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您谈论克雷辛格先生，这不该是我的事情。况且，还是从您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那一刻起，我的思想才习惯了他的名字。
至于说到她（指索朗芝），我不能对她无动于衷，您大概记得，只要有机会，我在您面前总是毫无偏心地为您的孩子们说情的，因为我深信，您的使命是永远爱他们，因为这是惟一永远不变的感情。不幸可能会遮盖这种感情，却不可能歪曲它。
这种不幸看来是十分巨大的，因为在决定您女儿未来的时刻，在她的身体状况比任何时刻更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的时候，这种不幸使您的心不愿听一听关于她的事情。
由于这一重大事件刺伤了您最神圣的感情，我不打算提及我的情况了。
时间会作出判断的，我等待着。
永远是同一个忠于您的肖邦
在诺昂的乔治·桑收到这封7月24日写的信，其中“母爱”的涵意像火烙一样烫疼了她的心。当初为了与丈夫争夺孩子的监护权，她勇敢地走上法庭，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含辛茹苦地哺育着孩子，现在竟然被她“意中人”冷酷地指责为缺乏“母爱”……
7月28日，乔治·桑改变了去巴黎的想法，提笔写下了给弗雷德里克的最后一封信：
昨天我订好了驿马，尽管我自己病得不轻，天气又糟糕透顶，我仍打算乘二轮轻便马车上路。您的沉默使我非常不安，以至于我想到巴黎去一天询问您的健康状况。您在此期间一切都斟酌过了，而且您的答复是十分平静的。
那就这样吧，亲爱的朋友，现在你就按你心里想的去做吧，把本能当作良心之首吧。我对此十分理解。
至于说到我的女儿，她的病不会比去年更令人不安。除此之外，不管是我的热忱、关怀，还是命令、威吓都无法阻止她像个病态的人那样行事。
她不好意思承认自己需要母爱，因为她讨厌和中伤了它，并用卑鄙的语言玷污了母爱这一最神圣的行为和家庭。您喜欢听这一切，甚至可能会相信这些。
我不会进行这种斗争，它只能唤起我厌恶之感。我更乐于看到您转向对手的一边，而不是反对她，这个对手是从我的腹中坠地，并用我的奶水喂大的。
如果您以为您应该为她作自我牺牲的话，那就请您多关照她吧。我不会对您有什么抱怨的。但您会知道，我将以一个受委屈的母亲的角色进行自卫，而且从此之后任何什么东西也不能促使我放弃这种权威和尊严。我受骗上当、作牺牲品的时间太长了。
我原谅您，而且将来也不会对您有什么指责。因为您的表白是诚挚的，它使我略感惊讶，但如果您觉得这样更自由一些、更方便一些，我将不会因这种看法离奇的转变而忧伤。
上帝保佑您，我的朋友，但愿您能很快治愈自己所有的病痛。我相信，这种时刻现在就会到来的，我将为9年美好的友谊有这种奇妙的结局而感谢上帝。请不时给我来信谈谈有关您自己的消息。
重新再谈其它的已是徒然的了。
乔治·桑
显然乔治·桑的自卫反击是毫不留情的，信中的许多被激怒的气话中也隐隐地透露出百般无奈的伤痛、委屈和怨恨。如果说这是一封绝交信，不如说是恨与爱交织在一起的情书。她写此信时，并没有想到从此会同弗雷德里克绝望地分手，她还希望能重新看到他，聆听他的琴声，倚靠在他的身边……弗雷德里克称这封信的作者“真是个才智横溢的奇怪的生灵！她竟发起什么狂来……”这主要是针对信中的一句话，“我更乐于看到您转向对手的一边，而不是反对她。”多疑的弗雷德里克却将此解释为，“把我宣布为仇敌，似乎是因为我站在女婿一边……”
双方都在火头上，让冲动的感情战胜了理智，或者说双方都像赌气的顽固孩子，谁也不愿认输，谁也不愿先说一个讲和的字眼。都希望对方恢复冷静，主动前来问安，然后才是谅解、拥抱、亲吻。
但这一切美好设想并没有出现，时间在无情地流逝，渐渐地冲淡了双方重续旧好的希望。
弗雷德里克听说索朗芝到加斯科涅去找父亲，路过诺昂时住了几天，这使得他不由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也许索朗芝会把他写给她的信上内容转述给乔治·桑听听。但是索朗芝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
乔治·桑在写给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信中还伤心地说：“整整三个月，我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她还在天真地等待弗雷德里克的回信。
其实弗雷德里克还真的写了信，但又将信扔进了壁炉的火堆里。
他俩都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无法向前迈出新的一步。历史造就了天才的艺术家，但同时也赋予了他与她各自的心理缺陷。
傲慢与谦让、自私与慷慨、偏见与学识、固执与聪敏都无一例外地同时聚集在他与她的身上。
人，真是一个奇妙的高级生灵。
5一个句号
1848年2月16日晚上，巴黎的寒冷气候未能阻挡住前来聆听音乐会的观众。国王路易·菲力浦和王后等人因宫中举丧而未能光临，他们的随从人员却出现了，手里拿的是国王买的票。
普雷耶尔大厅里的300个座位都已坐满了，各界显赫人士和珠光宝气的淑女、夫人都在悄悄地议论，中心话题是今晚音乐会的主角——弗雷德里克的虚弱身体。
尽管弗雷德里克写信给华沙的家人，坚持声称自己的身体很好，不必为他的健康担心，但是各种消息仍然从他的学生和客人的嘴里透露出来，并掩饰不住焦虑惊慌的神色。
他已无法坐在钢琴前教课，勉强支撑的办法也只好躺在一旁的睡椅上。热心的朋友邀请他去赴宴，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让朋友把他抬到楼上。
服用沾上鸦片汁的方糖也失去了往常神奇的减痛效果，只有琴声响起时，才能帮助他度过难熬的病痛时光。
有人亲眼看见他的腰“弯得像一把打开一半的裁纸刀……他渐渐地沉浸到音乐中去了，这时他的身体才逐渐恢复正常的姿势”。
与乔治·桑的痛苦分手，加剧了他的病情恶化，不治之病的痼疾和心灵上的巨大创伤每时每刻都在残酷地折磨着他。
整个冬天里，他孤身一人躲避在“奥尔良方场”的寓所里，乔治·桑一家的住房早已退掉了。人去楼空，凄惨苦意的气氛死死地镶在他周围。
圣诞节前后的十几天里，他竟然是在时停时写的信笺上熬过来的。在这封写给家人的信里，他像一个喃喃絮说的衰弱老妇人，零乱地叙述着乔治·桑及其儿女的情况和自己的回忆。
最后他安慰家人，“这里的冬天并不太冷。感冒的人很多，而我平时的咳嗽已经够厉害的了，所以并不像你们怕霍乱那样地怕感冒。我经常闻闻给我做顺势疗法的香水瓶子……”
好心的朋友不愿再看到这位音乐天才苦苦忍受着痛楚的煎熬，也出自于对他琴声的敬意，便劝他举行一场公开演出，企望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帮助他解脱目前的困境。
这其中也许包含着向乔治·桑发出一个信息的意思，但也许恰恰相反，开音乐会本身就是对她的一种冷漠的指责。
在他的37岁生日前举行音乐会，也是他自8岁公开登台演出以来整整30年了。弗雷德里克也许出自于这种考虑，欣然同意了。
普雷耶尔大厅摆满了鲜花，并能闻到火炭的焦味，那是剧场人员在休息厅里生火供取暖，参加这次音乐会的还有两位著名男女歌唱家和弗雷德里克的音乐同行。他们尽力装出轻松愉快的样子，为今晚音乐会增添欢乐祥和的气氛。
晚上8时30分，大厅已安静下来了，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偌大的舞台上，那架孤零零的三角大钢琴闪耀着神秘的光彩。
弗雷德里克终于登场了，他并没有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由人搀扶着，黑色的演出礼服更显示出他那苍白的脸色，不过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加之镇定自若的神色，不由得使人想起他以往风流倜傥的风度。
首先，他和奥古斯特·弗朗肖姆（1808—1884）、小提琴家阿拉尔一起演奏了莫扎特的《E大调三重奏》。当初弗雷德里克第一次登台后，就被誉称为“第二个莫扎特”。
听众们以浓厚的兴趣和崇拜的心情欣赏了弗雷德里克演奏自己的作品，其中有些是刚刚发表的，即使是从前的作品，听众也能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琴声中发现了以往从未注意的细腻感情。
其中《升F大调船歌》需要用很强的力度才能达到创作时的预想效果，弗雷德里克明白自己的虚弱身体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聪敏地改变了处理方式，以极富有层次变化的轻度弹奏，表达出一种深沉的复杂感情。
他在回忆、思索、叹息，欢快的行板过后，迎来的是风雨潇潇的遐想，悲愤、痛苦的呼号不久被庄严的神圣信念所取代，人类的智慧和意志在安谧、美丽的大自然中显示出神圣的光芒。
他弹完最后一个和弦音，双手仍然没有移下琴键。他在倾听着心爱的琴声渐渐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就像一颗流星无声无息地划过无垠辽阔的星空，留下的是一片静穆。
他觉得自己距离上帝更近了，几乎都能听到天使翅膀翩翩舞动的声音，年迈的老父亲站在云端间，好像在亲切地向他招手，要把他带到苦苦思念的故乡去……
他已经听不见大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也不知道是如何鞠躬谢幕的，然后走回后台。
他倒下了，瘫在一个女性的温暖怀抱里。
“弗雷德里克……”
几天后，巴黎的街头出现了“二月革命”的震天呼号，无形中为弗雷德里克在巴黎的公开演出画上了一个最后的句号。
这时乔治·桑正在诺昂埋头写作《我的生活史》，巴黎“二月革命”的风暴重新唤起了她的政治激情，她兴奋地说：“我度过了不少不眠之夜，不少坐立不安的白天……我身上一切病痛，我个人的忧虑都忘掉了。我生活，我有力量，我生气勃勃，好像我才20岁。”
她直接参与编写了巴黎临时政府的《共和国公报》，在总共20多期公报中，有近一半出自于她的手。她自己还创办了一份报纸《人民的事业》，但只出版了3期。
为了避免在巴黎与弗雷德里克相遇，便住在儿子的新居处。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奇妙，越是不想发生，偏偏就降临了。乔治·桑与弗雷德里克还是见面了，地点在通往玛尔里亚妮夫人住处的楼梯上。
弗雷德里克向玛尔里亚妮夫人告辞后，刚刚转身，看见了低头上楼梯的乔治·桑夫人。
惊愕、迷惑、遗憾、悔恨……在短短的几秒钟里，双方迅速地交换了不同含义的复杂眼神。
“您好……”
“您好……”
在双方陪同人员的惊奇目光注视下，他与她彬彬有礼地互相问安致意。
“您收到了索朗芝的信吗？”这时弗雷德里克觉得很想同乔治·桑多待一会，并想起了索朗芝在她父亲那儿已经分娩了。“一个星期前。”乔治·桑的回答不大自然，显得有些疲惫。“您昨天或前天没有收到信吗？”弗雷德里克很关切地继续问道。
“没有。”乔治·桑迟疑了一下，显然她有一种预感。“那好，我告诉您，您已经当上外婆了。”弗雷德里克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尽力装出一副愉快的样子，“我很高兴，我能第一个向您报告这个好消息。”
乔治·桑虽然对女儿的种种言行很生气，但毕竟是自己的奶水哺育大的孩子。现在女儿也做了年轻的母亲，一种怜惜的感情不由升起。
她还想进一步知道详细情况，但弗雷德里克却好像不愿再多说了，向她行礼后下楼了。
乔治·桑有点失望，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想说的话咽了下去，心烦意乱地踏进了玛尔里亚妮夫人的客厅。
“夫人……”陪同她的孔贝先生（1812—1894）急匆匆地追上来，说，“弗雷德里克先生告诉您，索朗芝身体健康，您的外孙女很可爱……”
原来弗雷德里克下楼后，才发觉应该将此情况告诉乔治·桑，但他已爬不动楼梯了，只好请孔贝先生传个话。
乔治·桑的心里一热，转身出门下楼。她似乎恢复了往常一个女性的温柔，以极大的兴趣询问了索朗芝的身体状况。
在她的眼睛里，分明能看到一种熟悉、亲切的神色，这曾使弗雷德里克充满了生活的信心和乐趣。
弗雷德里克也忘了楼梯口袭来的一阵阵寒意，兴奋地述说着索朗芝和孩子的情况，还特地说明索朗芝寄给他的信封上的笔迹，是出自于她丈夫的手。
“……我的身体很好。谢谢。”弗雷德里克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乔治·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他与她分手了，谁也没有再回头看一眼，但双方又始终觉得背后有一双熟悉的眼睛在紧紧地盯着，希望自己停下脚步，转身……
翌日（1848年3月5日），弗雷德里克把这次相遇一事写信告诉了索朗芝，平淡的语气中又蕴含着浓厚的眷恋之情。
这次巧遇成为他与乔治·桑的最后一次见面，温馨的回忆以后只能在梦中出现。
乔治·桑在弗雷德里克的后半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或者说她的身影一直伴随着他一起登上弗雷德里克·肖邦音乐创作的辉煌巅峰。
但又是她直接影响了弗雷德里克的音乐灵感，扮演了一个无情又有情的情人的角色。
有人认为，如果弗雷德里克活到与乔治·桑同样的高龄，也无法抹去她对他的火烙般的影响。因为没有哪一个女人在他的短暂的一生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神奇的爱情力量可以创造出一个焕然一新的人物，但也可以随时剥夺他（她）冷静的理智，在疯狂的嫉妒之火中痛苦地拷问着他（她）永不安宁的灵魂，甚至毁灭肉体，留下说不清的缠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