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日军用枪炮声欢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河边正三在蒋介石谈话的第二天就得到了谈话的内容，他似乎连想也没想就说：“好嘛，让他知道一下自己招来的后果是什么滋味。进攻！”他肯定是用牙齿咬出了“进攻”两字，要不为什么那么生硬、恶狠。19日，日军再次向卢沟桥前线的中国部队发动炮火袭击，那是给蒋介石看的。中国军队还击。双方的交锋持续了近4个小时，都有惨重的伤亡。正午时分，枪声、炮声渐渐停息。毒阳喷射出毒辣辣的光波，烘烤着田野。本来并不干渴的庄稼地经过这些天多次的战争扫荡像烧焦了似的显得疲惫，贫瘠。燃烧的村庄仍在冒着硝烟。庄稼苗衰了，野草在焦灰里悄悄地繁衍着。田头、地角、坟地时不时能看到有一二尸体。蝉也学会了沉默，泥团似地呆趴在树杆上。失血的田野！沉重的土地！这时，一伙日军兵从被炮弹削掉了一个角的堡里跑出来，饿狼似的扑进了河滩里的西瓜地这片西瓜地足足有3亩。日本兵渴极了，七手八脚地摘扯着西瓜在膝盖上碰破，熟的，狼吞虎咽般吃着；生的，甩掉，继续去摘满地的日本兵，满地的西瓜皮，满地的磕碎了的还未熟透的破瓜吃饱了，喝足了，鬼子们开始丧尽天良地做坏事，他们用刺刀把地里所剩的西瓜全部捅烂，将瓜蔓撕拽得滚了一地。然后，放一把火，烧着瓜地河滩上，一位老者挑着一担水艰难地举步移动。一个鬼子举起枪瞄准老人，扣动了扳机，老人应声倒下一队中国士兵从河上游追击而来，对行凶做恶的日本兵进行射击。瓜田里倒下了一片鬼子的尸体。燃烧的瓜蔓冒着湿漉漉的烈烟。田野又归于死寂正是在这种浓浓硝烟的掩护下，日军按既定方针长驱直入地向华北推进——19日，奉命增援华北的日军第20师团近万人在师团长川岸元三郎的率领下，由朝鲜龙山开往天津，一部分已集结于唐山、山海关；20日，关东军独立第11旅团主力达到高丽营待命。至此，日军第1批增援兵力全部进入华北。华北危在旦夕。永定河畔，农人们在田里用钝镰刀割着熟透了的谷子，那一阵阵缓慢的声音像叹息一样沉重。
一阵暴风雨把农人们打散。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发表声明：“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自由”行动？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手段侵略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为什么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如此充分的“自由”？20日凌晨1时30分，日本外务省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目前事态恶化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一面阻碍协定，一面不断调中央军北上。当此时机南京政府倘不翻然醒悟，解决时局将全然无望。”紧接着，日本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作出以下决定：“以外交谈判终究不能解决事变，为使平津地区安定，现在必须决定使用武力。因此，应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给予新的任务，并把在南满洲待命的临时航空兵团编入中国驻屯军管辖下。同时，着手准备进行国内师团的动员，将以前应急动员的第20师团纳入本动员，还要进行属于这次动员的有关部队的动员，并把这些部队派往华北。”
天气预报说，卢沟桥地区一连三天都有暴雨。雷声已经从路的尽头传来。
人的灵魂一旦麻木，一切都成为多余的宣言，多余的姿态。
宋哲元感到很冤，一肚子的委屈、抱怨。他说：
“我错了吗？我成为罪人了吗？打心里说，我是想给国人争来一个和平的没有贼兵的天下，让大人和娃娃都在闻不到硝烟的环境里过日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这样想，不这样做？”
坐在他对面听他发泄的是秦德纯、张自忠、张克侠等。他们只是听着，什么也不说，脸上没有十分的不耐烦，但可以看出内心已经是按捺不住的无奈了。有什么意义呢？日军已经把华北推进战争的深渊了，还在愚蠢地为自己辩解、表白。
宋哲元确实走得很远了。也许他钟爱和平，可和平之神却远他而去；也许他是为了民众，可民众却谴责他的无情。
最可怕的是，他还在继续远去，还在不遗余力地为民众“着想”。瞧，就在他坐在太师椅上，给秦德纯和二张发泄心头怨气的时候，没有一点要收敛自己主张和行动的意思。他不顾日军屡次挑起事端，而且继续在挑起事端的事实，断然决定还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示他的“和平诚意”。
这是1933年7月19日上午11时——记下这个日子是十分重要的。此刻，日军正炮火连天地进攻中国卢沟桥前线的军队。
宋哲元仍然坐在太师椅上，说：“我想了好久，我们既然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项要求，就应该拿个姿态出来，免得让人家又说我们一方面在搞现地停战协定，一方面又在调兵遣将。当然喽，该调动的部队我们还是按原定计划主办，我是说从另一方面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了我们有力争和平解决事端的义务和责任。比如关于撤退的问题，关于部队换防的问题，还有增援部队是不是都要一窝蜂似地往前涌的问题。”
他列举的这事情无一不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他根本不是征求在座的各位意见，只是通报情况，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不要到时候感到突然，无所适从。
他说：“你们不用表态了，我知道你们很可能不同意我的这些想法，做法，或者说不完全同意。没关系，我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想到了我的反对者很可能不会少。昨天我跟德纯交换意见时，他就用沉默回答了我。这还不是等于投了反对票吗？我是这样想的，我问心无愧，我出于公心，我是冒着风险来进行一件许多人摇头的工作的。但是，我相信，时间会检验我的作为，事实会验查我的行动。我今天把这些心里话掏出来，当然是希望得到各位的谅解以至支持。”
下面他还讲了些什么，谁也没有往下听了，因为他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已经和盘托出了，他想干些什么事情大家也明白了。
最后，谁也没说话，都默默地走了。
屋里，就剩下了宋哲元孤独一人。
他表现了出奇的干脆利落，就是在19日这一大，把他考虑再三认为已经万无一失的、向日军表示中方和平诚意的措施亮出台：
（一）下令撤除北平街头设置的沙袋、拒马等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北平城门；（二）命令冯治安师与赵登禹师换防；（三）搁置29军高级将领们建议的一份备战计划；（四）向城外增兵的军队开始部分撤退；（五）电请北上赴援的孙连仲等部队停止前进；（六）将“秦——松协定”报请南京政府核议；（七）命令平汉铁路局试行通车。难道他不明白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吗——退让换来的是敌人的进攻，幻想描绘出来的是水中明月。不，他明白，非常明白！于是，便有了20日那个企图把人们的嘴堵住、不叫大家对他在关键时刻的退让说三道四、显得苍白无力的“安民布告”：
“本委员长请假返籍，不幸在本月七日夜卢沟桥事变发生，实系局部冲突。本委员长素以爱护和平为宗旨，以国家为前提，合法合理原则处理一切，深望中日两国民族推诚相见，共达和平之目的。唯恐各界同胞误听谣言，多所疑虑，为此布告，一体周知，各宜镇静，照常安乐，此系国家大事，不可听信谣言，妄加疑虑，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语言的苍白无力反映了他行动的低下廉价。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任何高级辩护人也难以使他的人格与形象圆满起来。当他预感到从日寇那里难以乞求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时，回过头来又想得到民众的谅解与宽恕。民众只能用“嗤之以鼻”四个字回答他。
宋哲元是在经过无数次碰壁之后才似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日本人面前一味地退让，要比进攻难得多！因为前进的路是无止境的而退到一定的时候就无路可退了，身后是万丈悬崖。
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也要坚持退下去。当然他不承认这是退，却把它加以美化，称之为：“以退为守”。中国方框汉字词语丰富，有人用它做游戏还真可以玩出许多“超拔”的花样来。
在29军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有人坚决反对宋哲元的“以退为守”。
的对策，而主张要“以攻为守”。自然，支持宋哲元的也有。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很是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的态度就是关键的一票了，不管他倒向哪一边，那一边就胜券在握，即使是少数人，也是胜利者。按一般的常规，他是会站在“以退为守”这一边的。因为这个词的发明者是他。谁知，他就是不表态，静坐一旁，一言不发，任其双方打嘴仗，辩论不息。真有意思，好像这场由他引起的争论与他一丝关系也没有。如果再这样无动于衷地静坐下去，连他自己也觉得无聊至极，于是他站起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看，索性咱们不攻也不退，就以守为守吧！”哄堂大笑！不，不应该笑。所有的人都应当抱头痛哭。笑声未止，当天下午3时，日军就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宛平和长辛店。宋哲元的布告还贴在墙上，那上面赫然写着：“深望中日两国民族推诚相见，共达和平之目的”
这些字是宋哲元用心刀刻上去的，它不会随风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