爱吃醋，让她看见小姑娘找我说话不太好。”
我愕然。不是因为他有个情人，而是因为他的自我感觉竟然如此良好。
“我要找何琴，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我怎么会知道？”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烟，想想又放回去。
“她以前公司的老板说你在下沙，”我顿一顿，“人家都知道你，你们应该有联系。”
他背着手走路，显出些老态。“凭什么要有联系？就因为我是她爸？这么些年，还不是各过各。她有事莫来找我，我有事也不要找她！”
讲到后面，他不知怎的有些激动，变成一口云南普通话。走到榕树附近，他自言自语地说：“打牌打得饿死了，先垫点。”说着，他向卖麻辣烫的女人点了一堆打包的菜色。鹌鹑蛋，海带，豆腐，空心菜。
我没办法，只好站在他旁边等麻辣烫。又咸又辣的热气扑面而来。
他问我要不要吃什么，“这里的辣椒不行，比云南差远了。”
我执着地问：“那你知不知道何琴有可能去哪里？”
他再次摸出烟盒，我注意到是“红塔山”。他抽出一支点火，深吸一口。
“我家何琴，可能有过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大人有大量，算了，嗯？”
我诧异极了。难道何琴对他说过什么？但我觉得以何琴的个性，不可能把私事告诉旁人。何况是这样一个空有名头的父亲。
“何叔叔，我找她是因为担心她。何琴好长时间没消息了。老家的同学都不知道她在哪儿。我去你家看过，阿姨和小妹也说不晓得。”
“哦，你还跑我家去了？她们当然不晓得，她们只晓得问何琴要钱。”
他的口吻毫不客气，俨然忘了自己没有说这话的资格。
“何琴啊，”他把女儿的名字和烟一起吐出来，“一点不像我家姑娘。
人活得那么累，苦了自己。”
他朝旁边地上吐了口痰，清清嗓子，大声说：“其实何必？”
我的脸色想必不好看。“是啊，如果她不需要管家里，是可以不那么累。大妹小妹都是她供出来的，你难道不知道？”
他试图笑一下，没笑成，奇怪地拧歪了脸。“我怎么会不知道？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
他毕竟是个长辈，我也不好刻薄地指出这与“本事”无关。和一个赌徒实在没什么可说。
“你认不认识何琴在深圳的什么朋友？”
“不认识。”他答得很快。有点过于快了。
我盯着他的侧脸看。烟已经抽到过滤嘴边缘，他恋恋不舍地甩开烟蒂，在地上踩灭。麻辣烫做好了，他从裤兜摸出揉成一团的零钱付账，拎着装有一次性碗的塑胶袋往回走。他步子很急，似乎忙着回去继续牌局，我不得不快步紧跟。过了拐角，他忽然脚步一缓。
我感觉有异，这才发现前面不远处的电线杆旁边站了个女人，正往这边看。女人不年轻了，染成枯黄色的头发是烫过的，盘在脑后，这里那里掉下来一绺，像长错地方的衰草。她的肤色棕黑，脸却白得不自然，大概抹了粉。身上的无袖衫和七分裤是丝的，洗过很多次，浅蓝褪得泛灰。
何家爸爸重新加快步伐，紧走几步过去，也不怕热，亲昵地一搂女人的肩膀。“我女儿的同学来找她。”他甚至不回头看我，就这样和情人呈连体状往前走。我只好在他们身后扬声说：“何叔叔，给你一张我的名片。”
他和女人一并停下，我在递过名片的同时看清，女人的眉毛和眼线都是文过的，和衣服一样褪了色，在泛白的脸上铺成四道诡异的青黑。
“要是有何琴的消息，什么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看着他的眼睛说。
他避开我的视线，把名片像刚才的找头那样揉进裤兜，连再见也没说。
直到走出去很远，我都感到女人胶着的视线，像一根黏在后背的皮筋，逐渐紧绷。
虽然找到了何家爸爸，何琴的行踪仍然断在绿岛，仿佛从线团拽出的线头。线团本身不知滚到哪里去了。
我摸出手机看看。秦拓没把疗养院的电话发过来。他大概怕我试图联系小山的姐姐。其实我如果真想查，又怎么会查不到？西郊。阿兹海默症。有这些关键词，不怕找不到。可即便找到了，我能对那边说什么呢？难道让小山的姐姐来接电话？胃里像塞了块石头，我在大太阳底下漫无目的地走着，衣服很快被汗水沾湿了，浑身黏腻。路上几乎没什么行人，不时有车辆从我身旁呼啸而过。这条路真长啊。
就在我快要因为沮丧和炎热两眼发黑的时候，手机响了。我接起来，听到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是程小姐吗？”
“我是。你哪位？”
“我们刚见过。”
我一愣之后回过神。“你是……何叔叔的朋友？”
“好冒昧的，这样打电话给你。”
她的普通话带一点南方口音，透着懒洋洋的风情，很难和记忆中的形象对上。
“没事。”我静等下文。她特意打电话，自然有话要说。
女人却不急着转入正题。“你是何琴的同学？”
“是。”
“你看起来不像云南人。”
我耐心地说：“我是云南人。我们是一个县的。”
“哦……”她把尾音拖得很长，半晌才说：“这事也怪我，不过，我也没办法呀。”
“你指什么？”
“何琴去帮他抵债。”
“啊？”
“他现在不去赌场了，就在村里玩玩小的。以前赌得才凶。我每天看牢他，不让他去，”女人絮絮叨叨地说，“那次真恐怖啊，人家说如果还不出，要砍手砍脚。”
我呆立当场，大声反问：“你刚才说何琴帮他抵债？什么意思？”
“就这个意思呀。”她的语气显得委屈。
“什么时候的事？什么赌场？”
“去年，大概三月份吧。我哪里知道什么赌场……他几天不见人，然后人家找上门来，说交钱才放人。那群人凶得很，我也不敢报警，就给何琴打了电话。她说她会处理，让我不要担心，后来人总算回来了。”
“他欠了多少钱？”
“大概……二十吧。”
“二十？”
“二十万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