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距罗杰·布劳去白宫晋见约翰·肯尼迪大约72小时。在这72小时里，肯尼迪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能力：动员和集中他所掌握的和可以借重的一切人才与工具，来使他的纲领、他的威望和他的职位免受一次严重的打击。
胜利的约翰·肯尼迪显得宽宏大量，失败的钢铁界中有些人则开始攻击他。有一幅漫画描绘了一个发怒的美国经理人员对另一个经理人员说：“肯尼迪这家伙认为是他在管理这个国家！”事实正是如此，肯尼迪的确在管理美国。
不容约翰·肯尼迪歇气，更糟的事情就如洪而至。1962年5月，纽约证券市场暴跌，是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一天中跌落幅度最大的一次。在一个月里，道·琼斯平均指数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大公司的领导把这种困境归于肯尼迪同布劳的对抗，但事实并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忘记了股票价格在前一年12月就已经开始下跌了。
被大加渲染的股票价格暴跌，以及连续三天后螺旋形陡降和持续四周的连续下跌让肯尼迪刚松弛的弦又绷紧了。他在5月29日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决定催促通过一些悬而未决的经济法案以外，还考虑了三个新的行动步骤。第一方案是肯尼迪做一次公开讲话，使全国消除疑虑，把行情的波动置于正确的地位，回顾一下经济的基本实力，拿现状与1929年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号召公众保持镇定和信心，但肯尼迪放弃了这条路，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发表全国性的公开电视讲话只会把惊慌传给更多人。第二个方案是考虑降低保证金——股票购买人赊购股票时必须交付的现金的百分数。这个方案也遭搁浅，因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缺乏信用贷款是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则会认为，任何紧急行动都可能被解释为承认有严重困难。第三个方案是把所得税“暂时”削减50至100亿美元，但国会不会通过此项法案。
到10月下旬，股票市场又开始繁荣，又回升到1962年12月的高度，并从那个高度继续上升。保证金在危机高潮后的六个星期后还是悄悄降低到了百分之五十。股票危机给肯尼迪上了一课，让肯尼迪品尝惊险，也给了他机会。让他在1963年的经济领域内有了大展宏图的可能。
处理股票危机的第三种方案——临时减税其实不仅仅同股票市场有关，也同美国总的经济情况息息相关。在缺乏使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肯尼迪也拿不准是否有必要为此和国会作斗争。尽管他周围的人向他施加了不少压力，责怪他拖拉和犹豫不决，他仍然拒绝鲁莽行事。
肯尼迪在等待着出现支持减税的根据的同时，不动声色地用行政办法缓解经济紧张的现象。到了7月，他审查了经济报告后，确信看不出有什么足以使他和国会信服的衰退迹象后，肯尼迪于8月13日在白宫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了一份经济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将在1963年提出一项长期减税法案，并拒绝搞暂时减税，他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长期减税是……在最为有利的时期才发动的一种强有力的有效武器。如果今晚就提出紧急减税——这种减税现在既不能证明是正当的，也不会成为法律——这将会不必要地损害我们在国内外的声誉。”
这篇单调的演说为历来最大胆、最有影响的美国国内经济措施之一——1963年减税100亿美元的法案奠定了基础。这次减税是在没有碰到甚至没有预示即将发生预算盈余或开支缩减或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提出的。
由于忙于处理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一直到1962年12月才真正积极地忙于减税法案。他为此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的目的是为了说服一些共和党企业主在赤字、支出和经济繁荣都日益增长的时刻，接受大量减税。肯尼迪并非信心十足，当他在纽约旅馆内他的房间里检查最后一份讲稿时，他说假如他能够说服他们，也就能够说服任何人了。
他确实说服了那些人，这篇演说极受欢迎，它既没有提出赋税改革的细节，也没有提出赤字大小的细节。
肯尼迪因此受到鼓舞，开始把减税看作是对付仍然在折磨他的持续不断的失业最为有力的武器。当他谈到这法案时，谈的主要内容全是减税，而不再是初始的赋税改革。
但肯尼迪没有说服甚至打动一下国会里的人。他们对此一点不热心。如果说1962年经济有衰退迹象时国会尚且不愿意通过减税法案，那么到了1963年没有衰退迹象，而且预算庞大且不平衡的情况下，国会似乎没有理由对肯尼迪的减税法案感兴趣。
共和党人把减税称为“历史上最大的赌博”，并且预测失业人数不会因此下降，但肯尼迪面对嘲笑很冷静，他说等充分就业实现以后，就不会有赤字了，所以不必害怕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而建立我们未来的经济力量所造成的赤字；如果要把减税推迟到预算支出的削减数字能与之相等时，就意味着一直要等到美国的人口停止增长和共产党人停止威胁的时候。
就在这时，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加入了这场争吵。他把“庞大的赤字，大手大脚的新开支和大幅度的减税”这种“三结合”称为“财政上的盲动”。这不会使美国通向一个大好机运的国家，而只会造成一个债务重重和财政混乱的大废墟。他赞成从肯尼迪的预算中削减130亿到150亿。
约翰·肯尼迪没有和前任直接交锋，但几星期后，在回答全国报刊编辑的一个问题时，他回击了艾森豪威尔：
“我强烈反对有人谈论的那种大规模削减预算的做法，削减50，100，甚至150亿美元。我想不出有什么措施会比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具有更大的破坏作用了。而且我认为，主张这样做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就是使我们陷入1958年的衰退，并导致1958年的125亿美元赤字，最大的黄金和美元外流，以及1960年的衰退等问题的财政金融政策的设计者。而我们希望做得比他们好一些。”
肯尼迪整个春天都在奔忙，不是在说服民主党内自由派人士，就是在说服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米尔斯。最后，当众议院准备投票表决时，肯尼迪再一次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演说稿中插入了若干例证，说明法案将会如何减少一个典型家庭的缴纳税款，而他们节省下来的税款如何又将会用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演说稿还有肯尼迪喜欢的一些统计数字，如每天应提供一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平均每14个月就出现一次衰退，60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比50年代的多七百万。还有一些他自己惯用的句子“我们需要减税，使现在这股势头的动力不致消耗光”；“我们这个国家是整个拱门的拱心石”等等。
这次演说获得了成功。这项法案也获得了成功。虽然不是肯尼迪最后完成了它，因为他死了，是他的继任人终于使它完善。可这项法律颁布的前后，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个空前发展时期。这项法案及其成果已成为约翰·肯尼迪在经济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方面坚韧性的纪念碑。
尼克松曾指责肯尼迪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有一点无可否认，肯尼迪在白宫接受了良好的经济学教育，即使在减税前，他任内美国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七，失业率为百分之五，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一点三，在艾森豪威尔任内，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三，等到减税，国民生产总值猛然上升，失业率降至百分之四点四。对肯尼迪自己来说，他是一个打了高分的优等生，对他的国家来说，他算得上一位理智审慎又具智慧的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