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上了庐山。
那里是避暑的好去处，每年的酷夏他差不多都要到山上绿荫笼罩着的那座专为自己修的别墅里去清凉、逍遥。工作嘛，除非必须要他过目过手的大事、急事外，其它的一律委托他人去处理。
今年这个夏天例外。蒋介石上庐山有满腹的心事，更确切他说，是忧虑、恐慌、还有些许的不安全感。
在别墅里的藤椅上落座后，他喝了一口水，使不知为什么变得干渴的嗓子湿润了些，然后对随从人员做出了上山后的第一个指示：
“华北大地上的日军活动情况要及时报告给我，记住，不得延误！”
说此话时他很严厉，脸上像下了一层霜。之后，他转身对夫人宋美龄说：
“你一定很累了，到寝室先去休息，我要处理些事情。”
一直站在他身后的秘书，递上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他接过戴上眼镜，细细地看起来。
这是1937年7月初，距卢沟桥响起抗日枪声的那个日子已经很近了。当然，这时蒋介石不可能知道会有个让他震惊的“7月7日”，但是，此时此刻的他心神不定，魂飞魄散倒是千真万确的。要不，他此次上庐山为什么没有避暑的心情，连他的爱妻都有点受他的冷落呢？
看完电报，他把陈布雷唤来，嘱咐说：
“天很闷，我的胸部直发烧，看来这回不像干打雷不下雨的样子，日军要来真格的了。你给我拟个稿子，适当的时候我会讲话的。”
延安。宝塔矗立在晴丽的天空下，显得格外挺拔、壮观。几朵白飘带似的云彩静静地停留在塔巅，装点着这座众人心中圣洁的宝塔。
毛泽东坐在窑洞临窗下的木椅上，静静地坐着。他准备给蒋介石写信。
已经是一个月前的事了。那时蒋介石似乎有了点闲暇，可以腾出手来了，他想到要解决西北的问题，教训教训那个地方的红军。蒋介石曾多次表示过自己的心愿，要吃掉这支队伍，绝对不允许它存在。也就是在这时候，他说过一句他认为可以称得上至理名言的话：“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奸臣。”西北地区的红军太让他恼火了，甚至可以说像眼中钉一样使他无法容忍其存在。于是，便有了在甘肃境内黄河以东的地方展开的一场消灭红军和红军反击消灭的激烈战斗。蒋介石不惜血本地调集260多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包围红军。红军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竭尽全力去反击。围剿与反围剿拉锯似的进行着，双方均有重大伤亡。但是，最终国民党输了，共产党赢了。胡宗南的七十八师整个被歼灭。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萌城堡战斗和山城堡战斗。
蒋介石承受的打击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完全是他自己讨来的苦果，怨不得别人。
毛泽东没有因为又一次打碎了蒋介石的进攻之梦而忘记了应该做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比欢庆胜利更重要的是要联蒋抗日，是讨伐日寇。这是当前的大局。大局不能丢。
就是从这时候起，毛泽东在自己的讲话或起草的文件中，对于过去的有些口号有了修改，这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条道走到天黑是不行的。例如，他把过去一直叫得很响的“反蒋抗日”的口号逐步改成了“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反蒋、逼蒋、联蒋，提法变了，效果也必然会不一样。人心思抗日，中国必须抗日。现在，毛泽东要给蒋介石写一封信，这是在山城堡战斗大捷之后写的一封信，是非写不可的一封信。他要给蒋介石谈谈山城堡战斗，谈谈势在必行的、无法推卸的抗日大业。也许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给蒋介石写信，又是触及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情，毛泽东非常慎重。毛泽东写道：介石先生台鉴：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阴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反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经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宪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260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派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拊心，一思其故耶？今昔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定，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即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褐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停候明教。
刹笔。毛泽东又从头至尾将信细阅一遍，个别字句小有改动。这封诞生在延安窑洞的信就这样完成了。蒋介石没有给毛泽东回信。只能这样的理解或者猜测：一、他太忙，很可能无暇琢磨毛泽东来信中的深层含意；二、毛泽东信中的话刺准了他的隐痛，使他含恨于心，却无勇气反驳。
蒋介石身边的工作人员不会忘记他读罢毛泽东的信之后的那个动作和那句话：将信推向桌子的一角，对秘书说：“收起来！”秘书还等待着下一句话，比如说“回信”，或者说“研究研究”。可是，他没这样说，许久，才吐出两个字：“存档！”
就在毛泽东给蒋介石写了那封信后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杨虎城、张学良二将军在临潼扣住了蒋介石。
蒋介石被他的部属抓起来了，了得！它不仅仅涉及到国民党的前途、命运，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抗日事业也会因为这着棋走得不妥而受到无法挽回的损失。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天不能塌，地不能陷，抗日大局一定要化解这块冰坨。在中共的多方艰苦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释放了蒋介石。
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是：“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蒋介石满口答应。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社会各界宣布：“只要我蒋某人存在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的内战。”人们希望蒋介石这个千金之诺出自肺腑。1936年12月24日，也就是西安事变不到半个月，蒋介石就这次事变的问题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蒋在训词中进行了“自责”，但是，更多的是他对张、杨的训戒。12月25日下午3时20分，蒋与宋美龄一起乘飞机从两安起程，4点半到达洛阳。次日上午10时许，蒋氏夫妇乘飞机离开洛阳，12时20分安全抵达南京。
午后，蒋介石召集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的联合会议，详细地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并表示想辞去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长之意——自然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要变成事实不会那么容易的。
蒋介石回到南京的当天一直是马不停蹄的工作。傍晚，他在军事委员长官邸通过秘书长陈布雷发表谈话，向国人表明此刻他的心迹。谈话如下：“我因飞机颠簸，非常疲乏。我对这次西安事变的态度，一如在西安对张、杨两氏之训话。现在只有等待中央的决定。我作为统帅，对于发生这次事变，深感责任重大。幸好得到政府妥善处理，全国军政当局的负责精神，使国家安定，未掀起波动，我深表感谢。在这次事件中，内外同胞的热烈同情和友邦朝野以及世界舆论一致表示同情，使本人不胜感激。”
当夜，蒋住所的灯光彻夜不灭，来来往往的人一直不断。
1937年1月1日，国民党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10年徒刑。当所有的法律手续办完后，蒋介石表现了自己应有的“高尚风度”，他发布“特赦令”，取消判决，宣布张学良无罪。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久久不语，脸上全然是一种木然的表情。
不知他在思考什么。不过最后他轻淡地笑了。
1937年这个初夏，蒋介石在庐山时的心情很复杂。他渴盼和平的愿望当然还没有冷却，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用刺刀、手榴弹架在他的脖子上逼着他让出华北乃至中国的大片土地，他不得不哀叹一声：路断了，我必须回去另辟蹊径。
蒋介石的心火烧火烤一般。庐山的夏天原来也有不凉爽的时候。他唤陈布雷到身边，陈布雷来了，恭候他的指示。他却不知该说什么，一挥手，又让陈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