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为鼓舞士气，亲自到三路军队里去犒劳慰问。他先到灞上，再到棘门，这两处都不用通报，见到皇帝的车马来了，军营都主动放行。文帝到了周亚夫的营寨，和先去的两处截然不同。前边开道的被拦在营寨之外，在告知皇帝要来慰问后，军门的守卫都尉却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命令，不听天子诏令。”等文帝到了，派使者拿自己的符节进去通报，周亚夫只才命令打开寨门迎接。守营的士兵还严肃地告诉文帝的随从：“将军有令：军营之中不许车马急驰。”车夫只好控制着缰绳，不让马走得太快。到了军中大帐前，周亚夫一身戎装，出来迎接，手持兵器向文帝行拱手礼，并说：“甲胄之士不拜，请陛下允许臣下以军中之礼拜见。”文帝听了，非常感动，欠身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将士们行军礼。
劳军完毕，出了营门，文帝感慨地说：“这才是真将军啊！那些霸上和棘门的军队，简直是儿戏一般。”一个月后，匈奴兵退去。文帝命三路军队撤兵，然后升周亚夫为中尉，掌管京城的兵权，负责京师的警卫。后来，文帝病重弥留之际，嘱咐太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景帝说：“以后关键时刻可以用周亚夫，他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将军。”文帝去世后，景帝让周亚夫做了骠骑将军。公元前152年，丞相陶青有病辞职了，景帝便任命周亚夫为丞相，景帝对他非常器重。不料周亚夫最后却落个悲剧的结局。
有一次，景帝要废掉栗太子刘荣，当是周亚夫却决反对。后来，窦太后想让景帝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在景帝和周亚夫商量时，周亚夫说刘邦说过，不姓刘的不能封王，没有功劳的不能封侯，如果封了王信为侯，就是违背先祖的誓约。景帝听了无话可说，窦太后心里也很不高兴。还有一次。匈奴有五位将军归顺了汉朝，景帝非常高兴，想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其他人也归顺汉朝。但周亚夫又反对说：“如果把这些背叛国家的人都能封侯，那以后我们如何处罚那些不守节的大臣呢？”景帝听了又很不高兴，然后将那五人都封了侯。周亚夫见景帝不听自己的，一气之下托病辞职了。
此后，景帝又把他召进宫中设宴招待，想试探他脾气是不是改了，所以他的面前不给放筷子。周亚夫不高兴地向管事的要筷子，景帝笑着对他说：“莫非这还不能让你满意吗？”周亚夫听了，很不情愿地向景帝跪下谢罪。景帝刚说了个“起”，他就马上站了起来，不等景帝再说话，就自己走了。景帝叹息着说：“这种人怎么能辅佐少主呢？”这事刚过去，周亚夫的儿子又惹祸了。原来儿子见周亚夫年老了，就偷偷买了五百甲盾，准备在他去世时发丧时用。甲盾是国家禁止个人买卖的，周亚夫的儿子不仅给佣工的期限少，还不想早点给人工钱，结果心有怨气的佣工就告发他要谋反。
景帝就派人来追查此事。负责调查的人叫来周亚夫，询问原因。周亚夫不知道儿子做了什么，对问的问题不知如何回答，负责的人以为他在赌气，便向景帝报告了。景帝很生气，将周亚夫交给最高司法官廷尉审理。周亚夫受此屈辱，无法忍受，于是绝食抗议，五天后吐血身亡。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称赞的同时，也为他惋惜，说他因为过于耿直，对皇帝不尊重，结果导致悲剧结局，令人慨叹。
事物发展的规律是：盛极则衰，乐极则哀，满者必溢，盈者必损。因此，在人生的征途中，要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否则必将招致祸害。周勃见好就收，所以虽然有危险，却还是能善终；而他的儿子周亚夫却不明白这个道理，一而再，再而三的跟皇帝斗气，结果被活活气死，这就是过犹不及。所谓“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其道理便在于此。所以见好就收，别老想着捞更多。就如同买股票一样，涨了还想涨，结果呢？跌了！如果当初少赚点，不是就全赚回来了吗？起码也可以少亏一点。
智慧火花
见好就收、过犹不及，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毕竟说和做是两回事，但有一点至少要明白。做什么事都不能太过分，就如同挣钱一样，每个人都知道钱是非常的好的东西，也希望自己能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钱多真的就很好吗？钱多之后会受到别人的妒忌，会受到恶人的陷害，会受到贼人的偷抢。适可而止才是最好的。
盛极则衰，急流当勇退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任何事物在步入极盛之后都要走向衰亡。这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应遵循，否则将对自己贻害不浅。
在《战国策》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故事。失意潦倒的燕国辩士蔡泽与显赫一时的秦国丞相范雎，在经过一番谈论之后，蔡泽竟然就轻松的取代了范雎的相位。要知道范雎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上承秦孝公、商鞅变法图强志向，下开秦始皇、李斯的统一大业；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也是秦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代名相。范雎在秦国任丞相十多年，其“远交近攻”的谋略对秦以后的用兵策略有着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259年，秦军攻打赵国邯郸，苦战了17个月也没攻下。主将王稽对待下级军官不好，于是有人返回秦国，控告王稽谋反。而范雎的朋友郑安平此时也在军中为将，在秦军失利时，他竟然投降了赵国。秦昭王盛怒之下，甚至要把举荐郑安平为将的范雎一起处死。后来秦昭王念在范雎曾经的功劳，不但没有治范雎的罪，反而还加赐食物，慰勉范雎。秦昭王虽然没有深究，但范雎也已知失宠，言行举止就格外小心谨慎。失意潦倒的燕国辩士蔡泽，听说范雎被秦昭王猜忌，便决定西行入秦去拜见秦昭王，并且他在旅馆里，故意口出狂言说：“燕国的大纵横家蔡泽，是天下的豪杰之士。秦王一见之下，必定会任命我为相国，以替代范雎的地位。”此人不仅其貌不扬，而且身无分文，大家于是就把这事当成了笑话。
范雎听说之后，就派人找来蔡泽问道：“先生有什么本领，竟然能夺我的相位”。蔡泽毫不迟疑地说：“唉，丞相现在为什么见识如此浅薄呢！即使是一年之中四季的更换，也都是本着‘功成身退’的自然法则。例如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文种，他们最后也都完成了自己的愿望吗？”他们虽然都有很大的成就，然而又都是在君王猜忌下，悲惨的死去。范雎知道蔡泽是为难自己，于是回答说：“这三位忠臣，可以说是世人的典范，君子总是牺牲生命来完成名节，只要是大义所在，就算牺牲生命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蔡泽说：“假如一定等到死后，才能尽忠成名，那么孔子也不足以成为圣人，管仲也不足以成为伟人了。”
蔡泽接着又说：“今天丞相侍奉的秦昭王与商鞅侍奉的秦孝公、吴起侍奉的楚悼王、文种侍奉的越王勾践相比，究竟谁更仁慈而又信任忠臣、并不欺凌有功之人呢？”范雎心里忽然一冷，他当然不能说秦昭王的不是，只是淡淡地说：“我不知道。”蔡泽却说：“昭王并不像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那样亲信忠臣。而丞相现在的功劳虽然很大，在我看来也并没有超过商鞅、吴起、文种三位名臣。但是丞相现在的地位和俸禄，以及家中的财富却已经超过了他们。然而这时丞相竟然还不肯隐退，我深为你的前景感到担忧。古人说得对，太阳升到正午之后就开始下落，月亮圆到满盈之后就开始缺损。万物都是盛极而衰，这是自然的规律呀。不论是进取还是隐退，都随着现实的时机变化而变化，这才是圣人所认定的真理”。
蔡泽又接着说：“商鞅为秦孝公改革制度，所以秦国后来可以无敌于天下，可是成功之后，商鞅竟然惨遭五马分尸之刑。吴起为楚悼王改革了弊政又南征北战，功劳也是不少的，可怜最后他本人却死于楚人的乱箭之中，然后还被人分尸泄愤。越国大夫文种，为越王勾践击败吴国，完成了越国称霸天下的功业，可是到头来勾践却把他杀了。这三位贤臣，都是因为功成而不退，才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只有范蠡深知明哲保身的道理，于是功成身退，隐姓埋名后开始经商，从而成为巨富。如今丞相掌权多年，又得罪了不少的权贵，此刻如果不及时隐退，灾祸离您也就不远了。为什么不在这时把相国之位让给别的贤人呢？这样既可以博取让贤的美名，又可以免除灾祸、长享富贵。这与日后身遭惨祸，就是天壤之别。”
范雎听到这里时，长叹一声，说：“先生的说法，太有道理了。”于是范雎就去拜见昭王说：“有位新从山东来的客人蔡泽，其人雄才大略，臣自愧不如。”昭王召见蔡泽，几番谈论下来，也十分赞赏他，于是拜他为客卿。此后不久范雎借病辞去了职位，昭王便任命蔡泽为相国。然而蔡泽出任相国后不久，有人恶意诽谤他，由于害怕招来杀身之祸，蔡泽也称病辞去相位。后来他在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和秦始皇手中都做过官。
蔡泽用盛极则衰道理说服了范雎，为自己的进取带来了的机会。而从范雎来讲，他当然明白“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这些盛极则衰的道理。范睢明白既然已经被猜忌，晚走就不如早走。所以范雎才会接受了蔡泽的建议，选择辞去相国的职位。俗话说：“荆棘丛中转身易，月下花丛回头难。”人们常常在盛境与美景中迷失自我，历史上也不知为此演绎了多少乐极生悲的故事。
智慧火花
从进退之道来说：事物发展到了顶峰，就会向它相反的方向转变，而实力的强弱也是一样。谋略家的高明，就是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洞察到事物背后隐秘的机会与危机，然后再来进行深远的计划和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