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从未过去的辛亥革命
很多人或许记得中学课本里林觉民的《与妻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齐豫演唱的《觉（遥寄林觉民）》则以妻子的口吻哭诉：“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辛亥年武昌深夜的一声枪响，让“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挽王国维），结束千年帝制，缔造中华民国。其影响之深远，似乎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要读懂今日中国，也必得追溯到百余年前，晚清民国的大变局。从那时开始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进进退退到现在，恐怕也不过进展到了一半而已。
其实，1911年与之前的任何一年没有什么不同，并不必然成为历史的转折点，10月10日也谈不上特别的历史契机或时机。事实上，就在之前的半个月，9月24日晚上，武昌新军里也发生过一起未遂的武昌起义，小菜一碟地被扑灭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清朝“气数已尽”，长江边的枪响完全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但是，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在清朝末年，中国并非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清廷持续地推进各种新政改革，建立咨议局和资政院，开放舆论，废科举，办新学，其他军事、法律、官制、财政改革、地方自治和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进，经济恢复，社会治安良好，国家的发展态势不错。遗憾的是，在慈禧和光绪之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人少年亲贵，没有认清形势，也没有立宪的诚意，反而逆历史潮流而动，排斥汉人，试图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组建皇族内阁，收回路矿权，让天下人寒心。结果导致武昌兵变。事后，亲贵们方寸大乱，宣称马上废掉皇族内阁，实现立宪。这时候满洲皇族许诺的改革，甚至远远超过了立宪派提出的条件，但为时已晚。以前统治的错误，和革命党不断的排满宣传发挥了作用，皇室失去公信力，也就丧失了最后的机会。本来可以由清政府引领并掌控的改良，演变成了一场主动权操纵在革命党之手的“革命”，而原本走在改革理念前沿的立宪派，也在革命的参照下，成了保守的“保皇党”。
即便如此，号称“革命”的辛亥起义也并不“轰轰烈烈”，是一场低烈度的变动。整个革命期间，立宪派都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革命的破坏性，革命党也极力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也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准黑社会性质的会党还是借机浮出水面，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很大破坏，毁坏了革命党的声誉，导致革命党在二次革命上的脆弱。
当时立宪派和革命党的关系绝非你死我活，相反，很密切，共识很多，他们都不愿意激进革命，唯一的不同意见在于是否保留虚位的皇帝。南北谈判期间，袁世凯、立宪派和英、日等国都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做好共和制的准备，应该建立汉人实际掌权、大清皇室挂名的君主立宪政治模式。可革命派在这一点上毫不妥协，而且，中国也找不到合适的皇帝。清朝皇室已失尽民心，有人提议立明朝朱氏皇家宗室，或者孔子后裔，但都没有可行性。
民国就这样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却不知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胜利来得太快，又不能尽快生成新秩序，也就得不到民众的广泛认同。民国初期民众的普遍感受竟然是：民国不如大清好，可是退回到帝制时代？前有1915年催了袁世凯之命的“中华帝国”，后有1917年张勋辫子军12天的丁巳复辟。所谓“大势已去”，现实再惨淡，也只能咬着牙往前走，若是走回头路，除了自取其辱和自取灭亡，别无他途。这一点值得当前那些对现实深刻不满而缅怀“文革”的人们借鉴。
不管怎么说，还得继续往前走。虽然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当时通过皇帝的过渡（君主立宪），最终建立代议制民主，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选择。“故论政法之理，莫不善于君主，开明专制，莫善于民权公议”。如今回头来读康有为着名的保守文本、保皇宣言《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其所陈“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何能如欧洲民变之公”，可谓公允，而其极言“势必大者王，小者侯”“若有大乱……必将数百年而复定，否亦须过百年而后定”、“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盖以人心未化之国，非极枭雄术略之人，肆其杀戮专制之权，必不能定之也。故今日中国，必无骤出华盛顿之理，不必为此妄想也”，就像看巫师精准的预言，不能不令人徒增浩叹。
但言之凿凿确可信据也无用，武昌起义是革命党的胜利，以当时的情势、形势、局势，都势不可挡，民国不可能“开历史的倒车”，退回到君主制，被逼急了也只能一路往前冲。革命压倒立宪，激进取代改良，中国终于走上了革命、再革命的不归路。从政治制度变革到文化伦理改造，再到烈性粗暴的阶级革命，最终，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家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被彻底打碎。
简言之，清政府因为自身的迟钝颟顸，导致失去改革的主导地位。如果说慈禧只是保守的话，载沣简直就是反动。慈禧还有基本的政治手腕维持进退的弹性张力，后来者却以“死不妥协”的贪婪和强硬，将事态逼到不可折中缓和的境地。而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带给中国的是持久的制度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回头再来反思清政府的拖延被动，坐失良机。确实，早在戊戌变法时，“保中国还是保大清”的问题就开始困扰清政府，并成为其抵制变革的主要力量。殊不知，回过头来看，保中国和保大清竟然是同比消长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然，说保大清是从总体而言的，在既保中国又保大清的立宪改革中，一些贵族及其家族的利益会受到损失，则是必然的。怎么办？
在很长的时间内享有部分权力，还是在短时间内享有很大的权力，这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式的问题。可惜，权力从本质上说就是癌细胞，其无限增长首先是导致其他细胞的死亡，最终必然导致寄主整体的灭亡，而寄主死于癌症之日，也是他体内癌细胞灭亡之时。对此癌细胞未必不明白，只是耽于眼前的贪婪和自我膨胀，不能自制罢了。到了无可挽回的那一天，追悔莫及，也只能叹一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玉石总会俱焚。
2011年1月
9 站在历史阴影里的女人们
老实说，要不是有“保姆”一章，我不太可能看《合肥四姊妹》这样的书。虽然它有很多卖点，包括张充和秀雅的题词，作者金安平是史景迁的妻子。但早有《张家旧事》、《最后的闺秀》出版在前，张家逸闻也已尽人皆知：十姐弟两度出版家庭刊物《水》。四夫婿（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和傅汉思）比四闺秀（元和、允和、兆和、充和）还有名。元和大龄下嫁昆曲戏子轰动一时。沈从文的爱情惊动了胡适，这个“乡下人”终于“喝了杯甜酒”，二姐着名的一字电报“允”，充和与德裔美籍汉学家的异国恋情……我需要一个特别的理由翻开写张家掌故的书。
这个特别的理由，就是“干干们”的故事。其实这一章命名为“保姆”非常不准确，张家的“干干”和现代的“保姆”完全是两回事，她们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低贱为奴，从某种意义上却承担着部分母亲的角色，每个孩子从喝奶到成年前，都由一个专职干干负责照顾，她们与孩子同床睡觉，形影不离，“管头管脚”，甚至负责教育，汪干干对她分管的宇和就管教细腻，吃饭时不准他咂嘴、撒饭粒，不准吹口哨。
主人对干干们很体恤关照，相处几乎如同家人或亲戚，男主人对她们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女主人陆英（四姊妹的母亲）在仆人中发动识字运动，兆和的朱干干最勤奋，学习意志最坚强，坚持练习用九宫格写大字，晚上和兆和一人睡一头，见了不认识的字，便把兆和踢醒了问。兆和每每胡乱应对了继续睡觉，碰到不认识的字也胡诌，免得丢脸。朱干干不久便能自己写信给孩子，督促他们好好读书。兆和结婚时，很在乎这个倔强清高的干干对夫婿的评价。
干干们对主人的感情，则被认为是她们“让人不解之处”，主人把孩子托付给她们，她们就视同己出，忠心耿耿。允和的窦干干，感情最外露，允和挨罚时，她每次都呼天抢地，万分难过，一定要争取到“保释”，她离开张家后仍然想念“二姐”，每每从箱子里拿出其衣物摸摸、闻闻，说衣服上有二姐的味道，二姐的事情是她向乡亲们炫耀的主要内容。宇和将去日本留学时，汪干干情绪崩溃到痛哭流涕，让宇和“吓了一跳”，不知道干干对他原来“有那么深的感情”。
有的干干相当于《红楼梦》里的“家生子”，她们跟随做干干的母亲，在张家大院、和张家孩子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她们被称为“大姐”，而不是干干。郭大姐的母亲是老张家的仆人，郭大姐嫁做秀才娘子，她并不以夫死后回张家为辱，或为此难过，她文化程度高，擅长弹词，乐于当大家的活宝。高干干颇有才华，记忆力超人，是陆英的得力助手。她的女儿金大姐也是夫死后回来帮佣，她曾帮助定和走出婚姻破裂的阴影，整个战争期间无偿为张家干活，战争后张家姐妹回到苏州，拮据得不能安家，又是她送来日用家居用品。
总之，那是一幅和睦美满的画面，充分展示了旧式大家庭温情脉脉的一面，足以让习惯于批斗地主刘文彩、贫下中农的血泪控诉的人们惊诧错愕。在这里，一切人际关系都建立在一种拟血亲的结构基础上，父慈子孝、主贤仆忠、姐弟和睦、夫妻恩爱。干干的感情，在传统社会的激烈批判者眼里，未始不是一种奴性，是“做稳了奴隶”，但确实展现了一个亲情社会温柔的一面，对照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单向度的人们之间的陌生、冷漠、隔膜，这个旧式大家庭的柔情款款便格外令人神往。
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能在这让人感动的亲情下面，感受到某种无形的残酷。书中说到，张家孩子和干干的男孩女孩们一起玩、冒险、读书，甚至吵架。可是，长到十四五岁，主仆间鲜明的鸿沟就出现了，大小姐就是大小姐，仆人的孩子就是仆人的孩子。从姊妹的角度，这让她们“失望”，觉得不该长大，以至于友谊结束了。但在仆人孩子的眼里，这“友谊”未必那么纯粹，他们除了跟小姐们一起读新书，接受新思想以外，还受到了别的什么样的教育，这是小姐们不知道的。而一段时间里，新思想除了毁灭他们，没有别的作用，有个女仆的女儿菊枝，追求婚姻自由，不满意家里定亲，离家出走后再无消息，应该是此后不久便窘困而死了。娜娜出走后能怎么样呢？她们和小姐不同，没有任何支持，整个社会结构的组成也没有给她任何出路和空间。我所看到的干干们的故事，是张家小姐们讲出来的，难以想象，如果由干干们讲述张家故事，和张家背后各家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子？
温情之下，除了无形的残酷，还有无形的悲凉。悲凉之一，是书中提到，很多干干对自己的角色非常认同，张家人普遍都认为仆人是有人身自由的，但仆人并不这么认为。张家人并不把金大姐当仆人，姊妹曾给这个童年的玩伴取名“鹄志”，用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典，可金大姐坚守自己“燕雀”的身份，终身把张家看作自己的恩人和保护人。她的女儿仍然为张家做事，1949年跟元和去了台湾，这已经是第三代了。汪干干用词粗野，不敬佩读书人，一身毛病总花很多钱用偏方治疗，但她也具有忠诚的“美德”。
悲凉之二，是所有的保姆都“对新事物非常抵触”，“对摩登事物心存怀疑”。男主人对西方艺术的爱好让她们难堪，她们从雕塑面前过时总掩着眼不去看那些裸体，认为太丑、“不知羞”。她们对文学有自己的欣赏，不喜欢揭露社会不公的现代话剧，而偏爱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戏曲。宇和在校演戏回家晚了，汪干干就讽刺他：“表演，‘裱’什么‘眼’，还糊鼻子呢。”朱干干对于兆和嫁给沈从文非常不满意，因为看不起沈从文是个写白话文小说的，而且小学都没毕业。兆和生孩子让朱干干去北京家里帮忙，事先把沈从文写的书都藏起来，免得朱干干看了没好评。结果朱干干看了书架上巴金和老舍的书，评价说“稀松平常”、“比旧小说和唱本差多了”。所有的干干都不喜欢新式婚姻，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姐亲自挑选丈夫。她们认为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这个前提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自由恋爱不能持久。可惜，张家的小姐都是先恋爱再结婚的，她们很遗憾不能阻拦。
所有这些（包括书中其他章节说到的当时的学校教育、合肥的民俗、昆曲和书法的赏析等有趣的内容），对于一个治现代历史、民俗或思想生态的人来说，都是别有意义的鲜活素材，它至少说明了三点，第一，传统社会有些非常宝贵的东西，乃是现代社会遗失和缺乏的。怀着现代性的傲慢审视和批判传统社会是不公允的，也是无知和可笑的。第二，传统社会之为传统社会，终究有其落后的一面，不要在怀旧的柔情中忽略了那份隐性的残酷。第三，我不得不说，社会底层永远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和进步力量，他们纯朴、善良、甚至可爱，但她们实在太有限了，无论见识还是境界。
最后我要说，我很喜欢全书讲真话的态度，比如说，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假装说元和或兆和的婚姻很幸福，也没有美好和渲染她们的“高贵”。这是一个学者、而不是追星族的态度。
《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9日
10 历史的细节
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忽略和遗失细节，而细节往往恰好透露着历史的真相，且读来格外有趣。日常读史，贯喜各种匪夷所思的历史细节以及前所未有的观察视角。现择其一二录之，共享于同好。
火烧圆明园
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0月6日占领圆明园，此后的“火烧圆明园”是长久的国耻。其实当年，联军侵入北京并非必然，“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包括英法联军的13种回忆录和《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图册一本）的史料证明，联军打下天津后，多数人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后来是谈判方面的冲突不谐才导致战火再起并升级。英法两国既要打击中国政府，又担心真的摧毁了中国政府，导致中国大乱，从而失去谈判对手，所以一边打仗，一边帮助中国政府镇压暴乱。行军中的军需补给，大多依赖向当地平民购买，联军统帅强调区分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尽量不扰民，所以民众对他们的出现反映平淡甚至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