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尼克松访华，那时，坊间流传很多花絮。
其中一则说，这位总统先生步行至京城某条胡同时，看到一位加工爆米花的老乡，在烟熏火燎的炉子上，不停地摇动着一具圆肚形的铁筒，尼克松兴致十足地驻足观看。突然，砰地一声巨响，那小小的筒肚里，竟冒出来一大麻袋玉米花。于是，这位总统对随从人员说，哦，原来中国人是用这样膨胀体积的办法，来解决居民肚子问题的，真是了不起的发明。看来，这种粮食瞬间增长器，对美利坚合众国也是有用的。
此类说来可笑，其实并不可笑的花絮还有很多。
诸如看到什刹海卖面茶的大铜茶壶啦，看到前门外老字号的陈年老汤啦，尼克松无一不感到惊愕和艳羡。因为，他听陪同人员介绍，那只大铜茶壶，是康熙年间造的，壶嘴都被茶汤倒得秃了，可见其久远；那锅陈年老汤，更了不得，从乾隆头一回下江南起，一直咕嘟到今天。总统掐指一算，这两件东西，比美国的历史长好大一截，于是那张脸拉得更长了。按照“文革”逻辑，老美沮丧失落之时，自然是国人扬眉吐气之日了。
我始终也没弄懂花絮的编造者用意何在？是自我解嘲呢？还是精神胜利法？思来想去，作为阿q同胞的中国人，后者的可能性应该大些。
这也难怪，那时的中国，尚未对外开放，不知外部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伙儿硬是相信地球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抻着脖子，等待我们中国人去拯救。记得那时，我正在新线工地劳动改造，一位被挑选进工宣队的师傅，坚信不久的将来，很可能进驻到伦敦，巴黎，纽约。他对我这个“右派分子”，倒不太“镇压”，意气风发地对我讲了他的宏伟目标，远大理想，于是，我也只好祝他梦想成真。
一时间里，革命狂飚，无比高涨。中国人很容易上虚火，也是一个能把自家一点点可说，可道，可夸，可张扬之处，像爆米花那样膨大起来的民族。哪怕没着了，一无是处，像阿q老兄，也还梗着脖子，弹出眼珠，声称老子先前也曾阔过的。所以，封建时期养成的天朝大国意识，阴魂不散，加上“文革”期间的荒唐，荒谬，荒诞的民粹主义，硬是跟谁也没有商量，自说自话，把世界革命中心，迁都到中国来了；也不管亚非拉人民有没有邀请，也不管第三世界是否发出过sos求救信号，硬是义不容辞地，将拯救他们的革命重担，揽到自己头上。真如毛泽东的诗句所说那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中国人下定决心，非要将红旗插遍全球不可。
我想，这种不可理喻的自大，大到上海话所说的“热昏”，正是上述花絮产生的精神基础。
大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相当长的时间闭关锁国，与外部世界隔绝，顶着头皮上可怜巴巴一片天，踩着脚底下磨不开屁股的一块地，就会产生出天之下，地之上，只他老哥一个人的妄自尊大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提到的滇王和夜郎侯了。这两位蛮天荒地的土司，竟对长安来的使节，大言不惭起来：“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至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60年代，我所在的铁路工程队，修贵昆线，施工工地在贵州水城一带，属黔西地区，不知是否即为史书中的古夜郎国？刚到那里，偏僻山区里的老百姓，不识汽车为何物，后来火车通了，携家带口，安营扎寨，坐在路边观看。因此，诸葛亮《后出师表》中所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古时的闭塞落后，可想而知。《史记》所载的这西南夷的蕞尔小国，时间还要更早一些，为公历纪元开始前后，因此，滇王和夜郎侯所统治的地域，不知该是如何的不成样子，如何的不成气候。
因此，他需要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需要这种关起门来当皇上的自大，否则，对比那个是他们乘以n倍的国土，财富，威仪，好生活的汉王朝，早撒泡尿把自己淹死了。
所以，瞎子看不见，不会目迷五色，聋子听不见，自然无动于衷。历代统治者实施隔绝封闭的愚民政策，就是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外部的世界更精彩。而无知愚昧的最大好处，便是没有比较；而没有比较，也就不存在差别；而没有任何差别意识，也就不会有遗憾和不足，于是，天下太平。果然，没过多久，我为其打下手的烧锅炉的师傅，作为工宣队，虽然纽约没去成，伦敦也没去成，但进驻到贵阳市里的某个高等学府，并且结合进校革委会，让我着实吃了一惊。而且，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每周一的全校师生员工的集体早请示大会上，他都要发表长篇演说的。
我不禁忐忑地向他打听：“你真的上台去讲话？”
他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地回答：“那是当然。我不讲，谁讲？我愿意咋讲就咋讲，我没有什么不敢讲的。”
这就是尼克松在北京小胡同里见识过的爆米花，所产生的膨化效应了。
所谓膨化，本是食物的一种加工方式，在密闭的容器内，将谷物、豆类放置其中，加温加压后，瞬时恢复至常压状态，因水分急遽蒸发，使食品组织发生变化，成为多孔状的，比原先体积膨大若干倍的海绵体。既然豆子，玉米可以膨化，那么，人为什么不可以膨化呢？而且，不需要放在铁筒里，更不用架在火炉上，只要想膨化，哪怕一个王八蛋，刹那间，也可膨成巨无霸。
记得有一次，我因事从水城到贵阳去，承这位师傅不弃，曾留给我地址，让我到他支左的学院去看他。说实在的，走进这座高等学府，在校园里，看到他穿着四个吊兜的涤卡中山装，小头梳得溜光，被几个工农兵女学员围着，那笑逐颜开的样子，我都不敢认了。远远打量着，不禁狐疑起来，此人还是那个钻在锅炉房里，一身一脸全是煤灰的司炉吗？
这时候，他发现了我，走过来，用指尖同我握握手，那一脸斯文的样子，真是相当人五人六的。你不能不赞叹膨化功能，将人改变得多么厉害；你也不能不钦服亭长刘邦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那样的有道理。大概，一个在精神世界，在意识形态，在形而上的领域，处于一种软肋状态之中，而又无望于短期中有所改善的弱者，膨化，应该是免除心理怯势的灵丹妙药。
当然，这需要脸皮有足够的厚度，越厚，越能膨出水平。所以，对文坛上那些求名求利之心强烈者，什么都敢开牙，什么都敢伸手的勇敢者，膨化，甚至无耻地膨化，便是走向成功之路的不二法门。
凡是能在文坛大小码头上立足，能在一个圈子里拥有话语霸权，能让小女子对他美目盼兮，能让小八腊子朝他叩头进贡。尤其是那些三五成群，勾肩搭背，抱团成伙，横行无忌者，说抬举谁，谁就当红，说封杀谁，谁就背字，都是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膨化过来的，那道恒就更了不得了。
以上这些文坛的佼佼者，自然属于修成“正果”的大师一级的人物了。休看近年来的文学作品，像点儿样子，有点儿水平，令人钦服，凭真功夫而不是靠炒作赢得读者者，屈指可数；但自称的文学大师，和人为地吹捧起来的大师，还真是不少。我想起豫剧《穆桂英》中的一段唱词，“几年不到边关走，砖头瓦块都成了精”，倒是很形象的对于这种现状的描写。
所以，在当前文学领域中，“大师”这个字眼，是常见词，出现频率相当之高，有应接不暇之感。我不晓得这是时代的福祉呢，还是一种文人的谵妄？我始终认为，上帝是位很吝啬的造物主，出手并不大方。在西方世界，也只是文艺复兴时代，才同时出现过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样的群星共辉的大师，那是极稀有的情况。而在东方，康雍乾好几百年，才出了一个曹雪芹，“五四”启蒙，文学革命，舍鲁迅外，还能找出相类似的文学伟人吗？怎么可能一下子天上下馅儿饼，给我们扔下成筐成箩的当代文学大师呢？
除非，上帝吃错药，肠胃出了毛病，拉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