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庐山谈话》的那个蒋介石还在吗？
当战争还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抽象的梦幻时，蒋介石曾振振有词地、甚至是拍着胸部说过这样的话：“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去迎击日寇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那阵子，战争好像牵在他手中的一只风筝，他把线儿拽得紧紧的，分明是不要它远走高飞以至飞得无踪无影。可它还是越飞越高，越远。战争如果是这样就好了，由他牵着，却离开他远远的。
没想到，突然卷来一阵回头风，牵线断了，风筝被折卷回来，落到他身边。他的心好一阵子抽缩。可望不可及的战争终于一天紧似一天的敲响了蒋总统的大门。蒋介石惶惶然了。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但是眼前残酷的现实又不能不认真对待。还是让战争远离人们为好，双手把它能推掉就坚决不搂抱它。更何况日方一直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愿望。别听他们说什么现在只剩下了“军人对军人的交涉”，昨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不是还给外交部王宠惠递交了“备忘录”，责问中国政府为什么反对29军与日方的谈判吗？”
谈判的路并没有堵死，如果要说堵死，那是我们的责任，日方的门是开着的。
蒋介石不仅在说浑话，而且在办浑事，他又为谈判的事忙乎起来了。这回他走的是一种全新的路，他热切的希图通过第三国的调停，能使中日两国和好。
这是他坚持不改的决心：只要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就绝对不放弃努力。
他第一个接见的是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
蒋介石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希望英国当“月下佬”，为中日调解。
许阁森的答复也很干脆，说，英同政府实在难以挑起此重任，调解甚为困难。原因是现在日方根本无意接受调解，一个巴掌怎能拍得响？
蒋介石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眼下中日的局势，像箭在弦上，发生战争将是随时的事。我觉得只有英、美两国从中设法调和或许可以有和缓的可能。中日不起战火。东亚和平亦可维持。请许大使将我的意见转告贵国政府。
许阁森答应了。
这是7月21日的事。
时隔3天，许阁森晋见蒋介石，转告蒋介石：“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和特使孔祥熙已经与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晤谈过了。”
蒋介石：“晤见一事我已知道，我关心的是不知贵国政府是否做过调解，日方态度如何？”
许阁森说：”我国政府已经告诉日本，要他们全力节制在中国的行动，明白中国的忍耐是有一个限度的，不可估计错误，惹来难以收场的麻烦。”
蒋介石说：“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之间的协议可以同意，这实际上已经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果还要提出什么其它条件，中国必然会拒绝。因为我们的限度不可能是无限的。”
蒋介石见许阁森只听无语，便再次亮出了自己的那个观点：
“我认为，现在唯有英、美两国通过努力，方可调解中日争端，以免发生战祸。”
许阁森的脸上完全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情。
蒋介石的外交活动继续不知疲倦地进行着。他接见的第二个人是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詹森老谋深算，一出场就是一副不干预的公允神态，他先发制人，对蒋介石说：
“敝国愿意为中日和平解决争端尽力，蒋公有何吩咐尽管道来，我洗耳恭听。”
蒋介石显得有些不悦，但还是耐着性子讲了自己的恳愿。求人时是矮子嘛，他说：
“按照中日双方的协议，我方已于7月21日起开始撤军，可是日本方面至24日仍在积极准备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是以最大的容忍对待日方的；他们多次要求卢沟桥事变由当地解决，我方已同意；政府对于宋哲元请示的三点均给予批准；凡此种种，我们都是为了求得和平。如果日方还要得寸进尺地提出其它要求威胁我们，我们自然不会有别的选择，只有奋起迎战。”
詹森又说了一句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话：“我国政府密切关注着日方的态度。”
蒋介石最后以恳求的口气对美国提出要求：
“贵国是九国公约的发起国，对于此次日本挑起的卢沟桥事件肩负着法律上的义务。美国又向来主张和平与人道主义，所以从道义上讲亦有协助制止日本扩军备战的义务。”
詹森表现了虚伪的热情，连连称道：“一定！一定协力调解。”他就是不谈具体办法，不涉及实质性问题。
蒋介石没有因为英、美两国的冷漠而放弃了自己应做的工作，在接见了詹森的第二天，即7月26日，他又和德驻华大使陶曼会晤，这是他接见的第三位外国大使。
在这之前，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已和陶德曼有过会面，当时陶德曼讲了以下两点意见：一是日本政府已经声明过，不愿意看到第二国干预卢沟桥之事，在这种情况敝国出面调解，只能讨得没趣。二是政府曾接东京敝国大使电报，称日本政府对此次卢沟桥事件亦不甚清楚，乃是少数军人欲借此生事。因此，从事变发生至今，日本政府已全为军人所控制了。
蒋介石对王宠惠与陶德曼的会晤无效果很不满意，就以这样堂而皇之的理由被人家搪塞过去，不是太有点无能了么？他今天再次会晤陶德曼，就是想从这块板结地上开出一条通道。
陶德曼的圆滑和世故与詹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只不过把头天给王宠惠说过的话像嚼剩馒头干似地又重复了一遍，他说：
“敝国现在虽然与贵国无其它政治关系，但是仅从维持两国商业利益出发，也极希望贵国与日本能和平解决争端。为此，我们会视机而行，尽自己一份力量的。”
此番官腔说得蒋介石高兴不起来。
送走陶德曼，蒋先生又接见了西方第四个外交官——法国驻华大使齐雅。
齐雅是最善解人意的友人了，可是细一琢磨，他的“善意”又能值几何？他对蒋介石说：
“敝国在历史上曾与英国有过百年战争，当时英国伸其势力于欧洲大陆，神气得很，以为敝国将永远会被它征服。但是，结果事与愿违，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最后还是缩回了英伦三岛。现在日本在亚洲大陆得势，以为可以征服贵国，我以为日本想错了。战争的结果日本必归失败，将来仍须退回小岛。在此和平尚未绝望以前，敝国极希望仍能和平解决中日争端，可惜的是，日本军人太多，意见不能一致，和平前途实未可乐观！”
蒋介石也感叹道：“日本的形势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够作主，实在可惜！”蒋也叹息，齐也叹息，两人谁都无有改变局势的良策与能力！叹息复叹息。蒋介石的外交活动可以说没有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对第三国所抱的调解之希望彻底破灭了。别无选择。国民党政府面前唯一出路就是对日实行坚决的抵抗。金陵城外，远处长江的涛声敲打着未眠人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