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2日，参议员约翰·肯尼迪阔步走进一个记者招待会会场。他用自信而干脆的声音宣读了一份关于他参加竞选总统的一张不满一页纸的声明。他说：
“今天我宣布参加竞选美国总统……在过去的三年零四个月里，我访问了联邦的每一个州，并和各界的民主党人交谈过。因此，我参加竞选是以这一信念为基础的：即我能在提名和大选中获得胜利。”
这一年约翰·肯尼迪42岁。从来没有一个这么年轻的候选人当选过美国总统，甚至在本世纪内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也不曾提名过如此年轻的候选人。此外，约翰·肯尼迪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信仰天主教的教徒从未有人当选总统，而且从1928年以来，甚至从来也没有人认真地从中考虑过人选。约翰·肯尼迪是美国参议员——参议院过去只选出过一个共和党人的总统，而民主党在这100年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名一个参议员当总统候选人。
但是1960年的约翰·肯尼迪变得非常坚强和果断。他对总统这个职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说：“这个职位是行动的中心，是美国制度的主要动力和力量源泉。”此外，“你至少有机会对好些问题能有所作为……对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公民，都会十分关心的……而且，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有益而成功的话，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大的快事。”
此外，他有一些非常自信的估计。他觉得，民主党内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也只有四五个人，但这些人的才干绝不会在他之上。共和党的候选人也不是不能击败的。约翰·肯尼迪觉得理查德·尼克松将是一位“顽强、老练、精明的对手”，但这个人志大才疏，他的演说风度和过去的历史都不足以在选民中激发起信心来。
约翰·肯尼迪对自己的不利条件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使记者们难以相信并使拥护者感到惊愕的是，他当众列举出自己的不利条件。他说，他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当选为美国总统，因为在美国的教徒中基督教新教徒占有二比一以上的多数，也从来不曾有一个43岁的人曾经当选总统；而且特别因为这些原因，他的党不大可能会选中他作提名候选人。
不过，他同时也具备别人不曾有的优势。约翰·肯尼迪在旅行、写文章、宣传以及对劳工改革所进行的斗争中，人们日渐注重他的品质，反映在全国和州的民意测验中，肯尼迪的实力不断增强。不管是同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还是同两个有希望的共和党人进行较量，他在比赛中总是独占鳌头。从1957年到1959年，凡是私下和公开举办的民意测验都对肯尼迪越来越有利，而使他的对手越来越泄气。当然，这种风头对肯尼迪不太有利，批评他的人变得更加公开，更加畅所欲言了。共和党政府在两昼夜的时间里，对它以前似乎赞成的三次肯尼迪的提案突然转为反对态度。这三项提案是：对印度的援助、同波兰的经济关系以及劳工改革。资深政客劝告他动手不要太早，不要逼得太紧了，这样会使自己的精力耗尽。不止一个专栏作家说，从肯尼迪的年龄和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来看，他1960年竞选总统时机还未成熟。
约翰·肯尼迪不得不压缩演讲次数、电视上露面次数，把宣传的重心从他的家庭和他本人转向宣传他的信念和成就。但他绝不承认“不要过早动手”这句话，他宁愿同熟稔的记者交朋友，而不是煞费心机去躲他们。
所以约翰·肯尼迪的步子还是快的。这种快有利于回答人们对他健康状况的疑虑，有助于选民们不在意他那不太成熟的外表。这种快节奏还产生了一种其他逐鹿者无法阻挡并且望尘莫及的自发的势头。肯尼迪深知，一个具有这种不利条件的候选人在竞选中必须领先并早日赢得胜利。
在向新闻界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断然拒绝考虑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第二天在《会见报界》节目中，他说，现在的形势与1956年“多少有点不同”，如果他未能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那么我认为我在参议院里可以最适当地为党和国家效力。……我不想把往后的八年花在主持参议院的工作……并等待着总统去世来继任总统职位。”
然而，第一个周末，新闻界的权威评论家仍认为肯尼迪实际上是一个副总统候选人，或者他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如此自信地吹他竞选总统职位的事。据那些很少离开华盛顿的政治记者的判断，没有多少重要人士拥护他竞选总统。全国知名的民主党人几乎都认为，鉴于他的宗教信仰、年龄、职务以及籍贯等因素，提名和选举他当总统都是不恰当的。他们也都赞成他当副总统，部分原因是想避免种种反天主教的攻击。他是大家心目中的第二号人物的第一号人选。
国会参众两院的所有民主党领袖都赞成林登·约翰逊，民主党的领袖艾德莱·史蒂文森没有公开表态，私下则赞成自己。上届民主党总统哈里·杜鲁门赞成赛明顿。有影响的已故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则赞成史蒂文森或汉弗莱。
对众议院民主党人进行民意测验表明他们赞成赛明顿。参议院民主党人进行的民意测验则赞成约翰逊。在新闻出版界编辑中进行的民意测验预测为史蒂文森。对民主党各州委员会主席的民意测验却表明为赛明顿。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民意测验中表明他们赞成史蒂文森。自由派的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委员会则赞成汉弗莱或史蒂文森。大多数黑人领袖首先提到的是汉弗莱。大多数劳工领袖，特别是那些被反舞弊调查和立法激怒了的人们，都首先提到汉弗莱或赛明顿。大多数南方的领袖首先提到约翰逊。
约翰·肯尼迪一方面不忽视上层工作，一方面注意从基层积聚他的力量。他的实力基地不在知名人士聚集的华盛顿，而是在代表们所在的外地各州。
地方党的领袖们——他们通常比全国闻名的那些大人物掌握着更多选票——倾向于约翰·肯尼迪，因为肯尼迪在他们的邻居们和朋友们中享有声望。肯尼迪还多次访问过他们的州。他曾在他们的宴会上和群众集会上讲过话，为他们的竞选活动筹集并且付出过活动经费，他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和帮助，他对他们每个人都表示关怀。他从来不拒绝任何一个人的电话，他从不忽视一封来信或怠慢一个来访的客人。政治领袖们、知识分子们、劳工领袖们、黑人领袖们都从肯尼迪的办公室以及马萨诸塞州肯尼迪的竞选办公室收到过大量信件；他们并且不断收到肯尼迪写的或者关于肯尼迪的大量文章，他们还不断收到肯尼迪打来的电话，肯尼迪写的书或关于肯尼迪的书。
约翰·肯尼迪看上去不大像一个政治家，但他却显得越来越像一个胜利者。现在，挡在肯尼迪面前的难题首要的仍然是宗教问题。民主党需要的是一个总统，如果提名一位天主教徒参与竞选而结果不能获胜，那对民主党来说是不应该的事，而民主党认为一个天主教徒去竞选，势必有许多人反对，所以他们不愿提名肯尼迪。
这确实是一个恼火的问题。肯尼迪并没有召唤人们来掀起一场运动，以取消不让天主教徒进入白宫的禁令。他并不急切地想为他的祖辈在波士顿遭到的歧视复仇。而且同某些报道相反，他对于成为第一位天主教徒总统也没有格外的新奇。因为他只想当总统，而他又恰好是一名天主教徒。
所以，他一再说他不希望别人依据宗教信仰来投他的赞成票或者反对票，他不希望这个毫不相干的标准成为他是否获胜的原因。他在1960年这个年头，就乘飞机巡行了24个以上的州，行程约65000英里——其中多次在预选的关键性搏斗中，他和杰奎琳一起去迎接了这一艰难而光荣的挑战。约翰·肯尼迪曾就当前的重大问题发表350次演讲。他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打电话。他从不作任何不能兑现的诺言，也不对任何人封官许愿。肯尼迪显示出了勇往直前的胆略，赛明顿说：“他不过是比我们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胆子大一点，更富有精力、智慧和刚强之气罢了。”
假如没有别人在预选中参加竞选，假如史蒂文森在俄勒冈州参加了竞选，假如赛明顿在印第安纳州参加了竞选，假如约翰逊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了竞选，假如汉弗莱在威斯康星州的第二选区失利并不再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竞选，假如迪赛尔在俄亥俄州没有认输，假如帕特·布朗迫使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或者约翰逊全力支持赛明顿，那么肯尼迪可能已经落选了。然后这一切都不曾发生，他倒可以哼着竞选歌曲《莫大希望》回家休养，准备洛杉矶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麻烦又来了。哈里·杜鲁门，这位民主党前总统在7月的一次全国电视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对赛明顿的支持，并加上了对约翰逊的支持，而且还额外提出了鲍尔斯、迈纳等六人的姓名。杜鲁门用激烈的词句攻击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事先早有安排的……愚弄人的……完全被一个候选人操纵着的”组织，说他们对代表们施加压力，使代表们一下子倒向肯尼迪那边。杜鲁门对天主教徒的竞选是反感的，这一次他公开地、含蓄地提出了肯尼迪的宗教信仰和经验不足的问题。他说：
“参议员，你是否肯定，你已为治理这个国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或是这个国家已为接受你担任总统做好了准备？……我们需要一位尽可能成熟的和有经验的人。……我可否劝你耐心等一下呢？”
约翰·肯尼迪看到杜鲁门的谈话之后，马上提出请求并获得了电视节目的时间安排。7月4日，约翰·肯尼迪飞往纽约，就杜鲁门提出的年龄问题进行驳斥。肯尼迪提到他为国家效力18年的经历，并表示愿意“让我们的党和国家作为我的工作经验与能力的鉴定者”。他说，如果“认为担任了14年通过选举产生的重要职务还算经验不足的话”，那么杜鲁门提出的十个姓名中只有三个，而全部美国总统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可算是经验丰富的，而20世纪的全部美国总统——包括威尔逊、罗斯福和杜鲁门在内，则都是经验不足了。他继续说，假如是以年龄而不是以经验作为标准的话，那么这种检验成熟的标准将把“所有年龄在44岁以下的人都排除在受人信赖和负责指挥的职位之外，也就是说杰斐逊不应写《独立宣言》，华盛顿不应指挥大陆军，麦迪逊不应制订美国宪法……而克里斯朵夫·哥伦布甚至不应该发现美洲。”
肯尼迪说，在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里，在国会和各州的首府都有年轻人任职的情况下，选民们有权要求具有同样精力和活力的人在白宫任职。他和尼克松俩人都是四十多岁而且俩人同时进入国会，过去还有六个总统以及许多总统候选人也是在四十多岁时任职的。虽然1960年世界上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的确都出生于上一世纪，而在另一个时代受的教育，但是他们在改善世界命运方面有多大的成功呢？亚洲和非洲那些新兴的国家正在挑选一些“能够抛弃老的口号、幻想和猜疑的”年轻人。然后，他以自己竞选总统的结论结束电视辩论：
“因为有一个新世界要去争取——一个和平和友好的世界，一个充满希望和富饶丰裕的世界。我要美国带头走向这个新世界。
“杜鲁门先生问我是否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这使我想起一百年前亚伯拉罕·林肯来，他那时还未当总统，在他受到老政客们的围攻以后，写下了那些话：‘我看到暴风雨来了，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要是上帝指定一个位置、一份工作给我，我相信我已准备好了。’今天我对你说，假如这个国家的人们挑选我当我们的总统，我相信我已准备好了。”
但是上帝还来不及指定一个位置给约翰·肯尼迪时，更大的暴风雨倒来了。这个可怕的敌人便是埃莉诺·罗斯福。她是二十八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1905年3月与富兰克林结婚。1921年罗斯福双腿瘫痪后，埃莉诺开始支持他走上政坛。罗斯福后来果然当上州长，继而当上总统。她代替行动不便的罗斯福到各地旅游、演说，她巡视贫民窟，参观幼儿园和青年游乐园，访问贫苦佃农。《纽约家》周刊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矿工瞪大了眼睛对另一个矿工说：“我的天哪，这来的不是罗斯福夫人吗？”
在钦佩她的人眼中，她是慈母、贤妻、政界人物、杰出女政治家、新闻记者，同时又是第一夫人，比起罗斯福来说，她更能打破常规，更同情下层人，在政治立场上意见更左。她有关心全人类的雄心壮志，她不断写她的专栏稿，先后出版15本书，改革了民主党的塔马尼俱乐部，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年复一年地被美国妇女界选为最受敬仰的妇女；而且据盖洛普报道，全世界各地，她也是最得人心的妇女。
约翰·肯尼迪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对者，埃莉诺对约翰·肯尼迪的偏见大抵是因为二十年前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任驻英大使的约瑟夫·肯尼迪之间的一场争吵。
1960年，埃莉诺·罗斯福在海德公园村披露了这件事情的缘由。那是1940年，“当约瑟夫·肯尼迪先生从伦敦回波士顿时，同记者进行了那次不幸的会见。在那次会见中，他对我们进行一些谴责。我的富兰克林说：‘我们最好把他叫到这里来，看看他有什么话说。’于是约瑟夫·肯尼迪先生乘火车来到莱茵克利夫。我去车站接他，然后直接带他到富兰克林那里。嗯，大约过了十分钟，一名助手跑进办公室告诉我：‘总统要见你。’这种事前所未闻。我慌忙跑进办公室，看见富兰克林的脸色苍白如纸。他叫肯尼迪先生出去，然后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想再见到那个人。’……他随后又说：‘把他从这儿赶出去！’我说：‘但是，亲爱的，你已经邀请了他在这儿和我们度周末，而我们也请了客人吃午饭。另外，火车要下午2点钟才开。’富兰克林说：‘那你开车陪他在海德公园村兜兜圈子，再把他送到火车上去吧。’我照着他的话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四个小时。”
1960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罗斯福夫人在海德公园村与众议员理查德·博特的谈话中承认她不喜欢约瑟夫·肯尼迪，并且因此影响了她对约翰·肯尼迪的态度。她说，父债本不应子还，但正如她不能宽恕约瑟夫·肯尼迪任驻英大使时的态度和行为一样，她无法原谅约翰·肯尼迪在麦卡锡问题上的优柔寡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