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兵营长魏宝来，接到命令后找我商量，想让我暂时留下来，帮他们做撤离时的群众工作。他说天津卫从发动群众到建立农会、组织农民自卫队，都是我们妇女营的几个人搞起来的，熟悉情况，我留下来工作好开展一些。经请示军里，军里同意我和工兵营一起行动。欧阳兰带着几个女同志，还有丁谷雨小毛头他们，在当天下午就离开了天津卫。农会主席贺盼水的女儿贺紫岚和另外两个姑娘也参加了红军，也跟着欧阳兰走了。天下着小雪，老百姓都拥到村口，看着他们慢慢走远了，许多入眼里都流了眼泪。
我忽然看到了四姨太的那个娃儿。
他站的地方离人群很远，踩在一块大碾盘上，朝越走越远的女兵们看着。我知道他是在看陈秋儿。
我不晓得陈秋儿看没看到那个娃儿。陈秋儿一直往前走着，没有见她回过头。
四姨太的娃儿叫贺翰，这是我前几年才知道的。
你说巧不巧，过了几十年，四姨太的那个娃儿找我来了，还是从外国来的。是县民政局的雷局长领来的。那天我坐在门前的石墩子上看祁连山，雷局长来了，他身后还跟着一个白白净净的老汉。雷局长和我很熟，我们这些失散老红军的生活费都是他管着，人好得很，和气得很，没有一点官架子。我从石墩子上站起来说，雷局长你来了。雷局长笑一笑说，夏奶奶，有人看你来了。说着又面向那个老汉，说，你要找女红军，她就是个女红军。听说找我，我又把老汉打量了一遍。说是老汉当然比我要年轻多了，人长得富态，穿的也很讲究，当时是夏天，他穿件淡青裤子，白衬衫，干净得没有一星星土。雷局长又向我介绍说，这位是贺翰先生，上个月刚从法国回来，要找当年的女红军。贺翰？我使劲想着，我不记得这个人。老汉这时说话了，他问我，请问你们当年打过黄河后，在一个叫天津卫的地方住过吗？我说住过，住了差不多半个月呢。他又问，你记得在斗争……说到这里，他口吃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还记得在农会组织的大会上，被一位女红军从会场上抱走的那个地主孩子吗？听他说这话，六十多年前在天津卫斗争三姨太四姨太的情景在我眼前出现了，我立即猜出了他是谁，同时我也警觉起来，我问，你是四姨太的儿子吧？我听出自己的声音冷冷的，我想我的脸色一定也很难看。我才不管你是从法国回来的还是从美国回来的，六十多年过去了，从外国跑回来，找上门来算账，那咱就一笔一笔算吧。从蒋介石在苏区石头过刀草过火杀红属算起，直算到他老子，也就是那个叫贺诚的贺八爷，作恶乡里逼死人命，看谁欠着谁的。我们不就是叫你妈跪了一下吗？不就是分了你家的浮财吗？不该吗？几十年过去了，你还没忘？那咱就说说吧。
我又在石墩子上坐下了，看着他，等着他往下说。他弯腰点头，满脸堆笑，说，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当年我是个娃娃，转眼间成了个老汉。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啥，就直截了当问他，你从外国回来就是为找我们吗？他又点头，又笑，说，迟暮之年，思乡心切，回到天津卫后，触目伤情，又想到了你们。我马上接过他的话说，哦，你大概又想起了我们在村口堡子下面斗争你母亲的情景吧？他点着头说是的。我又问，大家呼口号让你妈下跪你还记得吗？他又点头，说记得。我又问，你是要账来了吗？他终于明白了我问这一连串话的意思，连连摇手说，不不不，你误会了，历史恩怨，我们为什么总要去碰他呢，我是来找当年把我从会场上抱走的那个女红军的，要是我哪点说的不好，请您千万不要在意。
他是来找陈秋儿的！
我告诉他，当年抱他的那个红军，在离开天津卫不久就死了。
他问：“怎么死的？”
我说：“病死的。”
他问：“有坟吗？”
我说：“有，在高台。”
雷局长一旁对他说：“高台在酒泉东边，不远。”
他说：“我知道。”
他低着头站了一会儿，看样子很难过。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当时我想得很多。想到了猫一样的陈秋儿，和贺八爷父子打了一辈子官司的贺盼水，那个挺直了身子不肯下跪的四姨太，站在碾盘上看着红军走远的那个娃儿……看着眼前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汉，已经没有了开始时的敌意。也许四姨太的娃儿，哦，就是眼前这个叫贺翰的老汉说的对，历史的恩怨，我们都不要碰它。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能不碰吗？
历史是啥呢？历史是用刀子刻在心上的故事。就像老树上历经风吹雨打电击雷劈后留下的疤痕，留下了就再也抹不掉了，就成了老树的一部分。琥珀你见过吗？像玉一样，有黄的，有深红的，有土色的，中间经常裹着一个小虫虫，苍蝇、甲虫什么的，我们老家松树多，琥珀就长在松树上。人们把它当宝物，人们哪里知道，它其实是树的眼泪。当树流泪的时候，恰巧有一只小虫虫过来，被树的眼泪粘住了，树的眼泪不断往下滴，又慢慢凝固，天长日久，就变了琥珀。琥珀也是老树的一段历史。
贺翰站了一会儿，说：“我走了，我要到高台去。”
我点点头，说：“十几年以前，年年清明我都去，这些年走不动了，没有再去过。”
他问：“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位红军叫什么名字呢，我只记得，她的个子不高，头发稀稀的，显得很小。”
我说：“她叫陈秋儿。”
他掏出个小本子，记下了陈秋儿的名字，说：“这下就好找她的坟了。”
我说：“有了名字你也找不到她。”
他说：“为什么？你不是说有坟吗？”
我说：“当年红军三千将士在高台阵亡，陈秋儿埋在万人坑里。”
贺翰抽了一口冷气，发了一阵愣，我看见他的眼眶里亮亮的。
我让他到屋里坐一坐。本来我是客气一下，没想到他竟然答应了。他在我这里呆了差不多有一个钟头，大部分时间是他在说，我听。我这才知道他父亲也就是那个叫贺诚贺八爷的，解放后被我们镇压了。贺诚的罪名很多，最重要的一条是，当年红军走后，他手里欠下了三条人命，其中一条就是那个当过农会委员的油博士。贺翰说，他父亲被镇压的时候他已经在法国了，他是十六岁出去的，先念书，后来就留在那里了。他还说了些别的，说北京说上海，说西安的兵马俑，说家乡的酿皮子碾转子，那是一些吃食……他没有再提那次斗争会，也没有说他的母亲四姨太。
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说他要到高台去一趟。他说：“我要去看一看当年抱过我的红军。”他说：“这些年，我一直想着她。”
他说：“每次我走进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我就想到她，我想圣女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泪一直在脸上流着。我觉着自己的眼睛也湿了。
贺翰走了以后，我又在门口的石墩子上坐了好长时间，那天晚上，孙子喊我吃饭，我没动，我说我不饿。
我在想陈秋儿，我在想我自己，也想刚刚来过的贺翰。有些事情，连我自己也糊涂了。我想我是老了。
又说远了。
我和工兵营离开天津卫的时间，比欧阳兰他们晚了半天。他们是接到命令的当天下午走的，我们是把农会的工作安排好以后，后半夜才走的。
乡亲们见我们走，都很难过，也很担心，他们一遍一遍地问我们还回来不回来。我们说当然要回来，我们说从苏联那里取了装备物资就回来，不但回来，我们还要打过黄河去打日本人呢。乡亲们问多长时间能回来。我说大概一两个月吧。我不是随口说的，上级就是这么说的。事实上，如果不在河西耽搁那么长时间，最多两个月完全可以再打回来。我们特意交代农会的几个委员和一些活动分子，让他们在红军走后，先出去躲一阵，免得贺诚回来报复。天津卫的人胆小，在我们走后，全村有一半人家逃走了。一两年之后，才又陆陆续续返回来。单从这一点就能推断，贺诚确实是个恶霸，确实该杀。
走前，我到贺望乡老人的坟上看了一下，给他添了点土，烧了几张纸，还磕了个头。我知道红军里不兴这一套。我想贺望乡没儿没女，就当我是他的女儿吧。老百姓中讲究这个。我们走的时候，雪还在下着，比白天大了些，没有风，雪花飘得有些悠闲。走出去好远，我回头看了一眼，裹在雪中的那两个土堡像两个怪物，静静地蹲在那里，影影绰绰，村子被雪雾裹着，迷迷蒙蒙……
我们走出好远了，忽然听见身后有人一边喘着大气，一边大声喊着：“盼水！盼水……”是农会主席贺盼水的老婆徐素贞。徐素贞也是天津卫的农协委员。
贺盼水对我说：“你们走，我等一下，这婆娘喊我做啥呢？”说着，他站到了路边。
贺盼水是主动要求给我们带路的，他说戈壁滩上一马平川，没有路，到处又都能走，不识路绕上一天说不定还在原地打圈圈。他说这是真的，他说人的两条腿，一条长一条短，没个目标，就会走出一个大圆圈。
过了好一会儿，贺盼水才赶了上来。他把三个煮好的鸡蛋塞到我手里，我不要，又塞回去。贺盼水说：“她说，一定要给你，还要我看着你吃下去，她说家里穷，你甭嫌弃。”我只好把鸡蛋接过来，我觉得自己鼻子有点酸。
贺盼水和我并排走着，他在黑暗中说：“她说，活了半辈子，是你们让她做了一回人。”我想说啥，又没说。
静静地走了一会儿，他又说：“她说，不知你们啥时候能再回来。”他说得吞吞吐吐，“她说，让我回来带样东西给她。”
我问：“她要啥？”
他说：“……她想要你帽子上的那个星星。”他一边说，一边看着我的脸，“我说，那哪行，军帽是随便拆的？”
我说：“我给她。”
贺盼水释然笑了，又说：“她特地说的。”我说：“我给她。”
我握着三个鸡蛋，觉出了温度。
这里那里响着枪声。那些天，周围的枪声没有断过。
天亮的时候，雪停了。
夏满月感到深蓝的天上调进了一抹淡红，她回头看了一眼，一轮太阳正在爬出东方地平线，天上的大片白云被阳光染成了金色，像波涛，又像是成千上万匹无羁的野马，给人一种汹汹涌涌的感觉。从太阳升起的方向，夏满月判断出自己眼下前进的方向是向西偏南。
眼前依然是一片土黄，几十里一个颜色。夜里落雪不多，风把不多的积雪赶到背风的坎梁下，在那里留下一道道断断续续的白线，在浓厚的黄色里，那一点白引不起人们的多少注意。枯草也是黄的，在风中轻轻抖动着，显得柔韧而顽强。间或有一只两只乌鸦嘎嘎叫着，从头顶飞过，在蓝天的背景下留下一道沉重的黑线，把一些惊悸与不安抖落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