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日本帝国主义从1935年开始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表明他们用政治手段侵吞华北的阴谋遭到失败。
新接任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气得耳旁的一撮毛都翘了起来。他从天津专程赶到北平，问他的部属：“我们的‘自治’没有成功，什么的原因？你们还有什么招？”部属们大眼瞪小眼，不知该如何回答。田代又回到天津，还用那句话间他们在天津的官员，同样没人回答。田代没有疯，但是他说了一句疯话加浑话：八格牙鲁，我们的帝国八格牙鲁！留下这句浑话，他又到北平去了中日的矛盾没有解决，也不会解决。双方正在向战争的道路上迈进，且步伐越来越快。从1936年初开始，日本又改变了策略，用以经济手段为主来侵略、控制华北。
1936年8月11日，日本内阁在《对华施策》中表现了急欲占有华北资源的野心：“处理华北的重点，在于使该地区作为防共和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可以防备苏联的侵入，另一方面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
同一天，日本内阁在《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中则更明确地露出了带血的贪婪的牙齿：以中日经济合作，造成中日不可分割的局面，形成日、满、华经济集团，使华北政权保持亲日态度，特别是要迅速开发日本国防需要的资源。
把这些称作日本全面掠夺华北资源的经济侵略计划并不过分。他们要梦想成真，便时刻进行着使蓝图变成现实的或是海盗式的夺抢或是强人之难的要求。
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发出通牒，胁迫他成立“华北国”。遭宋哲元拒绝。田代皖一郎退一步，以退掩进，又提出了“中日经济提携”具体计划。宋哲元没言声，当然也没摇头。就在这时候，南京政府电告宋哲元，对外协商及与外人合资的事业。
都必须与中央主管部会洽商。这实际上是拒绝了田代的要求。日军非常恼火，田代拳头狠劲地砸在了桌子上，一瓶茶水滚翻在地。他们最恼火的还不是这些。田代以及站在田代身后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们尤其可怕的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可以与曾经抵挡过无数次侵略者的万里长城齐名媲美的另一道铜墙铁壁。
中国的大地此刻到处是一片由仇恨的烈火点燃起来的能焚烧一切淹没一切的汪洋大海。企图偷走太阳的人必然会变成被烧死的野兽。这个谁也抹不掉的基本事实不仅被当时的实践、也被后来的实践一再的验证，因而成为亘古不变的评估：日本强盗的烧杀掠夺越疯狂，它从正义在胸的民众手中得到的惩罚就越丰盈。
这是一组记载东北抗日联军最初打击日寇的历史数字：
“1932年，日本关东军死伤突破了三万人；1933年死伤高达四万二千余人；1934年死伤近五万五千人。为了维护日本在中国的统治，关东军出动了仅有的三个师团的主力‘讨伐’抗日武装，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关东军付出了十倍的努力还不能充分达到目的。”
这就是一切侵略者无法抗拒的应得的报应。
华北大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睁开了愤怒的眼睛，直视着强盗手中的酒杯。
1935年11月，就在日寇不遗余力地通牒宋哲元宣布“自治”的时候，清华大学等十校学生联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义愤填膺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以及禁止抗日的人的嘴脸，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抗日救国的自由。多么滑稽，抗日受限制，救国没自由！十校的宣言立即得到北平其它大中学校的支持、响应。11月18日，北平各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12月初，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于12月9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随之，指挥总部、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和宣传队都成立了。
12月9日清晨，北平市的万余名学生在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冒着严寒，走向街头，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响亮的口号震撼民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武装保卫华北”民心沸腾，众志成城。学生要求向南京政府驻平长官何应钦面交请愿书，何应钦根本不在他住的中南海居仁堂，躲进了西山的别墅，拒绝会见学生代表。尤其令人气愤的是警察对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他们封闭了西直门，阻止学生入城参加游行，派出军警用水龙驱散游行队伍。用大刀、木棍袭击游行学生，逮捕三十余人，打伤一百多人。
这就是震惊历史的“一二·九运动”。
华北大地到处是民众为日寇设置的陷阱。
太行山的石头已经在燃烧，为遍野越烧越旺的抗日烈火增添了一缕光焰。
也是在这时候，发生在南京的同样是震惊历史的“汪精卫遇刺”事件，也许更能说明日寇在中国民众中培植的仇恨达到了怎样一种不可遏止的程度。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冯王祥、陈济棠、阎锡山等均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很得意地说：“这次全会显示国内趋于团结的喜人形势。”
9点钟，中央委员们从紫金山中山陵谒陵之后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了开幕式。会后，代表们步出大礼堂，集合到中央政治会议厅前等候摄影。可是蒋介石迟迟不到场，合影无法进行。
代表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摄影机前。静悄悄地等候着。
蒋还是没有来。
也许主持会务工作的人觉得这样无限度地等下去不是个办法，就只好宣布拍照。9点35分摄影完毕。缺了主帅，气氛有些沉闷，照片上每个人的脸肯定是半阴半晴。
正当代表们转身要迈上台阶，打算登楼进入会议室接着开会时，突然从照相机、电影机旁的记者群中“叭”射出一颗子弹，命中姑在第一排正在转身的汪精卫的左眼外角下左颧骨。汪还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接着又飞来第二颗子弹，命中了左臂腕部。汪满脸是血，疼痛难忍，他懵了，直愣愣地呆站，一时不知咋办。就在第三颗子弹刚要射出来的一瞬间，紧挨汪坐着的何应钦说了声“危险”，将汪推向一旁，汪半倒了下去。那颗子弹已经飞出，射中了汪的后背第六、第七椎脊骨旁部位。接着又是“叭”一声，这是第四颗子弹，未击中。
现场秩序顿时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人杰滚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下。
刺客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他手握六响左轮式手枪，高喊着打倒卖国贼。孙原先是19路军的一名排长，怀着对淞沪抗战被出卖的旧恨和东北沦亡的新仇，他才采取了这么一个“民粹派式”的行动。他的目的在于刺杀蒋介石，因蒋介石未出场，临时决定将枪口对准汪精卫。
孙凤鸣在现场被捕──
在慌乱中，第一个起身和孙搏斗的是站在汪身旁的文官张继，他急忙奔到孙凤鸣背后将其拦腰抱住，孙挣扎着又射出两发子弹。
紧接着武将张学良奔上去猛踢一脚，托起孙的手臂，孙手腕一松，手枪落地。
这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孙凤鸣胸肺中二弹倒地。
“停止射击！怎么可以不留活口呢？”
蒋介石从屋里冲了出来，这佯大声喊着。他奔向倒在血泊中的汪精卫跟前，跪下左腿将汪抱在自己右膝之上问：
“汪先生，你，不要紧吧？”
汪撑着双手半坐起来，脸色苍白，血气全无。
10时半，汪精卫被送进了中央医院，他神志清醒，言语清楚，左眼下面肿得胀乎乎的。医生问他感觉如何，他说：背痛得像穿刺。
亲日派汪精卫落得这样的遭遇似乎毫不奇怪。年初，他发表了卖国投靠的亲日演说，当时遭到了国人上上下下的痛斥他一点也不在乎。此刻，那股仗着主子发威的劲头哪里主了？
汪精卫遇刺，给人们留下太多的谜。尽管蒋介石说“要留活口”，但仍然是一个死结。
因为孙凤鸣是个硬汉。
他被卫士放枪击中，流血过多。送进医院后濒临死亡。
南京当局为了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杀行为的线索，指使医院每小时给他注射强心针十次多。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内政部长陶履谦等亲自守在病房，追问孙凤鸣是受了谁的指派。
孙凤鸣的肉体正承受着残忍的折磨，他绝不会给这些刽子手留下一句供词。但是，该说的话他不会带走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从微微张着的嘴唇间迸发出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留给“追究”他的人：
“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精卫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是签字，再不打日本，我们就要亡国，中国人要做亡国奴了！”
第二天清晨，孙凤鸣就平静地死去了。
后来，冯玉祥就孙凤鸣的事发过几次感慨，称赞孙凤鸣的行为。他说：
“姓孙的青年真令人佩服，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可是，我们就容不得这样的人，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后来汪精卫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那青年被弄死了，我们却养活了一个汉奸，我们要为那姓孙的青年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国民党的高层将领里也有说公道话的人。
河流改道，那不是水的错。但是，水的力量确实可以走出新的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