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益我，文学也害我。我读郭沫若和新月派诸人的诗比对什么都感兴味，读多了就学着写。那时有一批趣味相投的同学，各自写了互相传看，后来影响到在课堂上写诗，私下酬和。这样当然就影响了其它的学业。时至今日，我对数字的绝对无知和无记忆，便是文学和诗的贻误。学业的偏废造成知识的不全面，如今想来，是悔之不及的。前一次选择，冲破了我的文学梦。那些年有很长时间因痛苦而辍笔。军队复员和考取北京大学，无形中把少年时代的钟情于文学的线加以接续。选择北京，选择北大，也就是重新选择文学。这是人生途中的另一个庄严的选择。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我随这个社会由少年、青年并过完中年期，也充满动荡不安。尽管如此，我反顾来路，仍要深深感谢给我人生以重大影响的这两所学校：福州三一中学和北京大学。这两个学校给予我的，主要并非学业，还在精神。少年时代反抗教会，只是表面的现象，基督教教义中的博爱精神却无形的浸润了我。我自省从我反对的基督教所受的影响其实更甚于父母信奉的佛教对我的影响。我不相信轮回，更相信现世的爱心和平等精神。这些影响后来与文学和哲学中的人性、人道精神结合而成为一种入世和治学的潜在“思想核”。
至于北大，它给我的是民族忧患的心理遗传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从蔡元培到马寅初，其间有着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我为能置身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和氛围而庆幸。北大高扬的科学民主精神以及它对社会改造的参与意识，使它的每一个成员感受无所不在的思想渗透力。幼年时代对文学的想往仅仅是由于兴趣，进入北大之后我才有了学术生涯的自觉。是北大使我坚定了对文学的皈依感。论及我作为学者的生活经历，有一事必须提及，即我较早自觉而冷静地否定了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我把诗看得很崇高，诗人在世界面前必须是无保留的。诗人不是训导者，诗人只是他自己。诗人的方式是用人格告诉世界，而不是其它。在我生活的那个新的年代，我模糊地感到了气氛已经失常，一种环境的自觉和才华的自审，使我放弃了创作。北大是燃起我学术研究兴趣的地方。我和我的学友们有过“大跃进”的狂热，批判资产阶级的狂热，“集体科研”的狂热。这种狂热是反常的。但我们却从这种反常的狂热中超常地得到了独立读书和工作的训练。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以集体编写“红皮文学史”着称，我是该书的编委之一。如今抚摸那最初二卷70万字后来扩展为四卷120万字的着作，我们为当年的粗疏、片面和狂妄而羞愧。我们也为当年的无畏和热情的奉献而自慰--我们的青春在扭曲的时代虽受到了扭曲又不曾虚度。我和学友们同处的1955级是一个带有深刻时代印痕的特异文化现象。作为当事人，我们如今均已告别了中年时代，我们有足够的人生阅历来冷静地思考那一切--它的长处和短处，它的给予和剥夺。
从1955年起，我作为普通的文科大学生入学，五年学业结束，1960年留任助教，历经讲师、副教授，如今成为教授，我把有生之涯的大部分都奉献给了燕园这一方圣地。这一选择几乎是永远的，今后也难有到什么“大的”变动。我感到我的一切正渐渐地与北大的传统精神相融合。我已成为北大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一个人的一生能够与一种长恒的精神存在互渗，并能在一个大的存在中确认自身的价值，这种幸运并非人人所能拥有。因此，我以艰辛的代价换取的是人间少有的幸运感。
暴风从生命的窗口吹过
生命选择风暴，并非生命的情愿。清醒的生命知道风暴的不可避免，于是选择了它。这对于中国人，尤其对于中国的知识者，情况就更是如此。置身于中国这个环境中而不认识并不承认风暴的，是蒙昧者。也许正因如此，明智和清醒的生命的芦苇，有了坚质。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越来越变得不正常？它是一个大的云团，是无从深究的。反正我们拥有了苦难，这是唯一可以把握的存在。是无休止的人为的斗争和倾轧造成了大灾难，在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领域，这种灾难具体化为一个又一个的批判运动，人们的精力和才智都在这种无情的劫难中丧失殆尽。那个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它为中国争得的是在全世界面前的自我凌辱！对比之下，其对于个人的损害，毕竟是相当微小的。我从情感上不愿触及那一幕其大无比、其长无比的丑剧。但我却从这一巨大社会悲剧的大背景中找到了我的学术活动的出发点。我目睹中国文学如何从丰富而自在的生存状态中被窒息而失去自由。
我深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中人格和创造力不知不觉地遭至萎缩。历史的灾难给了我历史的眼光。我改变了60年代初期那种在一个作品中寻找一点属于自己的艺术见地的学术视角，我开始把对于诗和文学的考察放置在文化摧残和文化重构，放置在社会的正常生态的修复和建设的大视野之中。我深知一个已成定势的文学观点和文学思维有着为数众多的卫道者，我深知这是一个力量极为巨大的固化的存在，但我选择了秩序的反抗而不选择秩序的维护。我知道诗在中国文艺史上的特殊地位。我希望通过诗的一角揭示中国文学的倾斜。我特别关注于寻求一种可能打破当代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全面的“硬化”现象。我从社会和文学噩梦中醒来，我心中暗暗祈求一种对已经形成的文学大一统恒定秩序的冲破的机会。1978年下半年，中国社会开始一种新的萌动。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思想解放的氛围。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份叫做《今天》的民办文学杂志，里边的诗歌以陌生的艺术方式让人震惊。我认识了一些同样是陌生的名字：北岛、芒克、食指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认为我看到了中国文艺变革的先兆。1980年4月，我参与筹办的后来被称为南宁会议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我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诗的进步”的讲演，我批评了对于敢向“传统”挑战、写不拘一格的诗的歧视；我提出宽容和竞争的观念。
在那次会上我呼吁：“编辑部和批评家不应该制订不成文之法，编辑部和批评家也不应该对不同风格流派的诗歌怀有偏见。”
这些话的局限在于把原因归结在“编辑部和批评家”，其实，编辑部和批评家的行为都听从于更大范围的思维惯性，而这几乎是无可变易的一种惯性。我预感到新诗的走向进步“还要走一段艰难的历程”。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我的预感。1980年5月回到北京，我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并于5月7日刊出。这篇文章收到的巨大反响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因了这篇文章而成为有争议的人物也出乎我的意料。1983年，在一次来势很猛的运动中，我以及写其它两篇同样以“崛起”命题的文章的朋友，被综合为“三崛起”作为内容纳入了那个“清除”运动。这一事件以及那以后发生的一切事件，再一次惊动了渴望摆脱骚动而获得安宁生活的普通中国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由中国人的这一处境而联想到近百年来中国先进知识界争取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而换来的一切悲剧是自然而然的。那些悲剧无一例外地都在重复。
“文革”动乱结束，我们的反思是浅层次的。我们简单地把一个空前的历史动乱的发生委过于几个卑鄙的政客。当风暴从窗口一次又一次呼啸而过，我们听到了中国历史的哀吟。这黄土地的悲哀和它的土层一样深厚，这黄土地的积重也如此！作为一个知识者，我们所遭遇和遭受的也决非属于个人。苦难降临时刻，当我预感到即使是对于文学这一个角落的自由思考也将成为禁地，浮起的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中国的沉哀。所幸中国社会并不因这些干扰而真的倒退。中国这个古老而顽强的巨人终于听到了世界的召唤。它已经感到即使永担风险也要蹒跚着前行。这种醒觉对于酷喜黑暗和愚昧的人来说绝非福音。我们也就是在这样微妙的拉锯状态和各种力量际会的空隙中寻找艺术一隅的通往自由的可能性。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学术生命真正开始于这一痛苦的时刻，中国社会由于变革而经历阵痛，也就是我个人在寻求学术自由的途中所经历的阵痛。毕竟应当感谢的是这样一个走到世界视野中的开放社会，是它给予我们个人以前所未有的创造和思考的机缘。
我把自1980年起以来十余本编着、100余万字文字看作是社会进步的赠予。应该感激的是从窗口卷过的那一阵阵风暴。它对于灵魂是一番无情的磨砺，它让人警惕，也让人勇敢，从而使人有充分的准备去迎接时势的艰危。
生命的感悟
生命是一道流向远方的水，对于以往的遗憾我不愿叹息。我愿这小水流是鲜活而不腐的。它只知一径地向着前面流去，并不湍急，也不浩大。我知道它有停止流动的一天，但它只知流动。我不相信伟大或不朽，我只知道作为平等的人，他对历史的尽责。少年壮志，青春狂傲，于我都成了昨日。生而有涯，但愿生而无愧。我期望着推迟衰老的到来。对于令人羡慕的青春，我喜爱“二十岁的教授”的称呼；对于同样令人羡慕的对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反叛，我甚至欣赏“老顽童”这一谑称的发明者，我不崇拜青年，但我崇拜青春的热火。长沟流月，寂然无声，但流向远处的水希望有不竭的后续。云雀在歌唱中抛出的弧线，雨后天际那稍瞬即逝的虹彩，还有秋夜匆匆划过银河的流星，作为过程都是美丽的。它们留下的是记忆，记忆中有那么一道匆匆的抛物线。它们抛掷过，而后它们消失。
1988年7月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