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出有关北大的书是出版界的一大热点。在众多的出版物中，有两本书很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北大旧事》和《北大往事》“旧事”辑录北大建校之初到抗战前的文章，而“往事”则是1977年“文革”动乱结束恢复高考、教育制度转入正轨以来的文章。这些文章，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北大的真实情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自1937年到1977年的这一段北大的历史，则未曾有专书述及。而恰恰是这40年，是北大由“旧”而“新”、再由“新”真的变“旧”、终于噩梦结束重获新生的大起大落的历史转折期。这段时间北大所经历的变故最多，经验最丰富，给人的心灵震撼也最重。要忆北大百年，不能不忆北大这40年。要是缺了这40年，便是不完整的北大，有空缺的北大。
这一年，胡的清从珠海应我们之邀来北大做访问学者，来北大一个学期，便赶上了这次盛典。她投入而有悟性，不仅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而且很快就融入了这里特有的氛围之中。北大是摧人成熟的，胡的清很快也成了北大人。这样一来，如今这样一本书的构想，也就在她的心、中酝酿成熟了。
校庆期间的两本书，书名都很有深意。现在的这本书，原是为弥补遗憾而编的，书名原应与之相呼应方好。胡的清征求书名于我，我首先想到的是《北大故事》。后来发现出版物中已不约而同地用了，只好回避。北大校庆结束了，胡的清也学成离校，但这本书的组稿工作没有中断--我们的初衷原不在热闹，我们只是想通过我们的工作为北大、也为世人留下了一个绵长的记忆。事情到了1998年7月中旬，我将有远行。在与胡的清的一次餐叙中，终于定下了如今这个名字--《北大遗事》。不是故事，不是轶事，更不是逸事，而是遗事！
“遗事”是有点苍茫的。但北大这40年，其中隔着了40、50、60、70年代，不仅距现今的灯火楼台、繁弦急管是显得有点苍茫，而且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青春男女，如今也都走过了人生的大部分艰难路程。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即使是名满天下、功益当世，但一定也有他们的感慨和遗憾，在豪情奔涌的激流之中，也会有潜藏内心的一份悲怀吧！何况，那些逝去的年月，伴随着青春曼妙的年华的，有多少天边的阴霾和头顶的雷电！
如今，都远去了。留在这里的，是那一件件欲说还休的“北大遗事”。要是读者诸君在这些不乏激情，甚至也不乏柔情的叙说中，发现了那夹杂在字里行间的“悲凉”，也请不要感到意外，因为，那些年月毕竟是有点“苍茫”的。
（注：《北大遗事》一书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日报》2002.3.29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那年代原是很复杂的，只是我们把它看单纯了，因为那时的我们很单纯。50年代是我们青春灿烂的季节。那时我们从浓重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到了明晃晃的阳光下--中国人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明亮、如此温暖的阳光了！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包括朝鲜半岛上的那些让人惊怖的炸弹爆裂的声音也变得遥远了。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新的生活开始了，和平建设的年代开始了。
那一年，我结束了6年的军旅生活复员回到家乡，仿佛是冥冥之中听到了命运的召唤，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便是准备高考。我借来了全部的高中课本，从4月到7月，我通过自习补完了因战争而中断的高中课程。我要进行我人生的又一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选择便是光明与黑暗际会的时刻，为着追求一种理想，我自觉地迎接了对生命的庄严考验）--我听到了北大对我心灵的呼唤。
我选择北大是毫不犹豫的，是一种坚定的、无可替代的“惟一”。我在报考的申请表上填写的志愿也表明了这种坚定：第一是北大，第二是北大，第三还是北大。这并非我有什么非凡的自信，这只是表明，我宁可冒着落选的危险而立下了非凡的决心。我不可能选择母亲，但我可以选择北大--那时我就认定了，北大是我精神之母！
正是这一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怀着建设新社会的宏大心愿，从中国的四面八方向着我们心中的圣地北京大学进发。那时我们是那样的年轻。年纪稍大的是像我这样的“调干生”，是工作过的，也才二十三四的光景。更多的同学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十七八岁的年纪。青春年少，意气如虹，我们正是开花的季节。
尽管我们对即将开始的生活一无所知。但我们到底被那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
我们的大学生活是紧张而单纯的。排得满满的课表，迫使我们进行着所谓的宿舍--饭厅--图书馆的“三点一线”的“运动”。从宿舍出来就进饭厅，吃完饭就上图书馆，而后又是饭厅，而后又是宿舍。在这三点之间，显然还有无数的点，那就是课堂。北大的课堂是安排在各个不同的教室楼里的，我们得在课间休息的间隙里进行穿梭式从这一课堂到那一课堂间的奔走。校园很大，教室楼之间的距离也大，那时自行车是奢侈品，只为极少数的一些“贵族”同学所拥有，于是，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在限定的时间里作这样长距离的“竞走”或“竞跑”，以此来完成不同课堂的转换。
我们进校时院系调整已经完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让人眩目的、阵容非常强大的师资队伍。那时的北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国最知名、也是最有实力的一批老师。年长的如游国恩、浦江清、王力、魏建功先生等，也只是五六十岁光景，我们的老师当时正当盛年，而学问已臻至境。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有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等先生。杨晦先生讲古代文艺美学中的“九鼎”，我们似懂非懂却非常着迷。朱家玉先生讲民间文学，让我们认识了非文字书写的另一个神秘的世界。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语言方面的专题课，如《文心雕龙》、《红楼梦》等，都是一些名家来讲学。那时学校对我们的要求很严，除了中国文学，还要学西方文学史、苏俄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等，虽然都是初步的，但却让我们全方位地领略了文学世界的丰富和辉煌。文学以外，系主任杨晦先生强调文学与语言的“有机联系”，请几乎所有的语言教授给我们上语言课，其中如王力先生的古汉语，周祖谟先生的现代汉语，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岑骐祥先生的语言学理论，魏建功先生的音韵学，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等。除此之外，还有哲学、逻辑学、中国通史、联共党史等等。我们被这些排得满满的课程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免啧有烦言。记得孙绍振还画过漫画，讽刺过杨晦先生的“有机联系”--他在文学和语言之间，画上了一只大公鸡（有“鸡”联系）！那当然是顽童之举，却也表达了当日师生之间无拘束的亲密。
数十年后的今天，回想往事，想起那密密麻麻的课程表，想起那重重的、厚厚的书包，想起那无休无止的、让人心悸的考试，那一切让人寝食难安的烦心的艰难，如今都化作了一缕透心的甘甜！正是由于当年那种近于强制式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正是由于当日这种严格要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才积累了我们日后赖以发展的条件与前提。
名校、名系、再加上名师，我们是多么幸运！50年代的中国还很贫穷，但国家按照我们各自的经济条件，给了我们不同的奖学金，三元、五元不等，特殊困难还有特殊补助。应该说，生活是有保障的。现在，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了，就看我们的努力了。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时代为我们安排的一切：五分制、口头考试、三好生、五好班、莫斯科大学模式，以及俄文成为必修的、也是惟一的外语……而在文体方面，则有三级运动员考试，露天电影，以及友谊舞的普及等。也正是在这样的舞会上，我认识了一些后来刻骨铭心的朋友。
生活在平静而又热烈中进行。我们很快就迎接了人学后的第一次考试。记得其中一门考试是《普通语言学》。庄严的会场，洁白的台布，高名凯教授坐在桌子的那一面，我坐在他的对面。抽题，抽的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耐心的提示，结结巴巴地回答，那真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而实际上，我对这个题并没有弄清楚，我的脑子是一团迷雾。高先生是慈祥而宽容的，他给我五分--看得出来，他有些勉强，他知道其中我有未曾道透的关节。朱家玉先生的民间文学我就是背讲义，居然也得了五分！那时我们在争取评五好班，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全班每人各科全五分--这当然是很苛刻的，但我们还是无条件地接受了。因此考试的压力是双重的，争五分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集体！
正是在这种教育“一边倒”的体制下，甚至还有着不重也不轻的教条主义气息的氛围里，在近于强制性的“充填”中，我们的知识和学亚得到了充实和成长。数十年后回首往事，我从内心深处真心地感谢当日学校为我们所作的安排。我们年级的所有同学后来在各自的业务中和岗位上，要是做出了一些成绩或受到了一些好评，一定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并感激于·那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感激严格要求我们的师长，感激那一串串长长的书单、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考试。正是那一切，给我们打下了日后发展的坚实基础。1955年的除夕，我们迎接来北大后的第一个新年。那一个夜晚大膳厅灯火辉煌，盛大的新年舞会在进行。当除夕的钟声响过，马寅初校长带着微醺走上讲台，向大家祝贺新年。简短的祝词过后，舞会继续进行，从午夜直至凌晨。那个夜晚，第一教室楼也是彻夜开放，不知出自何人的构想，那里的每一间教室，都办起了各色小吃。我们在贫穷的年代里，居然过了一个奢侈的新年！
这样的新年彻夜狂欢，也许还进行过一次，那也只能是最后的一次。1956年是所谓的“百花时代”，那时有过虽然是短暂的、但却非常动人的言论自由的情景。但春天很快就过去了，百花凋谢在1957年的早春时节。那时我们少不更事，我们单纯的心灵还沉浸在暖春的抚慰里，可是天边已隐隐地响起了雷声。那年我和同学们办大学生自己的文学刊物《红楼》。该刊的创刊号于1957年1月出版，鬼遣神差地竟选用了一幅题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画做封面。那可是句谶语。刊物出了不几个月，“反右派斗争”的“山雨”就真的铺天盖地地卷过来了！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种大批判和政治运动其实就没有间断过，但因为我们年少，涉世不深，许多事牵扯不进去，那感觉毕竟是“隔”的。现在不同了，“斗争”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在我们身上。眼看那些很有才华的师友一个个地被划成“右派”，在我们，此刻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流血、欲哭无泪的被“煎熬”和“切割”的感受。1957年5月19日，那天的阳光格外明媚，好像是周末，《红楼》同人相约游颐和园。正是同学少年，才华横溢，英气逼人，天真烂漫的时刻。大概是在排云殿的前面吧，我怀抱吉他，周围是我亲爱的文友，大家簇拥着、天真地欢笑着。同行中惟一的女同学林昭摄下了这个可说是充满时代色彩的，但却是悲剧性的画面。当天晚上、同游颐和园的诗人张元勋和另一位也是中文系的同学的诗人沈泽宜，联名在大膳厅东墙上贴出那首后来被称为“右派进攻”的“号角”的诗：《是时候了》。也就是从这一个夜晚开始，“红楼”出现了裂痕并由此导致最后的“坍塌”。
在那些时日，我读着那些充满独立思想的大字报，内中那些堪为时代前驱的思考，令我内心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惊恐。正统的教育和由此形成的思维受到了质问和挑战，这给我以大厦塌陷的感觉；从中学时代开始接触到的那些西方近代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又诱使我接近并欣赏那些“异端”思想。一方面，我既无力背叛我当日所服膺的信念和理想，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摆脱我所憧憬的西方那些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对我的诱惑。
我响应号召违心地批判那些“右派分子”--他们是我私心倾慕的同学和朋友，为他们的才华、智慧和抗争的勇气；与此同时，我所批判的也正是我灵魂深处所感到接近的，我正是在这样充满内心苦闷和极度矛盾中，并不情愿却又不由自己地被推进了那个斗争的大漩涡。出于自我保护或为了表明“坚定”，我“自觉”地、更确切地说是违心地作了我当日所要求我做的和我所能做的。以我当时的状态和心境，可以想象我的这些言行肯定是无力甚而让人失望的，而我却必须这么做下去。眼看周围那些善于思考而才华横溢的师友一个个被打成“另类”。我夜难成寐，内心经受着羞愧交加的煎熬。
给人希望的春天就这么幻灭了，我们的花季是悲哀而终于凋零的。它粉碎了一年前进人这座校园时的关于春天的梦想，它提醒我们，在通往理想的路上，并不全是由鲜花所铺成。春天也会有电闪雷鸣，也会有急雨暴风。而生活就是在这样并不平坦的、甚至是充满苦难的路上的行进。在不开花的日子里，我们因忧患而成长。
不错，我们是很勤奋，也是很聪慧的一群。时代为我们准备的一切，有鲜花的灿烂，也有荆棘的严酷，我们以感激的心情领受了。我们行走，当朋友星散，独自行走于崎岖路上，也许是一边流泪，也许是一边流血，但我们活着，而且我们成熟。如今回望那当日的欢笑和痛苦，我们无言，惟有感谢。感谢多情的岁月，感谢无情的岁月，感谢幸福，也感谢苦难。
《山花》2000.20期
我的西郊生活
说起我的经历，非常简单：23岁以前在家乡福建，23岁以后在北京；在北京的所有时间，在西郊海淀。算起来，我居家京城西郊，成为海淀的公民，已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了。北京西郊是文化区，这里集中了十数百所全国乃至世界都很有名气的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都说中关村一带是京城藏龙卧虎之地，这里确是人才的密集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擦肩而过的可能就是名满天下的人物。
这里还是京城最负盛名的园林风景区，明清以来的皇家园林，所谓的“三山五园”都集中在这里。从玉渊潭、万寿寺逶迤西行，这一路是昆明湖、玉泉山、圆明园……那一路是戒台寺、潭枯寺、八大处……这里的文化氛围是让人羡慕的。波光潋滟中的老槐新柳，山色隐约中的绿瓦红墙。遥想当年，那一代又一代的名士风流，饮宴在这里，歌吹在这里，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我是多么幸运，从青年时代起，就生活在它的怀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