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往往是祸端之源。那些口若悬河、好出风头、心中藏不住半点秘密的人往往是非常浅薄之人，时间久了，会令人反感甚至厌恶。相反，那些看来口讷笨拙或者总是隐藏自己才干的人，却往往成竹在胸，计谋过人，更容易成功。所以与人相处时，我们要谨慎言行。
戏言引来杀身祸的皇帝
古人有训：“言多必失。”唐朝诗人刘禹锡的《口兵诫》说：“我诫于口，唯心之门，毋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尚书·说命》记载：言从口出，一旦不合乎礼仪，就会招致羞辱。同样，《诗经》中也有“有欺不可为”的警句。可见，人们对言多语失是何等的慎诫。
在我国历史上，其结局最荒唐的就是东晋武帝司马曜，竟因酒后的一句戏言被爱妃的婢女将他闷死。
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是东晋时期的第九个皇帝。他是晋简文帝的第三个儿子。晋孝武帝4岁时，被封为会稽王。11岁时被立为太子。同年晋简文帝逝，他继位。司马曜年纪虽小，但他对生死却不看重，面对父亲的死，他的表现十分淡定。大臣们问他为什么不哭，他的答案令人十分震惊：“人到最悲痛的时候才哭，照我看是违背人之常情的。”第二年，司马曜便改年号为宁康，一开始由太后摄政。到了14岁时开始亲政，又改年号为太元。当年他改革收税的方法，放弃以田地多少来收税的方法，改为王公以下每人收米三斛，在役的人不交税。到了公元383年，前秦进攻东晋，试图将其一举灭掉，然而在淝水之战中晋军却大获全胜。
淝水之战捷报传来，东晋国内一片欢腾，军民歌舞升平。也许是东晋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大快人心之事了，所以东晋人民也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如果此时司马曜能趁机抓住机会的话，也许自己就成了东晋王朝的中兴之主。然而，司马曜非常漠然，就像他在父亲的棺前没有一滴眼泪一样，面对大好的机会他无动于衷。不仅如此，司马曜又让另一个权臣司马道子开始干预朝政，使得东晋王朝刚燃起的那一点点希望，又悉数尽灭。
谢安去世后，司马道子如愿以偿地掌握了军政大权，但是司马道子渐渐显露出了其政治野心，也开始让司马曜真正感受到朝政的不安，于是两兄弟之间开始有了矛盾。司马曜对其弟的行为很是厌恶，但念及手足情深，也没有处治他。只好任用了一批有名望的亲信大臣，委以重任，以便遏制司马道子的力量。但是，司马道子并不是一个就此罢休的人，他立刻招纳了王国宝、王绪等人为心腹。就这样，在朝廷中形成了结党营私的两股力量。
当然，有了自己重用的人才，这个嗜酒成性的司马曜又一次完全将朝政搁在了一边，成天与最宠爱的张贵人饮酒作乐。
公元396年的一天，司马曜跟平日一样，与自己最为宠爱的妃子张贵人饮酒取乐。他狂饮不止，并硬要张贵人再陪他对饮。张贵人已经酒足，难以再饮，极力辞谢。他面露愠色，开玩笑地说：“你今天如敢违抗君命，拒不陪饮，我可要定你的罪！”张贵人一时火起，恃宠起身顶撞说：“妾偏偏不饮，看陛下定我什么罪！”司马曜醉眼蒙咙，起身冷笑一声说：“你用不着嘴硬。你已经年近三十，应该废黜了。我有的是年轻貌美的佳人，难道少了你一人就不成？”说到这里，又大口呕吐，喷得张贵人满头满身都是。当晚，张贵人思来想去，一直想着司马曜的这句话。她想到：司马曜的前两个宠妃都因失宠而被打人冷宫，自己失宠是不是也要在冷宫里度过余生？她越想越感到害怕，越想越心不甘。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和决心，张贵人让侍女拿来一条厚厚的被子，将司马曜紧紧地蒙在了下面。几个侍女重重地压在上面，任凭司马曜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司马曜竟活活被憋死了。
当时，太子司马德宗年弱，专权的司马道子对这件事的发生，根本没有调查的意思，就以张贵人所说的皇帝于睡梦中“魇崩”作为了结论。所以，这件大逆之事，竟不了了之。只可怜，那一年司马曜才35岁。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口是三五之门，祸害由此而生。一个不善辞令、口不择言、语言表达上把关不严的人，他所处的环境往往会混乱不堪。对此，古人早就有过先见之明，对后人也有过警示。三国时，杨修善于卖弄小聪明，凡事都愿意开口点破，使得本来就疑心很重的曹操十分反感。最后，终于因道破“鸡肋”的意义，招来杀身之祸。其实，曹操的意思，别人未必不懂。杨修只道是自己聪明，说话不看场合，图误了身家性命。
以史为鉴
时至今日，我们虽然不再崇尚“沉默是金”的信条，但在某些场合还是以少言为佳。需要牢记的是：白玉破损了，还可以通过磨砺不修复；可一个人的言语失当，就没有办法云补救了。现实生活中，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注意说话的艺术。只图一时之快，不注意言语的轻重对错，任性而为，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
死于慈禧手下的慈安太后
只要一个人不是哑巴，就会说话。但是不同的人在同样情况下，说出来的话有的让人高兴，有的让人厌恶。如何把握好说话的分寸和技巧，在人际交往中有着莫大的作用。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曾说：“在官府中当众说人好坏，人们会认为你居心叵测；在闲谈时评说别人，别人会觉得你有敬慕之心。”韩愈的这番箴言，足以引起那些不顾场合随便说话之人的警戒了。
其实，说话也是一门艺术，有些话从某些人嘴里说出，亲切婉转，使人如沐春风；而同样的内容从另一些人嘴里说出，就暴戾生硬，让人难以接受。所以，要想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说话艺术不可不研究。尤其是劝说别人，更要注重分寸，讲究方式，要尽量做到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样才更容易达到劝说的目的。
清朝光绪帝载湉继位时年仅4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常单独召见廷臣，有事不与慈安太后商量，慈安太后颇为不平。
年初，慈禧忽然得了重病，征集中外名医治疗都没有效果。后来用产后疏导补养的药治疗，竟“奏效如神”。于是慈安太后知道慈禧失德不检，便以庆贺慈禧康复为名，在钟粹宫摆下酒席，和慈禧共饮。酒过三巡，慈安太后让左右的人下去后，就谈起咸丰晚年的事。她说：“20多年来，两宫相处还算好，有一件事早想和妹妹说了，请妹妹看一件东西。”慈安说着起身从一个匣子里拿出一卷黄绫纸来，原来是咸丰帝临终写给慈安太后的手谕，大意说是若此后那拉氏不安分，可出示此诏命大臣把她除掉。慈禧听后，脸色大变。
慈安太后完全出于好心告知慈禧此事，想借此遗诏规劝慈禧今后处处须检点。为了不使慈禧猜忌，慈安当场索回遗诏，在蜡烛上烧了，说：“此纸已无用，焚之大吉。”慈禧表面感激涕零，暗中却心怀鬼胎。不久以后，慈安太后突患感冒，很快就死了，民间传说是被慈禧所毒死的。
像慈安一样因说话不慎招致杀身之祸的人还有很多，沈德潜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
清代著名诗人和诗评家沈德潜，做过礼部尚书，生前深得乾隆帝恩宠。乾隆帝南巡时喜欢到处题诗，每有所作，常常令沈氏润色，甚至由沈氏代为捉刀，也就是代乾隆写作。沈氏为了炫耀自己，常对诗友说某首御制诗是他改的，某首诗是他代写的，甚至把代乾隆所作的诗收入自己诗集。这一下便得罪了皇帝。后来，因为沈氏《咏黑牡丹诗》中有“奇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把他抓了起来，并且死后得到了剖棺碎尸的下场。
文字狱是中国帝王的一大法宝，对于那些清高的文人墨客，他们有办法整治你。这些都与传统文人一方面自视清高，一方面也离不开帝王的恩宠有关。牢骚满腹，昭示于言辞；或矫情夸耀，不知世情之险恶。
古人在对待因言获罪的问题时，提倡恶语善说，既要表达“志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又表明自己的立场，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即“君子绝交，口不出恶言”。把这种保身哲学引申开来，就涉及到古人很重视的如何表达“察与不察”的处世之道。善于明察的人并不一定是明智的，能够明察也能够不察的人，才是明智的。因为自己洞察了某件事的本质，却偏偏有人不愿你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只好装作不知，才能使自己免遭不测。内精明而外浑厚，沉默是金，大智若愚，这才是真正的明智。
以史为鉴
说话时要特别当心。美国前总统林肯曾经说过对暂时斗不过的小人要忍耐。与其和狗争道被咬伤，还不如让狗先走。因为即使你将狗杀死，也很难治好被咬的伤。所以，如果你要面对的是小人，就应当忍让为上，千万不要冲动。因言获罪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切不可忘记。古人说：“讷为君子，寡为小人”，“祸从口出”。这并不是不让人们说话，而是告诫人们讲话一定要谨慎。常言说：“言多必失，谨开言，慢开口”；“会说话的想着说，不会说话的抢着说”。开口说话要动脑筋，为什么要说话，要看讲话对象，应该怎样开口，都有一定的学问。
不可触犯“为尊者讳”
人人都有隐私，谁也不想叫别人揭破。但一些人却以此为好，甚至在面对有“旧伤疤”的上司的时候，也这样，其结果就想而知了。为人切记“闲谈莫说人非”，做事尽量顾及他人感受，特别对于自己的上司，应心存一个“敬”字，要知道“为尊者讳”的道理，学会替上司保密。
在历史上，有不少封建君主出自平民，甚至无赖，当他们夺取权力后，他们的出身往往也成了一块心病。于是手下的狗腿子便趁机溜须献媚，或制造帝王是“神人”的神话，出生之时就是神仙投胎、自神转化而来，证明君权神授，天生就是当皇帝的料子；或从古代的圣君、帝王血统中寻根，以证明君主血统的高贵。
比如，唐朝天子姓李，于是有人追根溯源说李氏是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老子（李耳）的后裔，以至于唐朝初年道教（创始人为老子）大盛。刘备本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贩夫，发迹后竟也和汉朝宗室攀亲，莫名其妙地成了“刘皇叔”。其实，这个冒牌货充其量也只是祖上姓刘而已。曹操的父亲本是一名宦官的养子，按理说本无可资炫耀的家族史，但等到曹丕称帝后，好事者便得出曹氏原是古代某宗室贵胄后裔的荒唐结论。
可是，虽然如此，还是仍有这么一些不识相的。
唐朝初年，有个多事的和尚当着唐太宗的面就不知趣地奢谈唐室宗族乃是陇西李氏，非但与李耳毫无瓜葛，甚至连纯种的汉人也算不上。并且，和尚言之凿凿，唐太宗无可辩驳，盛怒之下竟以杀头相要挟，逼迫和尚改变观点。其实，唐太宗心里很明白，和尚说的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他不该当众揭短。如此揭短，皇帝作为一国之君，颜面何在？
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出身寒微，做了皇帝后自然少不了有昔日的穷哥们儿到京城找他。这些人满以为朱元璋会念在老朋友的情分上给他们封个一官半职，谁知朱元璋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以为那样会有损自己的威信，因此对来访者大都拒而不见。
这一天，朱元璋儿时的一位好友，千里迢迢从老家凤阳赶到南京，几经周折才算进了皇宫。一见面，这位老兄便当着文武百官大叫大嚷起来：“朱老四，你当了皇帝可真威风呀！还认得我吗？当年咱俩一块儿光着屁股玩耍，你干了坏事总是让我替你挨打。记得有一次咱俩一块偷豆子吃，背着大人用破瓦罐煮。豆子还没煮熟你就先抢起来，结果把瓦罐打烂了，豆子撒了一地。你吃得太急，豆子卡在喉咙里还是我帮你弄出来的。你忘了吗？”
这位老兄还在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而朱元璋却再也坐不住了，心想此人太不知趣，居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揭我的短处，让我这个当皇帝的脸往哪儿搁。盛怒之下，朱元璋便下令把这个穷哥们儿给杀了。
权贵显宦喜欢涂脂抹粉，自然有人大拍其马。但若有人不知趣，揭其老底，轻则丢官，重则丢命。
“为尊者讳”，这是官场的一条潜规则。一个人，无论他原来的出身多么低贱，有过多么不光彩的经历，一旦当上了大官，爬上了高位，他身上便罩上了灵光，变得神圣起来。往昔那见不得人的一切，要么一笔勾销，永不许再提；要么重新改造、重新解释，赋予新的含义。这位穷哥们儿哪懂得这一点，自以为与朱元璋有旧交，居然当众揭了皇帝的老底，触犯了“逆鳞”，岂不是自找倒霉吗？
朱元璋原本是泥腿子出身，早年当过和尚，后来又参加过推翻元朝统治的红巾军起义。这些经历在朱元璋看来都是卑微的。因此，朱元璋对“光”、“秃”一类的字眼也十分忌讳，对“贼”、“寇”之类的组织更是极为反感。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杭州徐一在《贺表》里写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几个字。朱元璋读了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削发，说我是秃子。则者近贼，骂我做过贼。”于是，立即下令把徐一处死了。
而后，在洪武年间，汉朝上下又大兴文字狱，其中唯一幸免的文人只有翰林院的编修张某。当然，他在作贺表文里也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两句话，朱元璋看了发怒说：“这老儿竟骂我是强盗呢！”差人逮来当面审讯。张某说：“天下有道是孔子说的，万寿无疆出自诗经，说臣诽谤不过如此。”朱元璋被顶住了，无话可说，想了半天才说：“这老儿还这般嘴硬，放掉罢。”左右侍臣私下议论：“几年来才见饶了这一个人。”
其实，“为尊者讳”只是一种避免尊者当众难堪的处世策略，它并非是为尊者隐瞒、和尊者共同作弊一类意思。“为尊者讳”也不是一种认识方法，它恰恰是反“实事求是”原则的。对此，我们如果不能正确认识，那是有害无益的。中国人可以吃闷亏，也可以吃明亏，但就是不能吃“没有面子”的亏。俗话说：打人莫打脸，骂人莫揭短。在中国，“面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面子”，小则翻脸，大则会闹出人命。如果你不顾及别人的面子，总有一天会吃苦头。
以史为鉴
古人云：“言语伤人，胜于刀枪。”许多人常以嘲笑他人为快事，动不动就戏称别人“笨”、“丑”。被击中痛处，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他人身上的缺陷，千万不能用侮辱性的语言加以攻击。不仅是皇帝的隐私和不光彩历史谈不得，自己上司和同事的过去也尽量不要提及，除非是“当年勇”的故事，以免触及其忌讳，给对方带来忌恨，给自己带来隐患。
父子两代因言招祸
欧洲有一著名格言说：“愈是喜欢受人夸奖的人，愈是没有本领的人。”反之，我们也可以说：“愈是有本领的人，愈是不需要别人的夸奖。”人们都不喜欢那些常爱自吹自擂的人，你当然不愿人家也是这样看待你。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自己谈吐行动之间，处处给自己留下一个自由旋转的余地。
在南北朝时，贺若敦为晋的大将，自以为功高才大，不甘心居于同僚之下。看到别人做了大将军，唯独自己没有被晋升，心中十分不服气，口中多有抱怨之词，决心好好干它一场。
不久，他奉命参加讨伐平湘洲战役，终于打了个胜仗，全军凯旋。对此应该算是为国家又立了一大功吧，于是他自以为此次必然要受到封赏。不料，由于种种的原因，他不但没升职，反而被撤掉了原来的职务。为此，他大为不满，对朝廷大发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