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到外地出差，留下通讯地址，北京东四十二条多少号。
他说，接待单位的工作人员，歪着脑袋打量他，问他：是东，四十二条吗？
我的朋友很纳闷儿，因为他一下子没听出“东”后边那个逗号，便回答说，千真万确，是东四十二条。
那位管登记的小姐，嫣然一笑，你们北京人真行，从东一条，东二条，排到东四十二条，光数就要数半天。若是外地人从一条找到您住的四十二条，腿岂不得走断？
他说当时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我听他这一说，也由不得哈哈大笑。
北京的地名，成千上万，这其中包括道路名，胡同名，小区名，广场名，公园名，桥梁名，河流名，湖泊名，以及过去有过，现在不复存在的城门名……无论是仍在使用着的地名，无论是已经消逝的地名，无论是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地正涌现着的地名，要研究曾经是天子脚下的这座城市的地名，其复杂多端，其精彩纷呈，其花样百出，其故事传说，还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我不知道北京市政府大楼里，有没有这样一个城乡地名管理科，专门负责命名工作？
估计不但一定有，而且还应该有一套关于命名的规定制度，登记办法，呈报手续，核准过程。这其中，因为是古都，因为是天子脚下的缘故，三五百年沿用下来的地名，显然有一条尽量不改的基本原则。所以，东四十二条，已经叫得太惯了，因此，不会因外地人的费解，就改动的，这叫尊重历史，尊重沿革。“东四”和“十二条”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对北京人来说，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绝不可能发生“东”和“四十二条”分开来的混淆状况。外地人一定要那样理解，那是他们的事，反正北京人明白就行。
“东四”这个地名，全称为“东四牌楼”，那是大清王朝的地名。解放以后，影响交通，人民政府便将那四座牌楼，拆迁到陶然亭了。这样，“东四”，只是老北京人的一个心理坐标，不具任何标志性意义。随便一个外地人，更不用说老外了，初来北京，你要让他找到东四，西四，或者东单，西单，大概比较困难。即使他按图索骥找到了这个地名所在，身处其间，四顾之下，除掉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别无其他标志。到底也弄不懂何以称四，何以称单的。因此，可想而知，市府里的这个地名管理科，为本地人着想多，为外地人着想少，作为首善之区统管地名的办公部门，我想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加尽善尽美一些。
50年代，我在东单三条居住过。外地来我们机关出差办事的朋友，陪同他们逛街，最省事的路线，就是由东单而东四，然后拐回来，到王府井。我碰到过一位好学不倦的外地人，他很较真地跟我探讨，既然有东单，西单，东四，西四，为什么没有东双，西双？他认为，按逻辑是应该有的。于是，啼笑皆非的我，不得不大费口舌，从义和团，慈禧的红卫兵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清朝政府谢罪立牌坊说起。由此，我一直在想，北京不完全是北京人的北京，也是全中国人的北京，地名识别的易解性，准确性，清晰性，得为全中国人着想。尤其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有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歧义丛生，令人摸不清头脑的地名，也应该与时俱进才好。
牌楼没了，这个“四”或这个“单”，还有必要保存下来，令人胡涂吗？
北京的地名，不是改不得的。我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至少恭逢两次大改名的热潮。第一次，60年代“文革”狂飙初起之时，那些红卫兵小将以他们可怜的想像力，创造力和病态的幼稚，把“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把“友谊医院”改为“反修医院”，把“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还想把长安街改为“红太阳路”或“东方红路”，以及其他许多匪夷所思的古怪想法。尽管改得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但当时，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眼睛瞪得再圆，不也捏着鼻子接受了？
风云突变的横扫一切，固然造就一批人，但也戕害一代人。至今我的那些同行中，出身于红卫兵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恕我直言，由于那时太忙于革命，太疏于读书的缘故，直到今天，从他们的作品中，仍旧未能读出太多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来，而那种病态的幼稚，却还顽固地保留着，令人为之扼腕。这种历史的遗憾，也就只好按北京人的歇后语所讲，“卖羊头肉的，不过细盐（言）”，不必多说了。但地名可改，并非铁板钉钉，动不得的。其实，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奶子府，改为乃兹府，老祖宗也是大笔一挥，信手改掉的。
而第二次大改名，却是近二十年的事情。与第一次不同的，不是改旧，而是增新。当北京市的占地面积，建筑高度，人口密度，膨胀成原来的五倍，六倍以上，我可以想像，市府地名管理科的公仆们，一方面要处理层出不穷的新地名，一方面要注销不复存在的旧地名，恐怕日夜加班，也来不及应付时刻在变化着的地名。随着城市拼命地向郊外拓展，随着城内危房的大量改造，地名要想不改变，也是不可能的。
据说，老北京有过三千条胡同，现在，为数不少的胡同，估计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虽然这使一些文物保护主义者很痛苦，伤心欲绝，大声疾呼，但依我小人之心，来度他们君子之腹，让他们当真地住进小胡同里的大杂院中，人均住房面积只有一平方米，或不足一平方米，或祖孙三代同居一室的话，恐怕也就会认为这种胡同的死亡，未必就是城市的末日。正如北京的旧地名不是不可改，北京的这些破旧大杂院，也不是不可拆。
应该承认，城市和人一样，也是要新陈代谢的，在地球上，惟一没有变的城市，是从火山灰里挖出来的古罗马庞贝城，惟一没有变化的人居环境，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洞穴。我敢说，所有的参观者，无人会打算把户口和粮食关系转过去，留在那里长住，做永久居民。从近年来发现的元大都遗址，那埋在地下的历史也在晓谕我们，明、清两朝建城时，也是毫不客气地将忽必烈经营的古城废弃，任其被沙尘暴掩埋。如今，要不是挖出来几段残墙断垣，重新装修起来，做做样子，元大都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惟一纪念，只剩下源自蒙古语的“胡同”这个词语了。
我记得，1949年的秋天，我刚到北京时，入住现在为新华社，当时为国会街的北大工字楼的宿舍里，每天推窗都能看到从门头沟来的骆驼长队，驮着块煤，响着丁丁冬冬的驼铃，慢慢悠悠地走在古城墙边的土路上。秋风斜阳，黄叶衰草，赶骆驼的汉子那反穿的羊皮袄，是我清晨见到的第一道风景。那种萧瑟的伤感，那种晚秋的惆怅，也真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场面，要比那些破烂的大杂院，更让我向往。现在，国会街彻底没了，工字楼早就没了，那灰扑扑的顺城街也没了。我不禁想，如果今天的前三门大街上，沙漠之舟仍是我们城市运输主力的话，恐怕倒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悲剧了。不破不立，还是有它的道理，没有旧地名的消亡，哪有新地名的出现，城市的存在和发展，那模式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可能永远定格在某个年代而停滞不前，这就是时代潮流的辩证法，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
现在，你若坐出租车，碰上老一点儿的司机，到三环路、四环路外的一个什么地方，也许他能将你送到目的地。若碰上新手，对不起，你得给司机带路。北京变化太大太快的同时，难免就有做成夹生饭，或者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现象，至少，在地名这个与国计民生无碍的局部上，管理部门显然也有一些忙不过来而照料不细之处。
当我徜徉在城市的新景观，陶醉于古都的新气象中的时候，有些新地名，会生出一种吃了一口米饭，遭遇一颗石子的硌牙感觉。譬如新建的楼盘，一张嘴叫什么“城”，譬如新建的别墅，自称什么“花园”，譬如新建的文体娱乐场所，动不动就叫什么“中心”，譬如新建的写字间商住楼，居然大言不惭什么“广场”……这些文不对题的，不合国情的，生搬硬套西方的地名，颇给中国人带来难堪。在汉语中，所谓“城”，所谓“花园”，所谓“中心”，所谓“广场”，都是具有明确定义的。
外国的“广场”，由西班牙语plaze而来，具有市集的意义，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在中国，在北京，20世纪以来，从“五四”运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广场”这个词，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概念，几乎成了专属于天安门的词汇。因此，走在长安街上，很难将王府井南口的东方广场，北京站口的中粮广场，与全世界都知道的天安门广场，类比在一起，怎么叫怎么别扭，怎么想怎么荒谬。我发现，其实北京人也并不认同那两个新出现的所谓“广场”，通常在口头上径直说成“中粮”、“恒基”，或者“东方新天地”，而省略掉“广场”二字。
要细品北京的地名，最大的特色，是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的历史沿革，天子脚下的大街小巷，胡同院落，官府衙门，商旅市集，都是以紫禁城为基准方位，坐北朝南，左东右西，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正阳门，地安门，辐射出去的内城和外城的九个城门，每座城门是一个坐标，因此，每座城门，也是一个地名中枢。在北京，你只要知道这些城门，也就大致了解古都的梗概。
然而，对一个乍到京城，站在失去城墙，失去城楼的那块空场上的外地人来讲，就不免要天子脚下寻路难了。北京城，最不该拆的建筑物，一是城墙，一是城楼，只要这两样东西完好无损地保留着，那就是永远的古都气象。四合院即使全部保存或者改造，顶多也就出来平安大道那种布景的效果。而都城真正的庄严肃穆之气，龙盘虎踞之势，王者南面之威，万邦来仪之盛，是由金碧辉煌的紫禁城，环城不断的内外城墙，以及登高望远的诸多门楼，构成这种雄浑的森严的万千气象的古都风貌。
当这一切都夷为平地，不复存在以后，休说外地人，即使本地人，那方位感觉也落不到实处，门之内，门之外，常常要走不少冤枉路。正如东四，西四，看不到“四”从何来，东单，西单，看不到“单”为何物那样，那些名存实亡的诸如阜城门，朝阳门，安定门，宣武门，崇文门等等，影踪全无，还分为门内和门外，岂不只是给人增添茫然失措，无所适从的纷扰吗？
前些年，北京文学杂志社一项活动，邀我参加，承蒙好意，让我在家静候，他们会派车来接。我说，我住的这个西便门外大街西里，不太好找。杂志社说，别忘了我们是《北京文学》，哪有找不到的道理。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接我的编辑小姐，也没法跟我联络。因为以西便门为轴心，由此辐射出去的几条马路，一概以西便门冠名在前，以内、外、东、西来区分不同马路。命名者，在地图上大笔一挥，他是很清楚的，可走在马路上找路的行人，就难免要发蒙了。一内一外，相背而行的话，再折回来，是要走许多冤枉路的。
这位编辑和杂志社的车，就在天宁寺一带兜圈子。先找到西便门大街西里，后又找到西便门内大街西里，硬是找不到相距还有两站地的，我所在的这个西便门外大街西里。一直快到十二点，才算摸到我们小区里来，打开门，只见那位编辑满头热汗，一副欲哭无泪的性急模样，我真是感到十分抱歉，不得不宽慰，不知还有没有西便门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这一说？如果有，我估计，你们到天黑，也找不到这里的。
其实，我们这个住宅区，地处真武庙，与那个已不存在的西便门城楼根本不搭界。但地名管理科仍以明清古都的传统，喜欢以门为中心来命名，这在1949年以前，或建国初期，倒也无妨萧规曹从地延续下来。因为那时，整个城市里，人流不那么拥挤众多，道路不那么纵横交叉，房屋不那么鳞次栉比，商贸不那么发达繁忙，这种命名方式，对生活在闲适淡定，恬然安详气氛中的北京人来说，城墙和城门之内，为市区，城墙和城门之外，为乡下，一目了然，界限分明。即使拿那些牵骆驼的，出城就是郊区的菜地，果园，农田，村镇，赶大车的，蹬三轮的，骑毛驴的人来说，其活动半径，总是在有限范围之内。然而，当这个城市，人口突破千万，车辆远超百万，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时候，对于地名的考量，就不能局限于门内门外那样的狭窄视野。
应该说，作为明清古都的北京，其幅围，其规模，其气派，其堂皇，无法与唐代的都城长安相比。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过，“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甚至后周世宗，在公元955年四月，经营大梁城的建都工程中，能仍承继唐代建筑的宏大气势。后来北宋定都开封，很大程度上是郭威奠定的良好基础。“帝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乙卯，诏展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隙兴板筑；东作动则罢之，更俟次年，以渐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报所标七里之外，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八月，“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鲜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资治通鉴》）
说实在的，明清两代，远非汉唐可比。我记得初到北京的那年，住北城棉花胡同，出安定门，过护城河，别说没有周世宗殡葬强制规定的七里以外的距离，连五十米不到，就是乱葬岗，一片土馒头，到处是坟包，这大概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时弥近者制弥陋”了。因此，当城市在一步步扩张的同时，这些昔日的墓地，甚至包括八宝山，便渐渐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中心区，活人和死人，距离如此之近，怎么说也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
这就是我那些年里，一个很长时间内，乘坐贯穿长安街的大一路公共汽车，上下班的切身感受了。只要车一进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车头上方的标牌，那始发站和终点的地名，一为八王坟，一为公主坟。虽然，坟不过是坟，但这两个与死亡相关的字，总是让人不能细想下去。而且这条大一路公交路线，顶着这两个坟头的站名，至少在长安街上行驶了数十年。
所以，在北京，无论是原来的地名，还是新添的地名，大有足可改进的地方。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在命名的思路，想法，规划，统筹管理上，似乎还可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要把国家首都，八百年古都，和国际大都市的风采弘扬出来。
一个城市的地名，既表现出文化色彩，又体现着时代精神，是应该受到重视的一门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