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
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
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
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
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
这种对于秩序化控制的恐惧和抵制，诱导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一颗自由不羁的诗魂很难屈从在一律化的框架中。这不仅指的是思想追求而且也包括艺术态度，特别是表现在他的现代主义倾向以及他对“传统”的反抗上。王佐良很早就说过“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以及“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一个中国诗人》）之类的话，这当然不是在否定穆旦所具有的中国文化的涵养和积蕴，而是强调了他的艺术反叛精神。细读穆旦诗就知道，站在他那些充盈着现代精神的诗作背后的，是整个的中国文化的厚土层。这不是指表面的相似，而是指内在的精神一致性和这种文化不由自己的渗透和蕴蓄。以他的《流吧，长江的水》为例，通篇是一首具有浓郁的传统色彩的谣曲：“这草色青青，今日一如往日，还有鸟啼，霜雨，金黄的花香，只是我们有过的已不能再有”，这诗句让人想起李白，想起他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来。无论怎么说，穆旦和李白纵有千年之隔，但作为中国诗人的艺术思维方式却表现出惊人的承继性。
但穆旦的好处却是他的“非中国”，他和许多诗人不同，他对“现代”的亲近感，以及他对“传统”的警惕，在许多人那里是不具备的。他来自传统却又如此果决地站在传统的对面，勇敢地向它挑战，这表明穆旦的强大和清醒。穆旦这样写过，“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玫瑰之歌》）。对此，他禁不住要喊一声：“突进！”中国传统的强大深厚和它的自足性培养了中国多数艺术家的慵懒和屈从的性格。特别是当艺术面临着强大的权力和理论支持的时候，那些以挑战的姿态试图反抗这种强大的，便往往具有了某种悲壮。
穆旦就是这样出现在中国充满惰性的艺术氛围中。他对现代艺术精神的向往和热情，显示了学院诗人的新锐之气。穆旦站立在一个重大的历史交汇点上，这是黑暗和光明、战争与和平际会的紧要关头。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穆旦庄严承担了自己的一份责任：一方面，他以实际行动贡献着拳拳报国之心；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诗中不止一次诅咒“平衡”，而且要“埋葬”另一个“我”）以期使自己能与他生活的大时代相谐。但生活的惯性追逼这颗痛苦的灵魂，不能允许并试图抹煞作为独立诗人的自由渴望以使之就范。我们于是看到了充斥在诗行夹缝中的那无所不在的追索、疑惧和挣扎--当然，间或也流露出辛辣的反讽。
但穆旦更大的辉煌和表现在他的艺术精神上。他在整个创作趋向于整齐一律的规格化的进程中，以奇的姿态屹立在诗的地平线上。他创造了仅仅属于他自己的诗歌语言：他把充满血性的现实感受提炼、升华而为闪耀着理性光芒的睿智；他的让人感到陌生的独特意象的创造极大地拓宽和丰富了中国现代诗的内涵和表现力；他使疲软而程式化的语言在他的魔法般的驱遣下变得内敛、富有质感的男性的刚健；最重要的是，他诗中的现代精神与极丰富的中国内容有着完好的结合，他让人看到的不是所谓“纯粹”的技巧的炫示，而是给中国的历史重负和现实纠结以现代性的观照，从而使传统中国式的痛苦和现代人类的尴尬处境获得了心理、情感和艺术表现上的均衡和共通。
在社会环境的危急中坚持艺术的纯正性，又在忠实而真诚的诗性运作中不脱离社会的苦难并予以独特的展现，特别是在艺术实践中他始终以从思想到艺术的批判锐气而站立在前卫的立场上。他一方面吸收着中国诗学传统的丰美的汁液，一方面又警惕着漫山遍野呼啸而来的诗歌世俗化的潮涌。他坚决而热情地面对西方现代诗特具的魅力，同时又把它的艺术精神用以充实和更新当代中国诗的品质。在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穆旦--当然还包括了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努力，为当时中国诗造出新的气势并展开了新生面。穆旦也就是在此一时刻以他早慧的、全面的、同时又蕴蓄着巨大创造力的实践而成为最能代表本世纪下半叶--当他出现以至于今--中国诗歌精神的经典性人物。
穆旦生当我们前面述及的灾难血泊中崛起的中国大时代，他的创作已经显示出中西文化交汇所积蕴的博大丰盈、生活阅历和艺术经验的丰富性，这充分表明穆旦有可能成为能够代表这一时代的大诗人--“让我歌唱帕米尔的高原，用它峰顶静穆的声音，混然的倾泻如远古的熔岩，缓缓迸涌出坚强的骨千，像钢铁编织起亚洲的海棠”。发出这《合唱》的声音时，穆旦才是22岁的大学生。我们已从他的声音感觉到由伟大抗争凝炼而出的沉着、静穆铸出的力度与内在激情的爆发构成的巨大的震憾力。
每个时代都在以它的精神塑造最能传达其精神的歌者，但是，每个时代在作这种选择时又都表现出苛刻：它往往忽视并扼制诗人与众有异的独立个性和特异风格。这情景在50年代以后的岁月中展现得非常充分。穆旦为世不容。一曲《葬歌》使他遭到更大的误解与非议，他终于在不甘与忧愤中停止他的歌唱。70年代浓重的暗夜里，他默念那烛泪筑成的“可敬的小小坟场”（《停电之后》），在《沉没》中发出“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的抗议之声。在北风吹着窗纸的小土房里，他再一次面对青年时代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再一次面对中国充满悲哀的大地，大地吹刮的冰雪和寒风。“让马吃料，车子歇在风中”，用“粗而短的指头把烟丝倒在纸里卷成烟”，这些普通的劳苦的中国人的劳苦生活，再一次温暖着他，召唤他的热情。可是，他的生命之《冬》已悄然来到。他只能在这样的夜里写下他的“绝笔”。
一颗星亮在天边，冲出浓云它闪着寒光。它照耀过，但浓云最终还是埋葬了它。在偏见的时代，天才总是不幸的。
（原载《山花》，1996，6期）
那颗心还在跳动--怀念张志民
张志民的家乡是斋堂川中的张家村，是崇峦叠嶂中的一座美丽而艰苦的小山村。有一个时期我经常去张志民的家乡，那一带路径我很熟悉：出西直门往西，乘京张线至雁翅，沿永定河碧蓝的河岸，往大山深处走去，前面展开的便是斋堂川。京西一带山水壮丽辉煌，培养了那里的人质朴、善良而又豪爽的性格。张志民的一颗诗心，就是百花山的精魂所熔铸。
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读到了张志民的诗。作为南方滨海城市长大的学生，我震惊于张志民笔下所展开的北方农民的苦难。我出身贫寒，我对苦难并不陌生。但如王九或“死不着”那样的悲惨处境，则超出了我所能想象的。我那时未曾到过北方，我对中国寒冷而苍茫的北方毫无所知。是张志民的诗（当然，还有李季的诗，那时我也读到了《王贵与李香香》），向我敞开了北方的乡野和村落里所发生的那一切的痛苦和压迫、死亡和抗争。我感激诗人用他那富有特色的声音和色彩，丰富并滋润了我的心田。
那时我只是一个中学生，而在我的心目中，张志民无疑已是一个十分成熟的诗人了。20世纪70年代最后一年，我初识张志民。我惊异于他的年青，虽然当时他已走过相当长的坎坷的道路有过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但从年龄看，他只是我的兄长，而在人生经验和艺术成就上，他却是早慧的成功者。
张志民是中国大地的儿子，他身上流淌着中国农民的血液。他感受着、并传染了中国大地深沉的悲哀。热爱土地和劳动，希望通过播种、耕耘、创造并享有合理的生活。当这一切辛勤劳作的成果不被承认或竟被剥夺，他便用笔控诉这种剥夺，于是有了他诗中的那种抗争的激情。因为他熟谙农民的情感方式，这使得他的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接近民间，从而表现出风格上的高度和谐。
写《王九诉苦》和《死不着》时，张志民非常年轻，但一开始就是成熟，一开始就到达了那个时代诗歌艺术的高度。这可说是中国新诗史的一个奇迹。在去年举行的张志民诗歌朗诵会上，我称他是早慧而早熟的诗人，我以为这对张志民来说是允当的。张志民最初的创作，采用民间歌谣的方式，创造了中国新诗的新生面。在新诗普遍性的欧化传统的另一面，特别是从农民歌咏的方式中，他提取并创造了切近中国广大农民熟悉的诗歌形态。
但对张志民的诗歌风格，若仅只看到俚俗（这决非贬义）的一面是不够的，其实，在他的素朴的表达中，有着相当完熟的“俗中之雅”。细心的读者都能从他的那些适于吟诵的诗行中，感受到他高度锤炼的工夫，感受到他那高超而娴熟的诗艺。他显然提高并丰富了民间的传统。张志民从他处身民众的土壤中，吮吸着大地的精华，也吮吸着大地之子心灵深处的丰富和充实。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是独持，也是恒久的。
我以有他这样一位兄长一般的朋友而自豪：最近这些年，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总会见一次面。每次见面，总能听到他那发自肺腑的真言和忠言，每次总能受到这颗高贵的心灵的沐浴，从而使我在世俗的淹没中，感受到一种世上难有的脱俗的高雅和纯净。这些年，我们每次见面都是愉快的，我从未想到我们的聚会会有终结的一天，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匆匆地离开我们。而且每次见面，我们总是设计着和预约着，去访问一次我们都热爱着和钟情着的斋堂川。
可是，世事难料，聚散无常，他就这样匆匆地走了！现在正是4月，正是斋堂川中杏花如海的季节，诗人却失约了！我不能不感到怅惘。此刻的空漠无以言说。那日接到张宏的电话，我也是这样的无言！我不会相信那颗高贵的心会停止了跳动！我分明感到它仍跳动在热爱他的亲人和朋友中间，跳动在斋堂川和中国大地，跳动在他热爱的父老乡亲中间！
1998年4月16日，一个阴霾的日子
附：关于黄仲则诗的通信二则（外一篇）
志民兄：
回来后，查看商务印书馆旧版《学生国学丛书》中的《黄仲则诗》（此书系十多年前北大吴小如先生赠我的。吴是我的老师）。日前见面时所提黄诗断句，出自他的《绮怀》。这是由十六首七律构成的组诗，见其中第十四章，原诗与我们记忆略有出入，今全录奉以作更正：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
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
这首诗中的第一联三、四句，平静纱我就喜欢。数年前我前往拜谒冰心先生，闲谈中她随口吟出的也是这两句，似也颇为欣赏，于是有了深刻印象。
这些诗，很像是这位才华出众而又短命的诗人，追忆与亲密女性交往所作情诗。全诗最动人的是这“似此星辰”二句。第二联两句虽颇工巧，却近于雕琢。它那苦吟的样子，就不讨人喜欢，我取这二句请你题写，一是欣赏你潇洒的书法，二是对这诗作了“别解”。--不仅仅理解为爱情，好像是一种怀想、追求，为某种想象的等待，等等。
读者读诗，有时就有这种“自以为是”的随意性。读者显然在诗人创作的“原来意义”之上添加了他们愿意拥有的东西。这是一种寄托，也可以说是一种发挥。我读黄仲则“似此星辰”就是如此。而且，我还有意地把这两句从原诗“抽出”加以“断章取义”的处理。你是诗人，我这里班门弄斧可真有点贻笑大方了。
字不必大（写全诗或只写二句，悉听尊便），因为我那既狭小又拥挤的“书斋”，已经没有宽裕的墙悬挂你的墨宝了。
匆祝笔健
弟谢冕拜上
1995年2月28日
附注：张志民，著名诗人，曾任《诗刊》主编。以《王九诉苦》、《死不着》诸诗，享誉诗界。
为《黄仲则诗》张志民致谢冕
谢冕兄：
你好。你2月28日信我今天才收到，咫尺之地，竟有这样的慢镜头。先告诉你，嘱写的字早已写出，那天去文采阁忘记带给你。
读了你的信，颇有所感，因这封信说明你我都如此认真。在有人对文化越来越不大看重的今天，竟有你我这样为古人的一个字而费心的人。这对我是种安慰。
黄仲则的两行，是你在车子行进中匆匆写下来的，我没戴花镜，未能细看。到家一读，觉得与我所记的词句稍有出入。因我也很喜欢他的诗，当年能背几句，现在一时也记不准了。翻出一查，始知“如此”应为“似此”。写字前我已改了，请放心，出我所料的是，到今天你还在惦记着这件事，而且特意写了信来。可见兄之认真，远甚于我。
黄诗的确不一般，可惜这位诗人命运欠佳，不幸早逝，否则准会留下更多的好诗。
你对《绮怀》的“别解”，我看不无道理。这恰说明好诗是会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的。大约，这就是诗的生命所在。
下次见面把字带去。我不是书法家，只是个爱好者。写得不如意，管退管换。
问夫人好。
志民3月12日
也谈《黄仲则诗》
贺捷
我是《周末读书会》的热心读者。因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年近古稀，时间苦短，老眼昏花，不耐夜读。所以只有就近从这亩“小园”里，去呼吸书的清气，接收书的电波。在3月25日的这一期上，我欣喜地读到了《谢冕与张志民谈（黄仲则诗）》的通信。这封“书人信札”一下子把我的记忆带回到40年代。那时我是一个流亡学生，贫寒透骨。但我却拥有一本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丛书”中的《黄仲则诗》，因此熟读了若干首或若于佳句。像谢冕先生写给张志民先生的信中所有提到的《绮怀》第十四章便是其中之一。
可能由于排校的原因，在谢先生信中全录的这首诗竟错了两个字。其一是在“银汉红墙入望遥”一句中，把“墙”字排成“墙”字。昔人诗曰：“迢迢银汉隔红墙”、“共倚红墙看北斗”。墙壁之墙和墙橹之樯，虽只差了半边，却是意义截然不同的。其二是在“可怜怀酒不曾消”一句中，把“杯”字排成“怀”字。昔人有诗曰：“劝君更尽一杯酒”、“共尽一杯酒，相看万里人”。“杯”字与“怀”字虽也只差了半边，却也是差之千里的。所以应当更正过来，以免讹传。
黄仲则的诗“绮怀”不少，“绮情”甚多，像“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之句，的确是清丽绝伦，读来其味无穷，读后终生难忘。但他的诗也有悲凉愤慨之作，激昂高亢之句。例如“忽然破滋还成笑，岂有生才似此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等等。他曾对自己的诗作进行反思：“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他还有一首七绝写道：“男儿作健向沙场，只爱登台不望乡。太白高高天尺五，宝刀明月共辉光。”竟是豪情满纸了。
《武汉晚报》1995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