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再向人们宣扬鬼神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然而墨子的这种思想还值得我们扬弃的继承。对冥冥中不可控制的那种力量心存敬畏，会引导人心向善，这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无疑是较为可行的方法。而切，生活中的很多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好人有好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某家报纸曾报道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张某带着妻子和5岁的儿子到云南某县工地干活。一天，他的儿子去一家电子游戏机室看人玩游戏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张某夫妇连忙找人帮忙寻找但一无所获，丢失了唯一的儿子，夫妇两人悲痛欲绝。
一晃6年过去了，张某靠勤劳和智慧赚了些钱，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找儿子的念头，于是他对对妻子说想去寻找儿子。夫妻俩合计好后，张某就当上了串街走村的卖货郎，一个人踏上了万里寻儿的路。在卖货时，每当看到与自己儿子差不多的孩子就看一看，问一问。一年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云南，然然没有丝毫的消息。
一次，张某无意中听一位老乡说，有些人贩子拐走孩子后，不是卖到云南，而是卖到与云南相邻的缅甸去了。于是张某决定出国找儿子，在异乡的一年里，他吃尽了苦头，最终也没有得到有关儿子的消息，于是决定回国。
在乘车前，他去上厕所时发现了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竟有两万元人民币。张某心想：丢了这么一大笔钱，失主一定心急如焚。于是他就在厕所旁等失主。两个多小时后，一位中年人满面愁容来到厕所。张某忙迎上去询问，果然是钱包的失主。
失主是一位华侨，他对张某的善举感激不尽，一定要请张某去家里做做。在摆酒款待张某的同时，两个人自然拉起了家常，在他们到张某为何来缅甸时，张某声泪俱下的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听到这些，失主沉吟了半晌，问张某有关儿子走失的年龄以及相貌特征等情况，张某一一告知，失主走到内屋，领出一个年龄约十四五岁，穿一身学生服的少年。并告知张某，十年前，有位过路客人带这个孩子路过这里，说他妻子亡故，他有3个儿子，因经济困难，想给儿子找个好人家。于是他就收留了这个孩子，听到张某的叙述后，正好和自己收养的这个孩子吻合，因而让他们认认。这个孩子果然就是张某十年前丢失的儿子。
次日，张某起程回家，失主决定让他带回儿子，他说，你有还款之德，难道我就不能做到还子之义，否则就真的禽兽不如了。
这个故事也许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偶然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张某的善良帮助他找到了自己丢失的儿子，试想，他当时要是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也没有人知道，但他肯定也就失去了和自己儿子重逢的机会。类似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发生，一个司机为了救助路边一位生病的人，掉头开往医院，而他所经过的路上发生了山体滑坡，如果不是救助这位病人，他就会被泥石流埋没。一个富人用自己的钱财资助一个学生上学，当他身染重病、医生无技可施的时候，新分来的医生为他做了成功的手术，而这个医生就是他当初资助的人。
很多时候，正是我们的善举将我们从危难之中拯救出来。在这个时候，因果轮回的报应常常成为解释这种现象的借口。关于鬼神的论述，其实最终还是归结为人伦，如果一个人洁身自好，德行高尚，自然会得到命运的眷顾。
在当今社会，人们因为有对末日审判的畏惧，才会行善积德，正是心中有所敬畏，人们的行为才有所约束。在法制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让鬼神之明成为防范人们为恶的最后一道防线吧。
四、以上正下——墨家的社会管理观
墨子在自己的学说中指出，百姓要按照地方官吏的要求去做事，而不能恣意妄为；官吏们施政要按照三公和诸侯的规定，而不能自作主张；三公和诸侯则要听从天子的意志，不能独断专行，而天子则需要顺从上天的旨意，这样才能安邦治国。在这个逐级递增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墨子的观点是“以上正下”，即用上级的法度规则来匡正约束下级的言行。
墨子认为，天子向三公、诸侯、士、庶人施政，是士君子们都明白的道理，而上天向天子施政，天下的百姓却并不清楚。所以从前三代的圣君禹、汤、周文王、周武王，都想把上天向天子施政的事，告知天下百姓，因而百姓喂牛羊、养猪狗，用酒醴粢盛祭祀上天鬼神，以求得福祥。也因此知道天子是天下极尊贵、极富有的人，所以民众想要成为贵富的人，就要顺从天意，相爱而交互得利。这就是“以上正下”的作用。
墨子还列举了顺从天意而得到奖赏、违反天意而得到惩罚的例子，墨子说道：“从前三代圣王禹、汤、文王、武王，这些是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的；从前三代的暴王桀、纣、幽王、厉王，这些是违反天意而得到惩罚的。”禹、汤、文王、武王得到赏赐的原因是上尊天、中敬奉鬼神、下爱人民。他们所爱的是上天所爱的，他们所利的上上天所利的，因而上天使他们贵为天子，美德、教化遍施于天下，被人称为圣王。而桀、纣、幽王、厉王得到惩罚的原因是他们对上辱骂上天、于中亵渎鬼神，对下残害人民。他们所爱的是上天所憎恨的，而天命做憎恨的，是上天所爱的，因而上天惩罚他们不得寿终、不能终身，是人们至今还毁骂他。
墨子的天志观中认为，如果统治者能够按照上天的意志施政、管理国家，就好象制车轮的有了圆规，木匠有了方尺，轮人和木匠用他们的规和尺作为量度方和圆的工具，凡是符合的就是对的，不符合的就是错的。上天的意志就是天子的“规矩”，天子按照“规矩”来施政就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得到上天的奖赏。
墨子的这种观念，发展道今天，可以从社会伦理道德方面进行理解。
一般说来，国家都有一定的法度作为治理国家的规范，而一些不在法制管理范围之内的事情，则需要人们自己内心的道德水准来评判。法制会奖励善人，惩罚恶人，但这只属于外缘，就像一个人居住在某个地区，这个地区有执法的人，人们如果犯罪，警察、法官就会惩罚他们；要是做了好事，政府首长会奖励他们。但这只是外缘，法律的惩处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所做的弥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想不犯罪，仅仅靠法制对犯罪结果的惩罚是不够的，而应该从源头上，即人的内心来解决，如果人们没有犯罪的意识、就不会有犯罪的行为，自然也就不需要法制的事后制裁了。
而实现这种愿望的方法，就是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神”，这个所谓的神代表着一种不可忽视道德的力量，它能净化社会空气，引导人心向善。
那么如何建造这种“道德之神”呢？这就需要“以上正下”。
我们都知道“上有所好、下必从焉”的道理，就是说在下位的人会对上级的言谈举止进行模仿，所谓的上行下效。这种模仿有些是行为上的，有些是精神上的，我们不妨先看这样的两个例子：
《韩非子》记载：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于是国人争相仿效，都穿紫衣服，导致市场上紫衣供求关系被打破，紫衣价格十分昂贵。桓公对此现象十分担忧，就向管仲求教。管仲说：如果你想禁止这种局面，那就先从自己做起，你试着不穿紫衣服，并公开宣称不喜欢紫衣服气味，大家出于仿效心理，也就会跟着你不喜欢紫衣服。齐桓公依言而行，果然不出三天，齐国境内再也看不到穿着紫衣服的人。
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战败，在吸取教训，经历了卧薪尝胆的准备之后，勾践率领部队起兵伐吴。军队刚出国都不久，勾践就看到路边的一只青蛙，这只青蛙目睁腹涨、似有怒气，勾践立刻满脸恭敬之色，从车上站起来对青蛙恭敬的施礼。众人大惑不解，勾践于是向将士们解释说，我看到了这只愤怒的青蛙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勇气，就好像看见了勇敢的斗士，因而对他表示尊敬。士卒们听了，很受激励，认为自己的君主对一只有勇气的青蛙都这么敬重，何况时人呢？因而互相劝勉，士气大振，最终灭掉了吴国，洗刷了越国的耻辱。
从这两个事例我们不难看出，上级的行为对下级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强烈，在行动的速度上，下属紧随上行者之后，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上级喜好，下属就一定会跟从，甚是发展为病态的迎逢。这就需要在上位者能对下属的这种效仿、盲从给予正确的引导，对这种资源进行整合。勾践是充分发挥了君主行为对军心的影响，作为一国之君，对一只好斗的青蛙都表示尊敬，更何况对于在沙场上奋勇杀敌士卒？这种领导行为导向作用起到了激励军心、鼓舞士气作用，也正因为勾践有这样英勇的部下，才灭掉了吴国。
古人曾说“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则水方，盂圆则水圆”，把君主的行为看作装水的盂，而老百姓的行为就是盂中的水，盂的形状决定水的形状。因而君主的言行会成为民众行为的榜样，既然上级的言行对下级有这么重要的影响力，做为统治者、管理者，就应该对这种力量加以正确的运用，做到“以上正下”，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更加完善。
五、顺天而行
墨子认为，天下的治理需要有一定的法度，那么这个法度是如何确立的呢？墨子认为应该遵从上天的意志，以上天的好恶为标准，为了证明自己论断的正确性，他还进行了这样的推理：如果选择以父母的行为当作效法的准则，但是天下的父母真正称得上仁者的并不多，效法他们就是效法不仁；以自己的师长为效法对象，而天下的师长真正称的上贤士的也不多，效法他们就是效法不贤；以君王的言行为标准，天下君王中宽厚仁爱的更少，效法他们就是效法不义。在效法对象这些都行不通的时候，墨子提出了效法上天的观点，认为上天宽广无私，厚施于人，却不自居其德，是人们应该效仿的榜样。
提出了效法的对象，那应该效法上天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