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产业开发的高潮中，刘铭传于1888年前后，指示军器局从外国进口创木床机器1台，笋木头机器1台，锤床并锯5把及各种机器钻刀全套，运动飞轮汽机和锅炉全副及各种翻砂铁箱机器 48对。在此基础上，在台湾创立了一个大机器厂。除生产枪炮子弹等军需品外，还生产代木机。在铁路工程进展期间，军器局还承担和修理铁路客车、货车车辆事务。由此可知，官办的军事工业企业作用已开始明显地转向民用服务方面来，初步地开创了台湾的机械制造工业。它虽然简陋孤微，却不失为机械业的雏形。
刘铭传还兴办台湾的能源采伐工业。先后设立或整顿了伐木局、煤油局和煤务局。随着台湾铁路的修筑，需要大量的木材，伐木局应运而生。1886年底创立了伐木局，归军器局管。由于台湾伐木局的建立，修铁路所需枕木全部由台湾本地供应，不再像中国大陆那样需要从外洋进口，工业自主体系逐渐形成。伐木局除了供应台湾本土修铁路之需外，还大量地将多余木材成品运往祖国大陆，充分发挥了台湾巨大丰富的林木资源。
随着台湾近代化开发，煤的用量越来越大，造船、修铁路及各种机器制造厂都需要大量的煤，台湾基隆一带盛产煤碳，长期以来靠手工开采。1866年创办后的福州船政局，就是依靠台湾煤碳的供应而维持生产的。1875年福建船政大臣沈保祯奏清设立台湾煤矿局，并于1877年提请英国人台扎为矿师，购进新式机器开采煤矿，于是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在台湾出现。基隆煤矿原为官办，由于管理不善，产量很低，1884年，由于法军侵略台湾，基隆煤矿转为衰落。这一年8月，为绝敌人窥伺之心，刘铭传下令拆移机器，浸没矿井，焚毁厂房，于是，经营近十年的基隆煤矿遭到彻底的毁坏。
刘铭传抚台以后，起初因经费拮据，政务繁忙，无暇顾及煤矿，但随着各项近代企业的兴办，用煤问题明显暴露出来。1886年，商人张学熙见市场急需用煤，就请求承办，刘铭传欣然同意了张学熙的请求，基隆煤矿由原来的官办变为商办；但由于煤矿经破坏后积水很深，张学熙本人资金有限，无力经营，要求退办。由此，商办煤矿也失败了。1887年初，刘铭传决定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对基隆煤矿着手恢复。于是，1887年2月台湾煤务局重建，共集资12万两，用于添购机器，聘用外国矿师，基隆煤矿于是恢复了生产。这一年生产能力达到了日产100吨，全年产量1. 7万吨。1888年1月，由于商人对修建从煤矿到基隆码头铁路一事持消极态度而纷纷要求退股，基隆煤矿又改为官办，但是官办以后，亏损更加严重。刘铭传为此发出：“积习太深，用人为难，漏厄无以底止，非设法变通补救，不负此无穷之累”的慨叹。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1889年刘铭传大胆提出订立合同交给英商范嘉士承办的建议。
刘铭传通过管理基隆煤矿的实践，认识到当时中国无论是自办，也无论是官办、商办或官商合办几种形式都有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弱点。还有一个难以克服的毛病就是腐败的封建性的经营方法相抗衡，如果交由外商承办，以20年为期限，期满即收回，则在20年中外商虽然获得一定的利润，中国也避免了亏损，而且有煤可用。20年后又可以接受一个具有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的煤矿，对于开发台湾丰富的煤矿资源，建设台湾是有利的。刘铭传草拟的《英商范嘉士承办煤矿拟立合同》是在开发台湾建设中急需用煤，而基隆煤矿的经营无法正常供应用煤的之需的情况下拟定的，因此，订立合同交由外商承办，是当时刘铭传唯一可取的办法，别无善策。另外，在这个草拟的合同中刘铭传规定了合同期限为20年，20年期满，英商应即撤退，运煤铁路由中国官方修筑，英商运煤照付运费，煤矿用人，除技术人员外，一律雇佣中国工人，不准雇佣外国人，台湾派地方官派学生进矿学习技术，英商应加优待，如果发生战争，煤矿应归中国管理。合同最后并加说明，中国洋商开矿之事从未办过，此次奏准，固台湾同该商均有利益。刘铭传草拟的这个合同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它体现了主权和互利原则，外商经营这个煤矿，只不过是在20年中赚了一笔钱而已，而且所受的限制大，不可能为所欲为，中国方面也因此使基隆煤矿恢复生产，保证供应轮船和工厂的用煤，而且继续开辟新矿，开发富源，发展运输业，增加税收，增加就业机会，培养煤矿技术人员，合同期满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煤矿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而且可以获得一个完整新式企业，签订这样一个合同，对中国开发台湾是有利的。
刘铭传从开发台湾的需要出发，大胆提出建议，愿意承担风险，足以证明他的爱国热情。可是，腐败的清政府对于《南京条约》以及以后一系列的外国侵略者强行签定的不平等条约都能含辱接受，偏偏对于这个双方互利并不损害国家主权的由外商承办煤矿的平等条约却不愿接受。刘铭传的奏折呈送了1个多月以后，清廷的户部复议，断然反对，这个合同便成了一张废纸，刘铭传振兴基隆煤矿的一腔爱国之情被腐朽的清政府扼杀了。在这个过程中，基隆煤矿虽然没有停止生产，但年产量十分有限，1891年，只有7000吨。这期间，手工煤窖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它们与基隆矿务局一起，以所产之煤维系着福建船政局和台湾建设的需要。
在恢复基隆煤矿的同时，刘铭传还在1887年设立煤油局，委派栋军林朝栋兼办。刘铭传创办煤油局，首先是想以台物用于台事。台湾山内产有较为丰富的煤油，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开发。刘铭传抚台以后，认为台湾既然有油矿，就应该开发利用，与敌争利。早在刘铭传抚台前，外国煤油就大量充斥台湾市场，其中以美国慧星牌煤油最多，俄国、澳国次之，每年销售额达数十万元。为了打破洋油统领台岛的局面，开发台岛油矿，与洋油争夺市场，刘铭传就委派林朝栋办理煤油开采事务。规模虽然不大，但每年所出油计值也能达到1万两，结束了洋油统霸台湾岛的历史。
除此之外，刘铭传抚台期间，还开发了台湾的电力事业。他曾筹设了一座龟山水力发电所，计划用淡水河支流南势溪的落差发电，预计发电量可达790千瓦。这件事在近代中国史上是堪称第一的事情，由于刘铭传的被迫离职而没有实现。所积累的资料及创建的基础，被1895年霸占台湾岛的日本人所利用。但是开发台湾岛的电力事业是刘铭传的心愿，虽然没有实现，但他开发台湾、抵御外强的爱国主义热忱并没有因此而泯灭，台湾岛人民将继续刘铭传未竟的事业，沿着台湾近代的先驱者——刘铭传的足迹，继续前进。
在短短的几年里，刘铭传的产业开发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所兴办的军用企业有军器局、军装局、火药局、硝药局、水雷局、转运局等，经营形式全为官办，民用企业有伐木局、电报局、招商局（设在新加坡）、通商局、煤务局、台北通商局、铁路局、煤油局、桑蚕局等。民用公共事业有官医局、官药局、邮政局等。经营方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马克思曾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开发有两个标志：第一是把产品当做商品来生产，第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动机。毫无疑问，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具备马克思所讲的这两个特性。即使是官办的军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刘铭传命令它们转到民用服务方向来。如军器局兼办伐木局，生产枕木，兼造铁路客、货车辆。其资本主义开发的性质也非常明显。由于这些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办，使台湾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其中民用工业企业每年收入达1004840海关两，约占台湾岁收入的25. 4%，同其它项目相比，居领先地位。这既表明台湾国民经济收入中，资本主义成份已居重要地位。台湾已步入近代化的进程。它还表明，作为产业开发的领导者——刘铭传，不愧是台湾近代化的先驱者。
刘铭传在台湾进行的近代化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奠定了台湾现代化的基础。但是经济的开发离不开人们的开发，人是第一生产力。刘铭传在台湾进行近代化开发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人才开发。为了从事近代化事业，刘铭传希望培养大批的技术人才。
刘铭传生长在乡间僻壤，但他少年有志，勤奋自学，经常钻研天文、地理、兵家等经世致用的书籍。在他前半生戎马生涯中，他深感“世道大变，中国处于政弦易辙，发愤为雄”之际，因而他特别注重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经常阅读西方报刊，接触洋务里手、有名之士、外国商人，注意掌握各先进国家军事经济的发展情况。早在1874年，闲赋在家的刘铭传就说：中国若不学习西方科技、废除科举、速开西校、翻译西书以激励人才，不出10年，中国将面临危险。其观察时政的敏锐、深刻，的确发人深省。10多年后，俄国占领中国旅大，势力波及东北三省。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占领宝岛台湾。刘铭传的预言确实具有真知灼见。
刘铭传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敢侵略中国，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锐枪坚炮，而我国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以四书五经、八股为选人才的标准，在新的形势下，这种人才不能发挥作用，基本上是废物，难以适应近代化的需要。因此，官府必须重新造就和选择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在这种“经世治用”，倡导“西学”的思想指导下，刘铭传采取以下几种开发人才的措施：
第一，重金聘延教习，为台湾培养新式人才。这是刘铭传人才开发的重点。1887年3月，他在台北大稻埕六馆街设立一座西学堂，聘请的教师中有中国留学生、外籍教师以及从中国大陆来的科技人员。西学堂设有英文、法文、地理、历史、算术、测绘、理化、汉文等。自学堂建立起到刘铭传离台止，其培养“俊才”64人。
第二，人才选择不计门户。刘铭传由于贫寒且多接触洋务人士及外商，故在选择人才时能够不拘一格，只要能为近代化服务，则尽为我用。
第三，借才异国，为台湾树人。由于近代化的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的人才是方方面面的，而台湾及大陆的近代人才有限，所以必须引入异国人才，如德国、法国、英国等工程师都曾受聘于刘铭传的企业里，为企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总之，由于刘铭传的人才开发方针目的较为明确，措施也较为得当，所以台湾不仅“教育为之一新”，而且“人才之盛，勃勃蓬蓬”。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台湾近代化产业的开发，而且标志着这一经济开发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刘铭传进行的近代化改革中，曾经草拟了一份将基隆煤矿交由洋商承办的奏折，遭到清廷的反对。后来他又决定交由本国商人承办。清廷获悉此事，责问他“天下有事政体乎？”并以“违制律私罪”，将他革职留任。一班反对新政的守旧官吏和土豪劣绅在庆贺胜利的同时，掀起了反对新政的风潮。刘铭传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辞职离台。
1891年6月4日，刘铭传怀着对改革未竟事业的遗憾，怀着对台湾的无限眷恋，乘船离台返回大陆。抚台生涯结束。
纵观刘铭传抚台6载，正是中国人民处于民族危亡而奋力拼搏的时代，也是台湾人民保卫和建设祖国宝岛台湾的重要时期。台湾海峡两岸同为炎黄子孙，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洒下了汗水和鲜血。刘铭传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光辉典范。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怀着一颗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与台湾人民一道，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为建设台湾呕心沥血。他为台湾的政治管理、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绩十分卓著。著名学者连横曾指出：台湾300年间，吏才不少，而能立长治之事者，只有两人，一是陈参军永华，一是刘巡抚铭传，是皆有大勋劳于国家者。
刘铭传开发和建设台湾的业绩，他对祖国统一所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