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响亮的口号。提起文学革命，不能不说到胡适。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生于上海。4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他与守寡的母亲相依为命。在母亲的督责下，他自小努力读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资格，先后入美国依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清朝末年，受到革新潮流影响，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提倡诗界革命、小说创作，出现了白话文报纸。当时还在上海读书的胡适也与同学合办了《竞业旬报》，学写白话小说和文章。在美国留学的最后几年，他开始尝试用白话写诗。他在一首赠友人梅光迪的诗中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郜（音“告”，为周朝一小国名。在此处比喻小看自己。），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
陈独秀与胡适是同乡，又曾在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时读过他的文章，所以在创办《新青年》之后不久，即通过汪孟邹同胡适联系，请胡适为《新青年》撰文。
1917年1月，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针对文学改良问题提出八条意见：“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照胡适的解释，“言之有物”是说，做文章要有情感和思想。情感是文学的灵魂；思想包括见地、认识和理解能力、理想三个方面，是文学的头脑。“不摹仿古人”是说文学应体现出当代的风格，不必把古代文学放到师尊地位，亦步亦趋地模仿。真正体现文学自身价值的是那些“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作品。“讲求文法”是说作文、作诗应当讲究语法结构，以避免语言逻辑不通的现象。“不作无病之呻吟”，是针对其时不少青年由于悲观伤感而常作发牢骚、感喟哀叹，甚至沉迷酒色、丧气失意诗文的现象，要求创作振奋人心、鼓舞志气的作品。“务去烂调套语”是说写诗作文应当用自己的话写亲身所见或经历的事，只要能状物写意，不失真实就行，不要使用套语套话。“典”指的是诗文中所用的包含有历史故事的词语，又叫典故。“不用典”就是说不使用那些与诗文描写的意思不相符合，或叫人读了难懂的典故。“对仗”是指旧诗文中按照字音的平仄、字义的虚实做成的对偶语句。这类语句在南北朝时期的骈体文和律诗中运用得最为广泛。骈文追求词句整齐对偶，重视声韵和谐、词藻华丽，结果导致做诗文者往往过多考虑词句的工整、华丽，而妨碍了内容的完整。“不讲对仗”即要求做诗文，不必过于看重词句的对仗技巧。“不避俗语俗字”是说应抛弃前人作文作诗避免使用民间通用词语的作法，采用白话写作。
以上八事可以归结为两个意思：一是文学改良应提倡用自己的话写现实生活中的事，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情感；二是用普通的白话，写大家都看得懂的诗文。这也就是后来胡适说的：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在当时描写色情、披露隐秘等作品充斥文坛的情况下，胡适的这些意见是一种颇有见地的文学主张。对此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给予了很高评价，称胡适是文学革命中“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实际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通篇未敢提“革命”二字。还是陈独秀以战斗者姿态，在随后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高张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亮出了他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所说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通指汉代以来盛行的用来阿谀奉承权贵、代传圣贤古训、注重文辞修饰堆砌的诗、词、歌、赋；山林文学是指离群隐居的所谓名士闭门造车，写出的大多数人看不懂的诗词之类。他认为，这些文学作品关注的是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和个人名利地位，脱离社会和普通人生，不但毫无价值，而且与旧政治、旧道德相联系，“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的国民性互为因果”。因此必须予以推倒，建设描写社会现实、国民生活，能够推动中国文明进步的新文学。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好比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新文化阵营内的钱玄同、刘半农等纷纷投入批判旧文学、旧艺术的战斗。
钱玄同，号为“疑古”，是清末著名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文字学教授。他在对旧文学的批判中，提出了两个惊人的口号：
一是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选学妖孽”指的是文选派。“文选”是南北朝时期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编的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的简称。该书中多刻意模仿古典、滥用对偶排比、堆砌词藻典故的骈文。文选派即是推崇《文选》，追求骈体风格的文学派别。“桐城谬种”即桐城派，是指清朝雍正、乾隆年间，以安徽桐城人方苞、姚鼐为代表形成的主张“文以载道”，推重散文的文学派别。这两个派别虽然对文体写作的风格要求不一致，他们的作品都可以归入陈独秀所谓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之列。钱玄同称其为“妖孽”、“谬种”，把它们作为批判旧文学的具体目标。
二是废除汉字。
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字历来记载或发挥孔子学说、“道教妖言”，因此，“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汉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过激言辞，反映了新文化宣传者对封建传统的义愤，同时也说明了他们有一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倾向。
为了使文学革命的宣传引起社会的注意，钱玄同和刘半农还合演了一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致编者的信，攻击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攻击白话文、新式标点，为桐城派、文选派辩护。刘半农则写了《复王敬轩书》，以嘻笑怒骂的犀利手笔，淋漓痛快地驳斥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观点。
文学革命包括破与立两个内容，以及文学形式的革命和文学内容的革命两个方面。
文学形式的革命核心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也是它的主要方面。从这个角度又可以说文学革命是一场白话文运动。
古代中国由于文化教育远不普及，只有占全国人口一小部分的读书人有接触文字的机会。一方面，普通百姓说白话，却读不懂文字；另一方面，百姓说的白话登不了文学的大雅之堂。文化的发展，文学语言水平的提高，没有解决文字和语言之间的矛盾，反而愈发造成了二者的分离。显然，这种情况不利于新文化平等自由观念的传播，不符合民主国家的要求。同时它也阻碍了文学本身的发展。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鲜明提出以白话小说为文学正宗。后来他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张。
“国语”是当时人们提出的一个语言文字改革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教育部组织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以研究可以通用全国的语言为宗旨。胡适认为：“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是文学革命的基本目标。”而创造国语的文学，要以白话为工具，也就是用白话写诗、写文章、写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话就是国语。等到白话文学发达之后，人人都从小说、文章中学会文学的白话，也就有了文学的国语。这个“文学的国语”相当于有了语言规范的、为全国采用的白话。
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新文化宣传者一致的主张。同时钱玄同认为，通行的文字竖写竖排方式对于读中文、外文间插的文章很不方便，而且阅读时从左向右横视比自上而下竖视省力，自左向右书写也比从上往下、从右往左方便。于是，他主张仿照西文采取横写横排方式。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还就标点、汉字虚词的用法等进行了广泛讨论。1919年11月，他们和北大另几位教授向教育部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议案》。
此外，《新青年》同人还对汉字改革和罗马字、世界语的采用等进行了讨论。
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正式改用白话文写作、新式标点排印。据说，杂志出版时，一些人见了哈哈大笑，以为怪物。但一年多后，大量新刊物都采用了白话文、新式标点，并用横排。在此期间，钱玄同、沈尹默等参与了创编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工作。不久，教育部下令将小学教材改用国语。1920年，胡适用白话文写作的诗集《尝试集》出版。白话文很快取代了文言文，成为通行文体。这是文学革命的巨大成果。
在文学内容的改革方面，文学革命的宣传者们提倡打破“文以载道”的信条。“文以载道”是唐代著名古文学家韩愈提出来的。它要求学者写文作诗应以宣传儒家伦理道德为目的。这一主张为后来很多人推崇。陈独秀指出，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是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的门面语而已。他和胡适等人提倡以社会生活，包括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农民、小商贩、家庭、婚姻、妇女问题、教育问题等，作取材来源和创作内容的写实文学、国民文学、通俗文学。然而真正对新文学内容进行较深入探讨和在新文学创作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鲁迅和周作人。
鲁迅自1918年起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把新的文体形式和反映社会现实，控诉封建礼教及专制政治压抑个性、残害人性的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为新文学创作树立了榜样。他在同一时期写作的随感录成为早期杂文的最佳之作，为杂文这一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在现代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
周作人是鲁迅的胞弟，留学日本，对西方和日本的文学作品及理论较为熟悉。他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两个口号。
人的文学提倡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按周作人所说，这种人道主义是一种与儒教、道教非人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其实也是陈独秀宣传的人权自由主义。以这种人道主义为核心，对于人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就叫做“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以反对贵族文学立意，强调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后来，周作人把这些主张概括为“为人生”的文学。
1920年周作人参加了郑振铎、沈雁冰、孙伏园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他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成为该会成员共同接受的思想。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中有很多是“五四”以后活跃于文坛上的著名人物。他们同五四时期另一个由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发起的文学团体，同样用白话文创作但提倡浪漫主义文学的创造社成员一起，成为建立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