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在《艰苦生涯》一书中，真实地描绘了西部边疆的自然风光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其中还揭露了内华达的“假繁荣”的内幕。马克·吐温亲眼看到了他的许多同伴在19世纪60年代在内华达，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不少人甚至葬身荒野，可是，他始终为成千上万的西部地区的普通淘金者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到骄傲，这就是永远值得讴歌的美国西部拓荒者的时代精神，它鼓舞和影响了美国好几代人。
实际上，美国西部边疆的生活比马克·吐温在《艰苦生涯》一书中所描写的更加粗野和艰险，有时绝望的心情更加强烈。马克·吐温在描写主人公和矿工们遭受的苦楚和失败时，仍然注意采用善意的幽默笔调，不至于字里行间充塞着过于阴郁沉重的色彩。
马克·吐温既不是惟一的，也不是第一个描写西部边疆矿区村镇生活情景的作家。
早在《艰苦生涯》一书问世之前，弗列西斯·布勒特·哈特就以写作西部边疆题材遐迩闻名。他创作的短篇小说构思新颖，引人入胜，反映了“淘金热”时期的加利福尼亚的生活。布勒特·哈特描写淘金者们的生活情景，塑造了普通的矿工、妓女、赌徒和强盗的形象。
布勒特·哈特创作了《咆哮营的幸运儿》、《朴克滩放逐的人们》等短篇小说。哈特不仅成功地描写了与世隔绝的茫茫荒野上的生活，而且善于发现淳朴粗犷的人们的宽阔胸襟和人道主义精神。他们随时都可以舍己救人，助人为乐。
不过，跟马克·吐温相比，布勒特·哈特的作品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显得逊色。
马克·吐温在旧金山就结识了布勒特·哈特。他到了新英格兰后，跟哈特交往密切。他俩曾经合作编写剧本。该剧的主角阿·西恩竭尽全力去侦破一起谋杀案，结果却是子虚乌有的一个骗局，根本没有人被谋杀。
回首当年，布勒特·哈特是著名的杂志编辑，而马克·吐温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学徒。时过境迁，现在马克·吐温在哈特福德成为布勒特·哈特的邻居。
当时，马克·吐温在评论布勒特·哈特的作品时指出，他塑造的人物的对话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往往不符合本人的身份。
马克·吐温已经懂得怎样细致深入地观察周围生活，准确生动地表现美国各地居民的不同语言风格，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受的教育以及个人经历都是不同的。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切忌千人一面，万人一腔。
在哈特福德城的邻居们心目中，在幽默演讲会的听众们心目中，在成千上万的喜爱他作品的读者们心目中，显然，《傻子出国旅行记》和《艰苦生涯》两书的这位作者，应该是所有快活人当中最快活的，是对生活心满意足的人。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的马克·吐温并非完全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不过，每当这位爱开玩笑的幽默作家，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时，他的许多话都能逗得听众捧腹大笑。许多人认为，马克·吐温引起的都是使人感到无忧无虑的笑声。
在马克·吐温写的最早的两本书里，包含有一定的讽刺成分，还不是以讽刺为主。但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期，马克·吐温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不能说它们也只是逗弄读者发出无忧无虑的笑。
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田纳西的新闻界》描写一个年轻人，来到田纳西州担任《乔森地区的曙光和号角报》的助理编辑。田纳西的记者们喜欢热闹和惹是生非。他们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侮辱别人的人格并且摧残其身体，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这篇小说的内容荒诞可笑。当记者们工作时，就“开始了斗殴，展开混战，这些场面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即使神奇之笔也无济于事。人们射击啦，格斗啦，砍杀啦，嚎叫啦，都拼命地想把对方扔到窗外去”。
夸张几乎是所有讽刺作品里必不可少的。马克·吐温从一开始写作时就运用夸张手法，有时夸张达到怪诞的地步。马克·吐温的夸张使人感到震惊、荒谬和离奇，但从中又往往反映出生活中的某些真理。
在短篇小说《田纳西的新闻界》里，正如马克·吐温的其他作品一样，作者不时地将隐喻形象化，逗引读者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如果要吓唬某人，就说把他“扔”到窗外去，用具体形象取代这个抽象概念的字眼。如果描写“痛楚”，就说“在战场上”留下“血迹斑斑”。
马克·吐温把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与眼前的贫困生活进行讽刺性的对比，从而使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周围的现实社会。田纳西的记者们宣称要“传播真理，根绝谬误，教育人们和净化心灵，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但他们为此而采取的方式却是编造谎言和恶毒谩骂。
《田纳西的新闻界》的主人公是一位傻子。他出乖露丑，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该小说不只是夸张，而且还运用过分贬低的手法，使我们感到滑稽可笑。编辑和上校在决斗中击穿了主人公的手腕，他大声嚷道：“我刚才还说，我只不过是出来蹓跶，因为这是他俩的私事，我认为自己不必参与。可是，这两位先生却恳切地请求我留下来，并且叫我放心，我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妨碍。”
的确，这篇小说充满着可笑的争吵、俏皮话和相互矛盾的怪诞行为。狄更斯的《马丁·瞿述伟》问世30年后，马克·吐温又给人们揭示了美国资产阶级新闻界的咄咄怪事，报纸从来不会充当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
短篇小说《竞选州长》描写美国竞选中的腐败风气，其写作手法更加离奇。《我怎样编辑农业报》这篇小说初看起来，认为只是一大堆语无伦次的荒唐言语，实际上字里行间充满讽刺。小说的主人公傻子建议“播种”荞麦饼，把南瓜称为“柑桔科中的品种”，还宣布牛正在“换羽毛”。可是，上述的所有怪诞行为终于导致出明智的结论：“我告诉你吧，我干编辑这一行已经干了14年，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当个编辑需要有什么知识才行。……我如果不是受过教育，而是愚昧无知……那我很可能在这个冷酷自私的世界上成了名哩。”
马克·吐温继续在各地进行巡回幽默演讲。有一段时期，他把矛头对准大名鼎鼎的威廉·特威德，此人可谓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名卖身求荣的政客。马克·吐温还把嘲讽特威德的讲演稿，以《笑话》《修改教义》作为题名发表在1871年纽约的《评论报》上。
在其中的一篇讲演稿里有这样一段对话，由“伦理学校”的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回答。
“人生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发财致富。”
“通过什么途径？”
“能欺骗时就欺骗，该装诚实时就装作诚实。”
“惟一的真正的上帝是什么？”
“金钱就是上帝。黄金、钞票、股票就是父亲、儿子和圣灵，三者合而为一。这就是真正的惟一的上帝，而威廉·特威德只不过是上帝的一名代言人。”
讲演稿接着列举充当所谓“十二圣徒”的特威德及其狐朋狗党的劣行。
这些年来，马克·吐温在演讲时，对遭受大国沙文主义压迫和欺侮的弱小民族的人民，总是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声援。
但是，也用不着回避这样的事实，马克·吐温在《傻子国外旅行记》中对印第安人流露出敌对情绪，在《艰苦生涯》里也有类似观点。显然，这都是美国西部边疆的移民们的偏激情绪带给马克·吐温的影响。移民们对美国西部辽阔土地亘古以来的真正主义始终怀着敌对情绪，马克·吐温当时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应该指出，后来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加成熟的马克·吐温，几乎再也没有对其他有色人种和民族抱有任何偏见。
马克·吐温从小就深深地同情和热爱黑人们，特别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对黑人的任何歧视都会激起他的强烈抗议。
1869年马克·吐温在一封信里，亲切地描述他跟黑人领袖弗·道格拉斯的友好会见。道格拉斯是为争取黑奴解放而斗争的卓越战士。十多年后，马克·吐温发表演讲声援道格拉斯，当时他是华盛顿参议员斯图尔特的文字秘书，薪俸微薄，正面临着被解聘的威胁。
在西部地区，包括在旧金山居住期间，马克·吐温多次亲眼目睹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他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表现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对中国人的诚挚的尊重，对迫害中国劳工的恶棍们切齿痛恨。
马克·吐温多次回忆起中国人惨遭陷害的情景，他是最好的见证人。
“从布列尼恩斯特里来的肉铺老板，有一次唆使恶狗去咬一个中国人，那人正好头顶着一筐衬衣从旁经过。当恶狗撕咬中国人时，肉铺老板龇牙咧嘴，洋洋得意，并且把一块碎砖朝中国人掷去，砸掉了那人的几颗牙齿。这一暴行是多么惨无人道，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我正在旧金山的一家报馆工作，我当即撰写文章谴责这种暴行，但报馆老板生怕得罪那些种族歧视观念非常严重的订户而不愿刊登。”
马克·吐温在短篇小说《受虐待的男孩子》里写道：“美国成了世界各地贫苦的受压迫的人们的避难所，”这些话充满着嘲讽。实际上，在美国的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他们的生命和自由一文不值。”很少有人对中国劳工表示怜悯，“一有机会就欺压他们，敌视、侮辱和排挤这些和气的穷苦的异邦人。”
马克·吐温创作了《高尔斯密士的朋友再度出洋》这篇小说，描写中国人受迫害的情况。
主人公艾颂喜用书信形式叙述他在美国的生活。在《独立宣言》发表100周年的前夕，马克·吐温发表了这篇小说，针对所谓美国似乎成了“自由人的国度”和“勇士的家乡”的这种荒谬认识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读了之后，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英国作家高尔斯密士的书信体杂文集《世界的公民》，马克·吐温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这种讽刺风格。
正当艾颂喜为他到了美国这个“无依无靠的穷苦人的避难所”而兴高采烈时，忽然几个年轻人唆使一条恶狗咬他。巡捕“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又逍遥自在地走开了”。后来，巡捕逮捕了艾颂喜。“我质问一个巡捕，究竟我对谁干了什么坏事，非把我抓去不可，但他只是用警棍一个劲地揍我，叫我‘闭住狗嘴’。”
小说里还写到“那位好心的美国人”，带走了主人公艾颂喜的“老婆、儿子和两个女儿”作为所谓偿付旅费的人质。在轮船驶往美国的旅途中，为了使中国劳工“服服帖帖地安静下来”，对他们施放了一阵滚热的蒸气，结果使许多人被烫伤和被踩伤。
马克·吐温愤慨地驳斥那种所谓“黄祸”威胁美国的反动观点，他写道：“黄金，这才真正是我们美国社会的‘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