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的兴趣
和许多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一样，我对文学的接触最早只是由于兴趣。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炮火连天，生活动荡，朝不虑夕。我一面因每个学期的学费无着而愁苦，同时又如饥似渴地找文学作品来读，从巴金、冰心到鲁迅、郁达夫。开始是读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后来延伸到唐诗、宋词等古典作品。文学使我暂忘外界的烦忧，也使我的内心更为丰富，文学使我更为切近现实和历史的焦虑，它催我早熟。我在别人享受童年欢乐的时候，便因文学而开始感受人生的忧患。
后来，我就自己提笔写诗、写散文了。时间是1948年，我还在念初中的时候。我写那些东西，说是一种爱好，恐怕失之简单。其实，是我找到了一种传达内心苦闷和抗议的方式。那时我涉世未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浅，只是一种积郁需要宣泄。文学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成为我最初的朋友。
中学到底还是没有读完。1949年那个历史大转折的时刻，我像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那样，离开了学校，开始了新的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是艰险的人生追求。我自信我当年的选择，不是由于浅薄，也不是由于轻信。是当年我所接触的有限的文学，使我对人生有一种向往，文学使我对真理和正义、平等和自由、以及人性的尊严的认识，具体化了。我的人生选择，是基于对当时的丑恶、黑暗和无边苦难的否定，并在现实中找到了自认为可以实现理想的转机--这就是我当年投笔从军的简单动机。那年我17岁。
二、圣地在召唤
我经受着艰难困苦的磨炼，不仅是环境的恶劣，生死的考验，还有纪律约束下的内心苦闷--对思想自由的渴望，等等。1955年4月我复员回乡。我听到内心强烈的召唤，一种愿望促使我选择更为合理的生活。我一面等待分配工作，一面借来全部的中学课本，准备高考。当年8月，我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告别了从童年到少年生活过的小木屋，我的年迈的父母，溯闽江，越分水关，沿浙赣线一路北行，终于来到古都北京。我投身北大的怀抱--等待和寻找了20多年，终于在1955年金色的秋天，找到了属于我的、也属于中国的这片科学民主的圣地。
在这所校园里，我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走完中年的今天，我已鬓发斑白，竟是人生的秋景了。我把青春献给了这所校园，这所校园也以它的丰富和博大、以它的自由的空气、民主的精神滋养了我。
前面说过，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战乱和动荡中度过的。高中刚读完一年级，时局突变，我放下了书本，离开了学校。这一停顿便是6年。我入北大时，中学没有念完，所以说，我的中学教育是不完备的。以前我接触文学只是由于爱好，入北大后，便开始了文学的系统学习。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教育，在“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开始走向新的规范。我在北大的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那时一批有名望的教授都健在，我们的授课老师的名录列开来，便是中国语言文学大师的一张长长的名单。我庆幸自己，最著名的学校、最著名的老师，还有最著名的图书馆！现在就看我自己的努力了。
三、一串长长的书单
我们的学习是繁重的，中国文学史从远古一直延伸到现代和当代，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了灿若繁星的古今作家的作品。这种在历史的线索下、以社会发展为参照的关于文学的阅读和思考，把我先前那种零碎和片面的知识系统化了。我们于是获得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的印象。现在反观，有这个系统化的整理和只停留在零星的层面，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历史非常悠远，文化和文学的现象异常复杂，特别是社会发展各阶段中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具体也非常深刻。惟有把文学发展置于中国社会、文化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关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方是可能的和可靠的。北大5年的学习--严格地说，没有5年，主要是“反右”和“大跃进”以前那短暂的时间--那时总的口号是“向科学进军”，学习空气很浓厚，政治的干扰相对地少。那时课程设置很广泛，对学生的要求也很高。在文学方面，除了中国文学史，我们还学欧洲文学史、俄苏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每一位老师都为我们开了长长的书单，从荷马史诗到但丁《神曲》，从巴尔扎克到罗曼罗兰，从拜伦到列夫托尔斯泰……我们如牛负重，日夕奔波于宿舍、大膳厅、图书馆这三点一线上。
我们的课程还不止这些，系主任杨晦先生一再谆谆教导：语言和文学是“有机联系”，同等重要。于是，语言学的课程，跟随在文学的后面蜂拥而至：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音韵学、方言学、普通语言学、汉语诗律学……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高名凯先生、周祖谟先生、岑骐祥先生、袁家骅先生、朱德熙先生等等都亲自给我们上课。铺天盖地的广韵、切韵、下江官话、声母、韵母……让我们叫苦不迭。现在想起来，有这么多的语言大师为我们授课，真是百年不遇的造化。此外，我们的课程还有逻辑学和哲学，以及西方和东方的哲学史，从古到今、由中及西，也是长长的一串书单。
四、狂热年代
尽管当时我们少不了怪话牢骚，但现在回想当年，回想那种劈头盖脑的学术“灌输”，实在是受益无穷。那时年轻，在北大这样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园地里，我们如鱼得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20世纪50年代物质条件差，外界诱惑少，我们便全身心地扑在知识的汲取上。当我们潜心于学习之时，风暴正在远方酝酿着，百花时节毕竟短暂。1957年突然而至的灾难，很快就造成了全国性的缄默。在我生活的这个校园里，琅琅书声骤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无边无际的、花样繁多的批判和声讨。
平静的书斋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只能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偷偷地读书、偷偷地思考。“大跃进”唤起了我们单纯的热情，我们响应了当日的号召，投身于“大批判”的热潮中。1958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开始以1955级集体的名义，自己动手编写《中国文学史》。我们日夜苦干，如同那个年月全国全民大炼钢铁和“超英赶美”那样，很快就写出了一部“红色文学史”。以我们当日的水平，它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是明显的。我们也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和无知。尽管如此，我们最终还是受益者。我本人（我相信我们全体1955级同学也如此）在这次“集体科研”中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工作逼迫我们去阅读和占有浩繁的原始资料，也逼迫我们进行独立思考。我们还得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感谢时间，感谢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未出校门便以所掌握的知识锻炼了自己。
我属于这个以撰写“红色文学史”而出名的集体。在那个权威受到蔑视的时代，我们意外地获得了机会。这些机会促使我们成长。1959年，在我们把两卷本的文学史扩充为四卷本的文学史之后，当年《诗刊》的徐迟等三位先生来北大找我。他们建议由我们若干同学集体协作，着手进行一部新诗史的写作。这建议鼓舞了我们。那年寒假，我们从北大图书馆拉走了一车的新诗史料，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平里的一套无人居住的单元房。6位同学，我、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洪子诚和刘登瀚，在别的同学都回家过年的寒假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假期，我们写出了后来被称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的新诗史草稿。
五、鲜活而奇妙的天空
四十年前的这段往事，与我后来的学术经历很有关系，它是我后来从事中国新诗研究和批评的起步。早年对诗歌创作的爱好，也为我此后对诗的研究提供了助力。当年那些幼稚的习作，给了我关于创作过程的初步的理解，以及关于创作规律的体悟，使我面对诗人的作品时，犹如面对一片鲜活而奇妙的天空。每当此时，我仿佛是在和每一个诗人讨论和切磋他们创作的成败得失，而不是从理念到理念。上述这种体验，不专属于诗的研究，而是属于全部的、各体的文学研究。平生常感叹那些做学问的人，往往把活学问做成了死学问。其原因即在于这些文学研究者，其实并不真懂文学。他们从面对作品的那一刻起，就把具体、丰富、生动的文学创作抽象化了，把源自作家和诗人内心的充满情感和意趣的精神活动，变成了脱离人生、脱离生命的干枯的纯理念的推理。
的确，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是不同于文学创作的一种科学思维，这种活动要靠逻辑的力量，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归纳。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理性思维。但文学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有大的不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感性的和形象的，它和人类的精神活动、特别是人类的情感活动相联系：文学的生成和呈现都是具象的，它通过语言媒介，展现实有的和幻象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极为诡秘也极为生动的世界。面对这一特殊的对象，研究如果缺乏想象力，缺乏与对象的情感认知，便是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的先天性缺憾。
所以，我确认文学研究的性质是一种科学思维，但又不仅于此，这种理性思维从来都与感性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不是作家，但我却从以往很幼稚、也很有限的文学习作中得到了好处。我以为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欲要批评文学，最好本身能有这方面的一些（哪怕是非常不正式的和微弱的）实际体验。这样，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面前出现的对象，就不是“死”的、而是有感觉、有韵味、有情趣的“活”物了。
六、生活从中年开始
从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到合作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以此为起点，这些不成熟的实践，锻炼了我掌握资料，进行抽象思考，并提炼、概括论点的能力。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文革”爆发，我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开始了有限的和幼稚的学术活动。其间，我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了新诗的研究，这些最初的习作，我的蹒跚学步的足印，基本上都保留在我的第一本文集《湖岸诗评》中了。此外，在这个期间，我还应北京出版社的约稿，写了一本叫做《关于读诗和写诗》的小册子。这本原拟出版的书稿，很快就消失在“文革”卷起的第一阵风暴中，只留下当年那位热情的资深编辑写给我的一封“祝贺成功”的信，它记载着当年的遗憾。
此后，便是被迫的、无可逃脱的长达10年的苦难经历。大学教师的生活刚刚开始，我便不心甘地停止了诗和文学的思考，以及一切的学术活动。生活是从来没有过的艰难，10年中，我曾被数次“打入另册”。随后，一边要我不停地工作，一边又不停地把我当作“阶级斗争”的对象。我个人和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无法抗拒那一切。那10年真是无比漫长，我只能在独自一人时，偷偷吟咏杜甫痛苦的诗句：不眠忧战伐，无力振乾坤！
噩梦醒来，人已中年。生活从中年开始，青春属于80年代。那时节，教育界和文学界离散的队伍正在集结，人们带着肉体和心灵的累累伤痕，相会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全社会都沉浸在悲喜交集的氛围中，告别黑暗的动乱年代，迎接光明的开放年代。当日，人们都习惯于把这个光明和黑暗际会的历史新时期，称为“第二次解放”。后来，随着对于“文革”动乱批判、反思的深人，以及对于现代迷信的清除，人们更乐于把它定名为新的“思想解放”时代。从模糊的“第二次解放”，到明晰的新的“思想解放”时代，说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人们已经把情绪大喜大悲的宣泄，转向了思想文化层面的对于历史动乱的反思。就我个人而言，在此之前，我没有属于个人的青春，更没有我个人的思考的声音，我的青春都贡献并融化在大时代的潮流中了，那潮流淹没了我的个性。真正属于我的青春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尽管当时，我人已中年，但我还是真切地感到了头顶那一轮崭新的太阳的明亮。
七、重新思考
“文革”结束后，我所面对的受到文化专制主义戕害的文学园地，竟是可悲的一片残败和箫条景象。极左文艺思潮造成了文学的扭曲的颠倒，“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创作、批评、欣赏总体水平的大倒退。诗歌也和其他文学品种一样，受到严重的摧残。在这片废墟上，我明确感到应当结束在“批判”名义下的不间断地破坏的状态，我要以自己的精力贡献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把注意力从破坏转向建设，我以为是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我意识到，此时我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是坚持对诗歌的关注，是对诗的品质的重新认定，是恢复诗歌创作的正常秩序。为此，我开始就诗的基本规律以通讯的方式，写了普及性的系列文字，从诗的本质到诗的形态，从诗的内涵到诗的艺术表现，从诗的鉴赏到诗的批评。这些文字是很幼稚的，但却保留了那年代单纯的热情。我的这些文章，后来以《北京书简》的名义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8年在中国当代史中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确定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方针，宣告了与世隔绝、闭关锁国历史的结束。这一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一年北京西单一带的墙上贴出了崭新的诗。几乎是在我写作《北京书简》的同时，北京的街头开始流传一份叫做《今天》的民办刊物。那上面刊登了许多陌生诗人写的同样陌生的诗歌，其中一部分诗歌，被张贴在墙上。面对这些摈弃了虚假和充满批判激情的诗篇，我感到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这些诗的内涵，唤起了我对昨日噩梦的记忆，它们拥有的艺术精神，给了我接续中国新诗现代传统的、令人感到欣慰的真切的印象。我欣喜地发现，新诗在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大部分时间时所丢失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中所丢失的，在我如今面对的诗中重现了。
八、第一个“崛起”
1980年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新诗研讨会。会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之诗的论战。我是这场论战的参与者。南宁诗会结束，回到北京，我应《光明日报》之邀，写了一篇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这是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的第一个“崛起”。《在新的崛起面前》中我为“朦胧诗”辩护，“朦胧诗”原是反对者带有嘲讽意味的称谓，而我则更乐于称之为新诗潮，我指出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以及它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革命性意义。这篇三千字的小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它从出现之日起，即受到了激烈的、不间断的批判和围攻。其中有一些时候（如“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时期），甚至把这些本来属于学术和艺术层面的论题，拔高到政治批判的高度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