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想李煜这个人，总觉得他不像一个皇帝，而是通常意义上的好男人，好艺术家。他待人那么友善，修养那么全面，这样一个人，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出色的，受人尊敬、令人亲近的。他骨子里是个艺术家，虔诚的佛教信徒，这两种东西作用于他，淡化他的皇权意识，消解他的皇帝做派。
中国历史上，出现李煜这样的皇帝，值得庆幸。毕竟他乱世坐龙椅，一坐十五年，还能保留人的味道，离人道近，离兽性远。他不搞霸权，甚至不知霸权为何物。
活动变人形。李煜居于权力顶端而“人形”不变，这个不变，盖由于人性善的强大支撑，文化本能的强大支撑。
国家处于危难，他调动杀性艰难。他输掉战争不奇怪。
需要警惕的一种思维逻辑是：不问青红皂白，谁输了就指责谁。这种逻辑，若干年来劈头盖脸掷向李煜，何其粗暴。
李煌输在文化修养，也赢在文化修养，他的不幸，是文化碰上了刀枪。古希腊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但希腊人打不过罗马人。清末，悠久的中华文明也难敌野蛮的八国联军。例子很多。文化欲自保，不懂刀枪看来不行。
李煜输在一时赢在永远，包括美丽的娥皇、可歌可泣的女英，他们的形象，有足够的理由矗立在中国人的心中。日本交响乐指挥家小泽征尔，在听过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之后，激动万分地说：“这神圣的曲子，必须跪着听！”神圣意味着：艺术和人类其他被推向极致的真善之物分享着至高无上。可惜中国封建史太漫长，人们只知向皇权下跪。权力在社会生活中，所占份额太大，至今余毒未消。
小泽征尔跪听《二泉映月》，国人当深思。
而我们捧读李煜的词，焚香沐浴不为过。
李煜不仅是优美的，优雅的，他的文字同样是圣物。
哀，愁，恨，这些人类的“基础情绪”，李煜为它们逐一赋形，为汉语表达树立了永久性的典范。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喜欢他？答案是明摆着的。
他让软实力显现硬道理。他让真善美有质感，能触摸。
李煌不是昏君暴君，更不是荒淫之君。古人说他“误作人主”，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坐龙椅他实在勉强。从小就不喜欢。弥漫在龙椅四周的血腥气，和他的温柔性格、艺术修养实在是格格不入。他的生存向度一目了然。他有做人的原则，作人主便艰难。而人与人主之间的那道鸿沟，倒不失为历史学者们的重要课题。
南唐开国之君李昇给了李煜向善的记忆。母亲钟氏带他拜佛主。他在女人们中间长大，眉清目秀，与江南山水相映生辉。爱情又来得那么激烈而细腻。李灯是配说爱的，比之今人犹有过之，因为他是皇帝，享有三宫六院的特权。大环境如此，他还专情。为什么？
针对李煜一生，可以问很多个为什么。
现代某些学人，非要李煜埋头军事醉心杀伐，这些人脑子有毛病，需要看医生。
如果我们瞄准人性和个体特征，那么，有一些历史及文学观念就要被打上问号。人性的空间必须拓展。
拓展人性的空间还意味着：缩小兽性的地盘，剥下兽性的形形色色的伪装。
李清照说：“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这位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第一女诗人，看问题很清晰：一边是干戈，另一边是文雅。干戈穿膛破腹，文雅却是朝着温馨的曰常生活。
我读古代史，有个印象十分深刻：改朝换代之初，一般来说是军事斗志昂扬。而随着立国日久，生活会回归常态。比如盛唐北宋称治世，各有百余年，呈现了相当繁荣的生活景观。人们忙着过日子，忙着幸福生活花样翻新，而不是忙着摩拳擦掌要跟谁打仗。盛唐经不起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北宋敌不过立国仅十年的金国，皆由于百年和平不识干戈。
生活有它自身的逻辑。文化则有文化的力量。战争旨在掠夺和摧毁，而文化积聚生活的意蕴。野蛮能打败文明，但绝不意味着：野蛮在价值的层面上占据优势。历史学者，显然不能把胜者为王败者寇作为他们的宏大叙事的潜台词。
我去年偶然看一部写李灯的电视连续剧，剧中安排三角恋，把娥皇篡改为赵匡胤的初恋情人。这类“创作意图”本不值一提，但其倾向性值得注意。编导们不知文化为何物，却以他们胡编乱造的本事惊人地消耗着我们的文化资源。
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要高度警惕。警惕把文化变成受资本越界掌控的低俗消遣，变成无聊的无限堆积。
而有趣的是，在堂堂正正的传统文化有望复苏的当下，警惕性的提高不会是白忙。文化的敌手，毕竟不复是刀枪。
词这种文学形式，始于唐，盛于宋，亦称曲子词或长短句。它是宫廷之声与市井俚曲的混合物，杂以胡夷小调，经文人改造而成。词调的名称叫词牌，如《清平乐》、《菩萨蛮》、《忆秦娥》等，唐朝多达两百多种。小令如《十六字令》，长调如《声声慢》，一百多个字，像一首长诗。词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它融合了汉胡，打通了雅俗，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的审美趣味。唐宋之所谓开放，其间可见端倪。它诉诸日常情状，对应唐诗的雄浑意境。大诗人并不排斥它，李白、白居易皆有小词传世，和他们自己的诗歌伟业形成对照。尤其是李白，诗如奇峰突兀，词如清溪细流。到五代十国，西蜀孟昶、花蕊夫人等善词，各有佳作，形成所谓“花间派”，视晚唐温庭筠、韦庄为宗师。南唐则先有李璟、冯延巳，后有李煜。
温、韦、冯均有相当造诣，李煜承先启后，卓然而为一代大家。他对宋词的影响难以估量。
或以为李想写南唐小朝廷乃是个人呻吟，此言谬矣。无穷无尽的追忆，使他笔下的各类情态摆脱了时空界限，传向任何一个有生活意蕴的地方，流布千万年。他怀念南唐，与陆游怀念北宋很相似，点点滴滴掏心掏肺，一腔心事和泪说。
艺术就是深入，而深度决定广度。
现当代文学，面面俱到的、温吞水似的、故作新潮的作品我们见得够多了。文学不大吸引人，文人显然负有责任。
李灯生在帝王家，写富贵生活是他的权利，历史上几百个帝王，没人比他写得更好，差一大截呢。
不过，他写得好也授人以柄，仿佛他的宫廷奢华胜过很多皇帝。这一层，使他长期受人垢病。他输掉战争，写宫廷生活的文字表现力又太强，于是惹发种种非议。
而事实上，李灯的前期词，数量并不多，现在能见到的只有十来首。由此可见，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朝政。金陵二十多年的写作，单论数量，也不及汴梁两年。
李煜写过《嵇康》，惜乎今已不存。他为何要写嵇康呢？
李煜的性格、命运，乃至相貌举止，令人联想嵇康。
李灯的文字才华奇高，居帝位而作品清新自然，很民间，显现了杰出艺术家的超越能力：因深入人性而抵达市井。这里没有什么弯来拐去的学术奥妙，一切都在阳光下。学者不妨来探讨：为何皇帝写下的东西不像皇帝？杰出的艺术品是如何抹去了皇帝的身份与面孔？
谭献说：“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李灯后期词中的愁与恨，隐隐透出男儿刚强，没有一丝怨天尤人的腔调。娥皇女英的刚烈，想必渗人了他的肌体。他在词语中昂首活着，如同写《离骚》的屈原。
王国维的传世经典《人间词话》，历数唐宋词人，涉及李煜最多，他的评价也最具代表性：“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为词人所长处……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以血书者，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顶级作家。李煜尤为典型。有当代学者拿他比屈原，拿他的词比屈原诗，很有道理。
这本传记小说，尝试着对古代人物作一些心理分析，感觉分析，情绪分析。三个不同的维度上所展开的东西，归结到意识、意向。倪梁康先生在《意识的向度》一书中讲意识是了解人性的基础，因为人类的一切心智活动都以意识的存在为前提；而且由于意识活动构造出了世界万物、天地人神，因此意识也是理解与人相关的各类事物的一个角度。”尝试的效果如何，敬请读者们评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