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些传单是谁写的，谁印的。在警察局，他们野蛮地不人道地对待我。”
“可是别人都说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是的，他们这样说是希望得到释放，害怕警察以后报复。但是我被捕时，双手被绑，绑得那么紧，手都变成紫色了。我被送到伊利卡大街警察局。6个警卫守在屋子里，我受到侦探安茹洛维奇的盘问……他用我在这里不能重复的粗话骂我。接着，他叫我靠近一点，我没提防他，就走了过去。谁知他打了我一耳光，把我打晕了。他再一次叫我靠近一点。但是我拒绝了。他就拿起一把椅子朝我胸口打了一下。伤口很久没好。我要求治伤，他们不同意。为此我绝食7天。晚上，在狱中我多次听见受刑的人发出惨叫，可是这些人在这里都不敢说。”
国家检察官不耐烦了：“你编出这些故事来，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好从莫斯科领赏。”
“我已经承认了很多事情，没有什么更可怕的了。
我知道，无论什么情况，我也不会从这里很快获得释放。”
11月9日，检察官宣读了他的最后起诉书：“约瑟夫·布罗兹，作为非法的南共党员，在1921年到1928年间，在萨格勒布和其他地方曾以下列方式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组织该党党员召开区域性和地方性的会议，讨论下列问题——党领导对SDK事情的态度、改组各支部、关于党的政策的新方针及加强党等等，于是他以本起诉书第三节所阐明的目的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因此，他属于旨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并企图以非法的暴力夺取政权的团体，并为该团体进行组织活动。”
检察官发言后，辩护律师发言，他反对起诉书在原罪名基础上又加上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新罪名，要求释放被告，或从轻处罚。首席法官两次打断律师的发言，提醒他注意法庭秩序。
庭审结束后，首席法官问被告们，是否还要进行补充答辩。其他人表示不再答辩。而布罗兹则要求发言。他开始在法庭上宣讲他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经历。法官认为，布罗兹对此已在庭审中作过充分的解说，没有必要再作补充。布罗兹和他的律师提出抗议，但是首席法官取消了他的发言权，制止任何进一步讨论，宣布审讯结束，定于11月14日宣判。辩护律师请求取消宣判，检察官也要求发言，均遭法庭拒绝。
当法官下令把被告带下庭时，约瑟夫开始抗议，他转向挤满了人的大厅高喊：“这就确切地表明了，这是一个警察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11月14日判决下来了，约瑟夫判处徒刑5年，其他人分别是3年、2年，两人无罪释放。
宣判后，被告用铁链锁上，带离法庭，约瑟夫再次面向大厅高呼口号。警察将他押走。《新闻报》描述道：
“他的身影消失在监狱的高墙后面，他的声音就像一个船长在船只快沉没时发出口号一样。”
两年前，共产国际曾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曾利用审讯的机会宣传共产主义。铁托的表现当然令共产国际满意，他将会越来越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
若干年后，铁托对人说起他大闹公堂的原因时说：“我们应向党表明，作为一个党员是足以自豪和光荣的，党无愧于党员对它的忠诚和献身，为它坐牢是值得的。我们决不向资产阶级献媚，或者假装尊重警察和法庭，以求解脱。我是以一种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的。我要推翻他们的政府，他们抓到我就要把我关起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要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会这样干。真的，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也真有心这样干。”
白色恐怖在全国蔓延。铁托被捕了。除他之外，还有很多党组织继续遭到破坏：
1929年1月，塞尔维亚地方党委和南斯拉夫共青团联合发了一份传单，号召反对独裁。传单是由共青团省委书记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组织印发的，他当时19岁。在散发传单的时候，一名党员被捕了，他供出了一大批人名。兰科维奇几次逃脱了追捕，但最终还是难逃魔掌。1月20日，兰科维奇被捕，关在格拉文贾查监狱。狱方对他施以重刑，夜里还用木棍整夜槌打他的脚，折磨他，然后把他扔进结了冰的水泥地上。兰科维奇为了保护脊椎，只得把面包垫在腰下，头枕在一个罐头盒上。在庭审中，他愤怒地控诉了狱警的虐待，此外什么也不承认。他被判处6年徒刑。
1930年底，共青团中央委员科茨穆尔在贝尔格莱德被捕。在拷打中，他供出了斯洛文尼亚共青团书记爱德华·卡德尔，并告诉警察，卡德尔与南共中央委员克尔卡·迪米特里耶维奇有联系。联络暗号也告诉了警察局长伏伊科维奇。2月17日，伏伊科维奇来到卢布尔雅那，在接头地点见到了卡德尔。伏伊科维奇照科茨穆尔供出的暗号与卡德尔接上了头，他立刻打听迪米特里耶维奇的地址，说是有信要交给他。卡德尔没有怀疑，告诉他，当晚7点半，在蒂沃利公园他正好与迪米特里耶维奇有约会。
伏伊科维奇一得到情报，顿时把脸一变，拔出枪来。此时，埋伏在附近的警察迅速围拢过来。他们把卡德尔推到一个院子里，一顿毒打。然后把他塞进一辆汽车送到警察局。在警察局，他们继续打他，用鞭子抽他的脸和背。时间已到下午5点，而7点半迪米特里耶维奇将去赴约。卡德尔焦虑地想着如何营救将要遭难的迪米特里耶维奇。把一切想好后，他开始假装受不住了，求伏伊科维奇不要再打他，他什么都招。他说：“我对你说的‘7点半在蒂沃利公园’其实是句联络暗号，你应该用另外一句暗号‘那里太冷’回答我。你没有回答，我一下就知道你是个密探了。”伏伊科维奇果然上钩，他重新操起鞭子抽打卡德尔，要他供出“真情”。过了一会，卡德尔请求停止鞭打，他告诉他，约会的地点是斯马丁斯卡大街。时间在今晚8点。
8点差10分，卡德尔被带到斯马丁斯卡大街。便衣将此地团团围住。8点已过，迪米特里耶维奇当然不会到这里来。卡德尔一个人站在街上，伏伊科维奇躲在近处。8点半，等的人仍没来，伏伊科维奇知道受了骗，气得暴跳如雷，把卡德尔带回去，通宵拷打他。
迪米特里耶维奇的确在7点半到蒂沃利公园赴约，等了一个小时，见卡德尔没来，十分恼火。第二天早晨，当他得知卡德尔被捕后，立刻离开卢布尔雅那去了苏联。
卡德尔被伏伊科维奇整整折磨了10天。审判时，判了两年徒刑。
4 铁窗生活
约瑟夫关在萨格勒布的法院监狱，狱外的同志们在设法营救他。他们把一把钢锉藏在面包里，通过一名同情共产党的狱卒送到约瑟夫手中，告诉他已为他安排了越狱。
每天清晨5～6点；是狱中最嘈杂的时候。犯人们忙着倒便桶，倒垃圾，洗洗刷刷。约瑟夫接到钢锉的第二天，就利用这个时间锉小窗上的铁条。小窗共有6根铁条，连续工作了5天，他已锉断了5根铁条。还有一根。按照计划，第6天他锉断第6根铁条，而狱外将有一位同志带着一辆自行车在等他。他开始工作了，为了减小声音，他把湿面团包在锉刀和铁条上，干得正起劲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开门锁。约瑟夫立刻从窗口跳下，回到床上。一个狱卒走进来，大声喊道：“出来，给你换间房。”
原来，为了执行死囚的绞刑，狱方要在院子里竖起一个绞架，住第一排的犯人都更换房间。那5天的工作前功尽弃。一切从头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几天后，他将被押到列波格拉瓦监狱服刑。
到了列波格拉瓦监狱，首先是听监狱长的训话。训过话之后，犯人被带到浴室清除一番，一进浴室，先把头发剃光，然后脱掉衣服，下到一个冷水池里。水池里一池污水，上面漂着头发和泡沫。20多人，就着这一池冷水洗澡，一个个冻得发抖。洗完后换上破烂的囚服，那都是一茬一茬犯人穿过的囚服。接着检查身体，这才把他们送进牢房。牢房里有一张床，屋角放有一个便桶和一个瓦罐。头天夜里，约瑟夫冻得睡不着。半夜里，每隔15分钟就有一个卫兵朝着院子里喊：“警卫，注意了！”这是为的在狱中保持紧张气氛而虚张声势。
清晨6点，牢房的门都得打开，犯人们纷纷出来倒便桶和垃圾。吃过一块小面包，狱卒就送来一篮鹅毛，让犯人们将它整理干净，这就是一天的工作。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开头的三个月，约瑟夫就是这样度过的。
狱中有个小发电机，供应监狱和附近村子的用电。狱方知道约瑟夫懂机械，正好差遣他去管这台机器。这个工作给他提供了很多便利。他可以看书，可以在狱中活动，狱方还同意他挑一个助手。
这时从米特罗维察监狱押解来了一批犯人，他们当中有因出版《共产党人》而被判刑的莫沙·皮雅杰。约瑟夫早闻皮雅杰的大名，知道他是个理论家，而皮雅杰在狱中也早听说过约瑟夫在审判中一身正气，慷慨陈辞的表现。两人相慕已久。约瑟夫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挑选皮雅杰做助手。于是皮雅杰也能跟着他一起到处走动了。
有了这个便利，他们真是如鱼得水。他们跟各个牢房串联上。首要的事就是着手建立狱中党组织。在狱外的党组织实际上已被全部破坏，大批的革命志士有的流亡国外，有的关在监狱。列波格拉瓦监狱就关了不少共产党员。在约瑟夫和皮雅杰的活动下，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狱中党支部很快建立起来。开始它由9个人组成，后来又有35名政治犯从米特罗维察转移到这里，加入到组织中来了。
党的有生力量相当一部分是关在狱中的党员，将来出狱，他们就是党的骨干队伍，因此，加强狱中党员的学习和培训显得格外重要。学习一无材料；二无老师。老师倒可以能者为师，先学一步的人教后学一步的人，材料要靠外面传递进来。这个困难也不难解决，因为监狱附近村子的用电器出了毛病需要约瑟夫去修理，他可以在一名狱警的看守下在村子里随意活动。村子中有家咖啡店，它的女老板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心地善良，愿意尽力帮助那些遭到厄运的人。（顺便提一下，解放后她仍然经营这家咖啡店，并仍然帮助犯人。不过这些犯人的性质与过去是完全不同了，她等于是在帮助人民民主专政的敌人。政府逮捕了她。铁托知道了这件事，便直接干预此事，他说：“放了这个老妇人吧，她是个宗教迷，她过去曾帮我们，现在却帮助反动派，她看不出什么差别，仍然以为在做好事。”政府这才没有为难她。）
女店主与约瑟夫约好，每隔那么久，她家的电灯不是这盏就是那盏，总要安排“坏”一次。当约瑟夫跟着看守来到时，她就请看守喝杯咖啡。而约瑟夫则上楼与同志们见面，把他们要的东西带回去。
莫沙·皮雅杰早年曾在慕尼黑的美术学院学过美术，他热衷于艺术。在狱中，他设法搞到一些颜料和画布，有机会就替人画像。他给约瑟夫也画过像，像后来传出去。后来的南共领导人吉拉斯就是先看到这幅像而后才认识铁托这个人的。
那一天皮雅杰坐在牢房里，看到门廊上一个看守在打瞌睡。这真是个绝妙的模特：他有一个大圆鼻子，厚嘴唇，一顶油腻的帽子歪戴在头上，显得非常可笑。皮雅杰抓紧时机，很快将人像画好。他正要收拾画具，那个看守突然醒了，他跳起来，对皮雅杰大吵大嚷：“你在画我？”他把画布抢过来，一看自己那么副尊容，勃然大怒：“你乘我睡觉时画我，这是丑化！”皮雅杰对他作解释，说这是艺术，这幅画是他最好的肖像画之一。可是任你怎么解释也消不了看守的气，他终于将画布撕了。艺术灵感不可再现，皮雅杰为此整天闷闷不乐。
狱中党支部跟狱方作过二次斗争。一次是要求让政治犯住在一起；一次是抗议狱方虐待和侮辱犯人。两次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1931年4月，狱里来了一位新的看守长，他一来就觉得列波格拉瓦监狱中的犯人享有的“自由”太多，决心整顿一下秩序。
狱中的地下室又冷又潮，已经关了好几个犯了“狱规”的犯人。这一天，他们又将一名正在发烧的政治犯关进去。党支部立刻发动全体犯人绝食，表示抗议，连刑事犯也拒绝吃东西。狱方慌了神，他们急忙找犯人代表谈判。狱方只求赶快平息事态，所以很快同意了犯人提出的条件，劝犯人们复食。但是犯人们仍不相信狱方的话，他们要约瑟夫发话才同意复食。这就使狱方看清了要打击的靶子是谁。
6月，狱方硬说约瑟夫企图组织犯人越狱，决定将他转送到马里博尔监狱去。那所监狱早就臭名远扬，监狱长的绰号叫刽子手。
约瑟夫一到，就被关进隔离室，但是他还是设法与其他难友互通消息，组织了一次绝食，迫使狱方同意每天放一次风、允许犯人点灯到半夜、允许犯人与狱外通信。约瑟夫正是利用这一条件，很快与萨比奇建立起联系。犯人们也利用放风时互相通气，虽然狱方不准放风时说话，但他们把手放在头上，看起来在搔头，其实在用莫尔斯电码打手语，这样，犯人们往往能一致行动。
狱外时常给难友们寄来一些书刊和食物。书刊当然只能是狱方许可的，包括一些哲学、文学、心理学方面的书。约瑟夫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他向监狱长要求借一本希腊哲学的书。他讥讽约瑟夫：“你要哲学书干吗？你看看自己就可以找到你要的哲学了。”不过，他也确实不能理解，这些服刑的犯人怎么会有兴趣关心离他那么遥远的事。
牢房里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那都是探监的人偷偷带进来的。这些书的封面被撕掉，再贴上狱方允许看的书的封面，如《天方夜谭》之类。看守们虽对这些书作了检查，由于无知，往往打开来翻几页却看不懂这些书的真正内容。关在监狱里的还有好几位教授，他们把大学里的学风带进了监狱，制定了学习计划。从狱外带进来的书每种只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是德文本，因此大家要学就只好自己翻译。每个懂德文的人都要翻译几十页。约瑟夫在牢房里翻译过好多东西，这可以说是一种更有效的学习。
约瑟夫真正有时间坐下来看书学习，就是坐牢的这5年。这5年对他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期快满时，他感到遗憾的是还没有完成学习计划。
1933年11月，约瑟夫服满了5年徒刑。本来他是可以申请假释，提前离监的，但他认为，申请假释就意味着犯人愿意悔过，所以决心坐到刑满。这一天他被允许穿上一套新衣，留着头发去见监狱长。监狱长告诉他，5年刑期虽满，但他得到奥古林去，他在那里还欠了第一次审讯时未服完的刑期，共有3个月。
在奥古林又蹲了3个月牢，1934年3月，约瑟夫从奥古林监狱出来。警察局警告他，出狱之后，不得随意行动，必须永远留在他的老家库姆罗维茨，并且每天要向地方政府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