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万历十五年》
［美］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本书原用英文写成，由黄仁宇本人译成中文。这是一本研究明代历史的专著，篇幅不大，但极有分量。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这是极平淡的一年。但作者却选择了这一年作为进入明史、“摆脱人云亦云的束缚”的探讨与契机。
本书写法非常独特，它讲这一段历史的规律，却随意地截取其中一个非常的年份，而后又通过对皇帝、首辅、官僚、将领和文人等几个人物的生平事略和遭际各列专章叙述。这些叙述的综合便是作者的判断。《万历十五年》描写了中国社会处于16世纪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前的一个侧影，目的在于论证：“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黄仁宇治学严谨，立论警策，但叙述却畅达有趣。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绝无一般历史书那种枯槁乏味。通常说读书是为增长知识，但对于一些名著，恐怕更重要的是学习作者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若从这点看《万历十五年》，认识历史倒在其次，而我们将从它的从材料使用到切入角度、叙述方式、学术视野，以及创造性的综合等方面得到更为丰富的启示。
2.《剑桥中国晚清史》
［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中国近代史著作。
自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一百年间，是中国帝制衰落进入共和的历史时期，其间若干重大事件迭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与戊戌政变，以及辛亥革命等。这是中国社会结束近代而进入现代的转型期，中国社会百年奋斗和苦难的最集中的显示。
本书作者都是西方学者，他们的论述表现了某种距离法，用的是西方“陌生化”的眼光。他们注重西方文化东渐与中国本土文化冲撞所产生的后果，特别是西方文化受到激烈抵抗的处境。从这种两种文化视野的交汇和冲突来看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艰难的行进，这种比较的历史眼光是新颖的。
编者在论及现代化观念进入中国时，谈了一段很有预见性的话：“后来的局外人的一种观点--即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在应用到中国时，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近代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而受到损害。社会科学力求客观，不受先人之见的束缚，但这种努力却可能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大受影响。如果是这样，这应该是暂时的问题，将会随着世界性的文化成长而消失。”可惊的是，为这种“消失”，中国付出了将近100年的时间。
3.《第三帝国的兴亡》
［美］威廉夏伊勒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出版。
又是一本历史书，而且又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有趣味的书。我建议我的学生多读历史，因为鉴古知今，可以使人变得聪明通达起来。但不是见史书就读，有的史书没有自己的见解，可以不读。读这类书除了知识，还有观念和态度。这不仅于治史有用，也于治文有用。
本书作者说：“毫无疑问，本书不时掺杂着我本人的偏见，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人生观所必然产生的。我在原则上憎恶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而对于这个独裁政权尤其感到憎恶，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亲眼看到它对人类精神所作的丑恶进攻。尽管如此，我在本书中还是努力保持严格的客观态度，让事实自己说话，而仅仅注明每一事实的出处。本书列举的任何事件、场面或引语，无一出诸作者的想象，全部根据文件、目击者的证词或者我个人的观察。有五六处地方，由于事实阙如不免有所猜测，但是也作了坦率声明。”这种严肃的精神非常感人。
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这是一本文化史的专著，被认为是“现存的著作中关于文化史的一部最深刻最精微的研究著作”。这是一本博学、才华、而富于创造性的书，通篇都在回答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亘古辉煌是怎么造成的。书中关于各国君主和统治者们提倡和爱好对于文艺复兴的贡献强调，使人们对艺术发展原因的理解别开生面。
作者把意大利自13世纪后期到16世纪中叶300年间的文化发展分成六个方面叙述：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个人的发展；古典文化的复兴；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社交与节日庆典；道德和宗教。这种分题叙述的方法，改变和突破了传统的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惯例。因此，本书的功绩不仅是确认了从普通的历史学中专门文化史的分立，而且也体现了文化史著作体系的独创性。
人们占领博大精深的资料是研究工作的难点，但如何组织安排这些资料用来表达自己的思考成果，从而显示他构筑体系的能力，则是判断作者才智和创造性的依据。
5.《艺术哲学》
［法］丹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
这是丹纳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本艺术批评专著。他认为作为人类文明表现的艺术的性质、面貌、风格，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因素。显然，这论点不自丹纳始，但却在丹纳手中发展为严密而完整的体系。
丹纳的理论著作生动、而见解精湛，讲的是理论，却以丰富的资料来论证丹纳艺术学说最动人之处是他的艺术生态观的民主性。他认为，“科学同情各种艺术形式和各种艺术流派，对完全相反的形式与流派一视同仁，把它们看作人类精神的不同表现，认为形式与派别越多越相反，人类的精神面貌就表现得越来越新颖。”
6.《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
［俄］普列汉诺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这本书现在不大有人谈到了，但却是百读不厌的。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的努力实证，不务空言，一种扎扎实实的学风。他说的是理论性的抽象命题，但却说得非常具体。有那么多的事实和依据，使人不能不在叹服他的渊博的同时，钦佩他的才气和毅力。
不论人们对艺术的起源有多少种看法，但本书作者观念的坚定性以及论证的切实性，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普列汉诺夫从原始民族的生活、劳动、风习的丰富资料中开掘和辨析出他对艺术产生的观点，他的中心意思在于阐明：人最初是为了实用，后来才有审美的要求；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受制约于社会。他的论著观点鲜明，处处让事实说话。他的治学态度的认真求实和不事虚华，更表明了人格的力量。做学问的人，特别是做美学和文艺学理论批评的人，一般说来，易于夸饰而不着边际。这可以说是思维和职业的特性，但这种风气很容易成为疏懒和虚空的隐蔽所。抽象思维有难度，但华而不实和夸夸其谈做起来并不难。难的却是普列汉诺夫这种在占有材料之上的雄辩和坚定。
我只想有一个书斋
前些日子为几只可爱的小鹦鹉买了一只精致的鸟笼。金色的和银色的两色飞檐屋顶，中间垂挂着白色的秋千吊环，三开门。对于鸟儿来说，堪称得上是豪华的住宅了。看到这，心里一阵惆怅，我能为鹦鹉找到这样的房子，却不能为自己！
我不敢想有一座国外触目可见的教授别墅，我甚至也不奢望有一套可以让全家人都住进来的单元房。我只想有一个书斋，有一张桌，有四壁可以自在地检索的藏书柜。但即便是这样可怜巴巴的愿望，也是一个难圆的梦。
我的书桌大概是人们想像力难以到达的、最乱也最小的书桌了。桌面原也不小，大约有半平方米。但是堆积了包括来往信件、药瓶之类的杂物，这些杂乱的占领之下留给我的“领土”，狭小得连铺开一张十六开稿纸都很困难。我就在这“不足十六开”的范围内读书、写作和思考。
这套在北大妄称为“高知楼”的单元房，没有厅，只有三间小居室。一间十二平米的卧室是必须留下的，一间最大的约十四平米的房间除了摞得满满的书籍，就是留给来访客人晤谈的最豪华的空间了。我称为“书房”的那间仅八平方米，其实早已成了贮藏室--为所有无处栖身的杂物提供庇护所--我就蜷缩在这四周物质重压之下喘息着，来进行那个最富想像力的世界的遨游。
已成年的子媳，他们当了十年的医生，迄今还分不到一间房。而我这位当教授的父亲竟不能在家中为他们提供栖止之所。他们于是只能无休止地漂泊：早晨从西端的古城来到东端的东大桥，晚上再由东向西一个循环。熟悉北京地形的人都知道这两点一线意味着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的日日、月月、年年！
我的“书房”有一扇窗子，窗子外有一片空地。这空地原先成了附近市集的停车场。市场的嘈杂和肮脏是我眼前的风景。几经争取，这里终于被栽植成了绿地。在无尽的喧嚣和拥挤之中，我为拥有这一片绿色而心存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