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盛夏，闷热的天气几乎使人们透不过气来。
5月9日政府屈服于日本政府的压力，准备接受最后通牒，签定中国与日本之间关于南满、东蒙、山东的“条约”和关于福建、汉冶萍及旅大租借期延长的“换文”（即二十一条）以来，各地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议集会、抵制日货运动，在大总统袁世凯的严令敦促下遭到镇压。不久，报纸上又登出政府聘请的宪法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鼓吹中国宜实行君主制的言论。紧跟着，那位因写了《君宪救国论》而被袁世凯誉为“旷代逸才”的杨度，联络总统府顾问孙毓筠、国学大师刘师培等发起组织“筹安会”，以筹划“一国之治安”为名，发表鼓吹帝制文章，掀起关于国体问题的争论，并且配合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府要员，四处组织请愿团。一时间，帝制风潮沸沸扬扬，政治空气的热度不断上升。筹安君子们热得发昏，一心想黄袍加身的袁大总统烧得发昏，而那些追求民主的真正爱国志士、知识分子则气得发昏！
这一天，坐落在上海棋盘街上的群益书社门口，一辆黄包车刚刚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位三十六、七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长方的脸庞，前额饱满，眉骨略凸出，两道粗眉下，一双不大的眼睛射出犀利的目光。他不是别人，正是即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的陈独秀。
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即现在的安庆）。因家乡附近有一坐独秀山挺拔屹立，后来他写文章时一度使用“独秀”、“独秀山民”的笔名，久而久之，“独秀”反而成为人们熟知的名字了。
陈独秀小时候聪明、顽皮、倔强，感情易冲动，不怕鬼神、不畏强暴，又同情弱者。有时因不服管教遭到祖父严厉的责打，总是一声不哭。祖父不止一次愤怒地骂他：“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青年时期的陈独秀强烈感受到了大清王朝的衰败不堪，以及列强势力威逼压迫给中国人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屈辱。他奋起投入反清斗争，办报纸，结交名士，组织革命团体，联络同志进行活动，并数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有时不得不流亡国外。
辛亥革命以后，陈独秀目睹了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派人刺杀民主斗士宋教仁，废除《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步步走向独裁，而多数国民浑然不知不觉，甚至附和专制、拥护复辟的现实，感到忧心如焚。
1914年11月，他在日本协助著名政论家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时，发表了一篇题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指出真正的爱国应该认识国家的目的和形势，爱人民的国家、民主的国家，而不应该盲目地以忠君思想去“爱”滥用国家威权，残民误国的“恶政府”。文章中悲愤过激的语言遭到不少人的非议。为此，他想办一份杂志，进一步宣传他的“自觉心”思想。他找到主持亚东图书馆的同乡好友汪孟邹，请求资助。汪虽然与他是莫逆之交，但苦于财力不足，难以承担杂志的印刷与发行，于是向陈介绍了群益书社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陈氏兄弟知道陈独秀即是10年前驰名全国的《安徽俗话报》的创办人和主笔“三爱”先生，当即拍板，同意为陈每月支出编辑费200元，出版一期刊物。刊物的名称定为《青年杂志》。后来因上海青年会向群益书社提出《青年杂志》与该会出版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有冒名之嫌，陈子寿与陈独秀相商，于1916年9月发刊第二卷时起，将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依仗“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备受屈辱。一开始，人们以为中国只是武器、运输工具和工商业比西方国家落后，因此开办军械厂、船政局，制作洋枪、洋炮、火轮、舰艇，又开办民用企业，以及铁路、航运、电报局等通讯交通事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中国挨打的局面。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开始认识到，单靠“器物”的更新还不足以救国，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于西方是导致国家衰弱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戊戌变法运动，幻想依靠有开明思想的光绪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但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阻挠破坏，落了一个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康、梁亡命国外的结局。其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从而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皇权政治。
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和富强。国家政权落入野心家手中。短短几年之间，“中华民国”就成了一块徒有虚名的招牌。这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才进一步认识到：国家政治的进步仅靠政治本身的变革也还是不行的。政治的更新有赖于国民思想觉悟的提高，而国民思想是与千百年来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影响分不开的。要改变国民思想，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要建立近代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必须使国民具备近代西方国家人民的思想。陈独秀就是基于这种想法创办《新青年》杂志的。
《青年杂志》之所以以“青年”命名，是因为在陈独秀看来，青年好似初春、朝阳，好像刚刚开放的花朵，如果把社会比作人体的话，青年就是新鲜活泼的细胞。他希望青年“自觉奋斗”。“自觉”就是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对社会的责任，自强自尊；“奋斗”就是要发挥各人的智慧和能力，同陈腐落后的人物与思想作坚决斗争，决不与之同流合污，也决不受其影响。他在《青年杂志》第1号开篇《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青年应具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思想和行为品质。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说的是人应当有平等自主权利，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谋生，发表自己的意见，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断善恶；一切思想、信仰、行为取决于自己的思考，决不盲从别人、依赖别人，当别人的奴隶，也决不让别人当自己的奴隶。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说的是人应当跟上宇宙发展、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求新，接受先进的事物。认识到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风俗已落后于时代，失去存在的价值。不应当让这些落后的“国粹”束缚自己。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说的是人应当勇于进取冒险，在艰难的环境下抗争，战胜恶社会，而不被恶社会所征服，切勿为洁身自好而忍让退缩。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说的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已渐成互相之间紧密联系的统一体。生当此时的青年应丢掉闭关锁国的思想，了解世界，掌握各国知识。否则个人将落于时代，国家也将无法在世界上立足。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说的是应接受西方思想家提出的“实利主义”、“实验哲学”，以“利用厚生”为人类生活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现实生活问题，抛弃同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的表面文章和道德说教。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指出科学是空想的对立物，是消除迷信、根治无知的武器，是推进社会发展、知识进步的重要因素。近世欧洲之所以进步，“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中国人民若想脱离蒙昧和浅陋，“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即应把科学放到与人权同等的地位来看待。
以上六条即是陈独秀对青年提出的希望，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他理想中新的时代整个中华民族全体人民所应具备的新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这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和第六条，也就是“人权”与科学。这里的人权主要是指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属于民主思想范畴，或说民主精神、民主原则。它与民主政治观念密切相关，所以后来也被归结为民主思想。对民主和科学的宣传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首要内容，《新青年》杂志后来发表的许多文章是围绕这两项内容展开的。
民主和科学又被称为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两面大旗。
启蒙运动原本是指18世纪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度的时代，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对封建意识形态发起全面批判，企图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偏见、神学教条、基督教会和专制政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而发起思想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认为，人们能够凭借理性的力量发现有关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法则，谋取自己的幸福。他们提倡理性、宗教容忍和进步，乃至无神论、唯物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反对禁锢思想和压制自由的教条和制度。“启蒙”的英文Enlight，带有以光明驱逐黑暗之意。因此，也可以说启蒙就是以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启封建专制、保守落后意识之蒙。
18世纪启蒙运动以法国为中心，波及到英国、意大利、德国、美国、俄国等许多国家，涉及宗教、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为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排除了思想障碍，并且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后来启蒙运动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发生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普遍称谓。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上承了严复、梁启超、谭嗣同，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启蒙宣传，以传播民主科学为核心内容的西方进步思想为手段，向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文学、艺术、思想观念发起了猛烈攻击，目的是要把中国人民从封建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则是这场伟大运动的揭幕人和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