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走出来。应该就是那个打红伞的女人。她上下看了他一眼：“有事？”
“吃饭。”他说。他下意识地抹了一把自己的脸。他知道自己穿得很滑稽：裤子太短，衣服太宽。这都是“政府”给他找的便装。
“今天不给别人做饭。”小女孩说。
“不赶脚回家了吗？”女人问。
“嗳。”
“那，你坐。”女人说，“想吃点儿什么？”
“什么都行。快点儿。”他实在是饿极了。
吹风机呼噜噜的声音，油啦啦的声音，汤咕嘟嘟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忙碌着，像赶着集。一浪一浪的气息涌出来，侵袭着他的肺腑。小女孩端出一只茶杯放在他的桌上。
“妈说，先喝口热水暖暖身子。”她的声音像嫩豆腐。
蒙蒙的水汽均匀地润上了他的脸。
他打量了一下店里。店里的格局是两室一厅型的，他坐的地方就是厅，厅的一角摆着一个玻璃柜，柜下摞着一叠雪亮的大白方瓷盘，大约是平时放小菜用的。玻璃柜后面还立着一个书柜，上面放着几样白酒，全带着包装盒，崭崭新的样子。厅里摆的都是长方桌子，有六座的，有四座的。大约是不准备迎接客人的缘故，有几张桌子被挤到了一边，厅中间的地方显得大了起来，摆着一个煤球炉子，他的桌就在炉子旁边。炉子封着，但热气还是毫无阻碍地传过来。厅的东墙上一溜三个门，一个门窄怯一些，把手上闪着油光，里面有扑扑索索的响动，应当是厨房。女人刚才就是从这里面走出走进的。另两个门宽大一些，挂着帘子，应该是雅间。
这个格局，很像是监狱里亲情餐厅的格局。
亲情餐厅是监狱里近两年才设起来的。供服刑人员和亲人聚餐用。还有鸳鸯房。鸳鸯房是给夫妻的，他当然不敢想。就是在亲情餐厅能吃顿饭，他也没想到。母亲前年去看的他。当他接到通知的时候，几乎傻掉了，走路都不知道该先迈哪条腿。母亲几乎是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人，一千多里，长途汽车，火车，公共汽车，三轮车，全都坐一遍才能到达他服刑的监狱，母亲就这样摸来了。在会见室，他和母亲一人拿着一个电话，却没有说什么，母亲只是哭。开始他也哭，后来他不哭了，他只是看着母亲。母亲老得那样厉害。他知道：她的皱纹，新长的，都是自己一刀一刀刻上去的。旧有的，也是他一刀一刀刻深的。
母亲在监狱的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在亲情餐厅吃了饭。四个菜：拍黄瓜，小葱拌豆腐，番茄炒蛋，红烧肉。还有半斤芹菜大肉饺子。他把红烧肉给母亲一块块夹进碗里，母亲又一块块地给他夹回来。他吃。大口地吃。噎得喉咙生疼。香腥得让他想要呕吐。他拍拍胸脯，对母亲笑。
结账的时候，他拦住了母亲：“我有钱。”
“贵。”母亲说。
吃完饭，他们又在餐厅坐了一个多小时。母亲说她该走了，赶下午六点的火车。父亲心脏不好。她放心不下。
“妈，好好的。”他说。
“我们一把老骨头就这样了。你得好好的。”母亲说。
他们吃的那顿饭，花了四十八块钱。餐厅给他开了一张大红色的收据，他一直收着。没事就看看。没事就看看。
厨房里的声音单调起来。咣，咣，咣，应该是菜出锅了。女人先送上来一大碗肉丝面，随后又用盘子盛上来一个青椒肉片，还开了一瓶半斤装的“玉液酒”，给他满上。又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会儿，端出一大盘香气四溢的饺子，喊着孩子过来：
“一起吃点儿饺子。大年夜不吃饺子是不行的。”
他埋下头吃着，一句话也没有说，一会儿头上就冒出了热气。
窗户外的暮色渐渐地靛蓝了。往外看去，被越来越紧的雪衬着，靛蓝里又现出点儿粉白。他又点上一根烟，听着外面的车声。突突突的是活泼的“时风”牌农用三轮车，轰轰轰的是雄壮的双斗拉煤大卡车，哒哒哒的是热闹的小四轮拖拉机，嗤嗤嗤的是安静的自行车。远远的，他似乎还听见有公共汽车的声音穿来，咿咿呀呀，匆匆忙忙。
他慌慌张张结了账，拎着东西走出门，那车已经不见了--没有人在这小镇的边缘待下去，因此它似乎也知道根本不必节制一丁点儿速度，浪费一丝丝多情的停留。
一出来，就不好再进去了。
空中的鞭炮仍在响着。路却陷入了彻底的沉寂。他撑着伞站在路边，觉得手脚都冰冷起来。鲜黄的伞在雪中没了鲜气儿。被雪罩着，露出斑斑点点的黄。他踩踩踏踏，踏踏踩踩，暖意如不安分的孩子，总不会驻留太久。一股鞭炮的烟味融在雪里，沿着空气里弥漫过来，浓浓地凝着，像是在冰箱里冻稠了。有行人过来，总要奇怪地看他一眼，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着，一点一点退到挂拖把的树前，觉得自己也渐渐地像一个拖把了。
“妈让你进去暖和。”小女孩探出头来说。女人已经为他倒好了水。炉子盖掀开了。橙红的火苗一朵一朵绽放着。像一块圆铁开出的奇异的花。
电视上正演着绚丽而遥远的歌舞。小女孩指指点点地跟妈妈说着：
“……彭丽媛，彭丽媛……”
“……宋祖英，宋祖英……”
“……赵本山，赵本山……”
他们都盯着电视。
“这镇子上，从来就没有旅店吗？”他问。
“没有。”
“饭店怎么全都关了门？”
“都回家过年了。”
“那，你们怎么不回家呢？”
女人不做声。
“我们家就在镇上。”小女孩说。
“那你怎么不回家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年呢？”
“我没有爷爷奶奶了。”
“你爸爸呢？”他问小女孩。
小女孩看了他一眼，自顾自地指着电视说：
“潘长江，潘长江！”
小女孩渐渐地有些困乏了，眼神懈怠起来。女人从厨房打出热水，给她洗过手脸，便让她睡去了。
“我走了。”他也站起来。女孩的睡让房子一下子大了许多。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理由呆在这儿了。
“不会有车了。”女人说。
他还是拎起了包。有没有车他都得走。
“就住在这里吧。”女人说。
“方便吗？”
女人没有回答，起身走向厨房。他看着她的背影，想起那些男孩子们的话：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
“多少钱？”
女人自顾自走着，依然没有回答他。
一会儿，女人回来了，叫他。他跟着穿过厨房，从另一个门出去，便看见一排窄横的屋子，方位应当是两个雅间的正后面。走进去，他看见一个立柜和一道布帘把横长的窄屋分成了两部分。里面铺着一张床，立柜挡着，布帘没拉，他看见白花绿叶的被子上露出小女孩红艳艳的脸，像被窝里孵出了一只苹果。外面放着一个茶几，两个沙发，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台灯、日历和闹钟--也放着一张床，床上方贴着几张奖状：“……该同学成绩优秀，团结同学，热爱劳动……被评为三好学生……”最新的一张，落款是新年的元月，寒假前发的。
“孩子挺出息的。”他说。
女人笑了笑。
床上什么都没有，一张光板。被褥小山一样堆在沙发上。
“我们把它抬到厅里。”女人说。
他站着。
“外间的桌子，拼拼也行。”他说。
“桌子不平。”
他们抬起床，他倒着走，她正着走。到厨房那儿，差点儿卡住。他们倒腾了好大一会儿才勉强把它弄了出去。
女人铺好了床。才九点半，还早。他们又在炉边坐下。默默地看着电视。
“多少钱，大姐？”他突然又问。这话存在心里，到底不踏实。他得问清楚。估摸着不会很贵。刚才吃了那么一顿饭，她才收了他十块钱。
“什么？”女人很困惑。
“住一宿。”
“算了。”女人说，“这又没什么成本。”
“可是太麻烦你了。”
“没什么。”
“店里只你一个？”
“还有几个小工，都回家过年了。”
女人的话渐渐多起来。问他是哪里人，做什么事，算了算他离家并不是很远，怎么今天不想着法子回家。除了老家的地址是真的，其他的他都扯了谎--他当然得扯谎。他说他在外面打工，刚回到家就和家里人闹了别扭，一气之下就出来了。家里人个个都比他有出息，都嫌弃他是个打工的。
“年轻人，气性大呢。”她说，“多半是你错处多。大过年的，家里人说你两句，你就让他们说两句。什么嫌弃不嫌弃的。”
“大姐，”他突然想逗逗她，“你也不大。”
“我三十一了，还不大？”
“顶多像二十五六。”
“你就别香埋人了。”女人笑着封了炉子，“睡吧。”
夜越来越深了，但是并不寂寥。鞭炮声隔着层层的墙壁，又添了几分茫远。棉被上有一种很好闻的清香，有点儿像浸了米酒，甜淡甜淡。许久没有闻过这种清香了。他伸了伸双臂，把腿蹬得很直，一股麻酸的细流顺着全身的血管快速地窜游到了全身，一瞬间又集合在了一个地方，让它膨胀了起来。
他屏住了呼吸。
他想女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想。监狱里的夜晚，男人们的汗臭掩不住那种腥液的味道。他是强奸犯，是最容易成为性攻击目标的人。按规律，都知道强奸犯定力不好，欲望猛烈。一开始，就有人想把他当女人。一天一封给他写情书，承诺给他“政府”之外的所有保护，偷偷给他塞烟、丝袜、方便面、香皂等一些小玩意儿，洗澡时和他凑一块，干活儿给他搭把手，吃饭时往他碗里捡肉……后来，也有人把他当男人。对他捏着嗓子，扭着腰，飞着媚眼儿，有事没事都绕着他腻腻歪歪挨挨擦擦晃晃悠悠地转几圈儿……他都拒绝了。男人的气息一靠近他，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他是男人。不是男人他进不了监狱。他在床上要的，只是女人。女人和男人不一样。他为女人犯了罪。可他还是不能不想女人。
监狱四年，女朋友没有再看过他一次。这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他压根儿就没存那份奢望。眼前这个女人，是他出狱后遇到的第一个，对他来说，称得上具有真正女人意义上的女人。
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他捉摸不透。她是在可怜他吗？可她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她想赚他的住宿费吗？可她明明说“算了”，况且，以她生意人的精明，难道不知道和他同住一间的危险要远大于住宿费的利润吗？她看起来并不愚笨，可做的事情却有悖于最基本的常理。他不过是个陌生的路人，她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好得实在有些可疑，有些不通情理。
正缺着呢。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他又想起那些人的话。她是兼做那种生意的女人吧？他忽然判断。她没有男人，这是肯定的了。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支撑一个饭店，做那一行确实是很方便的，说不好，饭店的生意和这个比起来，也只是一个捎带。最起码，她也是个鸨头--鸨头多半自己也都做的。过年这些天，没有什么车路过小镇，她的客人就短了。
可她看起来实在不像。当然，不像也不能说明就一定不是。在监狱里听一茬茬的男人说女人，其中就提到过一种女人，说这种女人看起来很正经，很正常，一点儿也不风情，甚至古板得要死，可是一到男人身下就浪成了落花流水，天上人间。
他觉得自己浑身的火就要着了。如果她真是那种女人，她会要多少钱？他该怎么办？做不做？就这么挺着等她喊？或者自己先喊她？女人有时候是会装装羞的。她男人不在家，她或许早就熬坏了吧……这种小地方，肯定不会很贵。或者，干脆不给她钱？不做白不做，白做谁不做？谅她也不敢把他怎么着。她强不过他。她还有个女儿呢--不过，还是给她吧。她对自己不错。要不是她，今天晚上他就成冰凌了。她也不容易。
他打定主意，如果她来找他。他就做。这回即使被人发现，也算不上犯法了吧？顶多是个拘留，正好有地方过年了。反正回去也没人看出他的好来，他妈的痛快一把是一把吧。
墙上的表滴滴答答地走着，像细碎的女人的脚步。在这脚步里，女人真的起来了。他听见她打开一道又一道门，轻轻地，来到厅里。摸索着朝他的方向走过来，他赶紧闭上了眼。
“睡了吗？”女人问。
他没有回答。
女人在桌边停下，猫一样在抽屉里轻柔地抓翻着什么东西，似乎有一滴滴微微的透亮的丁丁当当的金属响，仿佛雨珠落在了剑上。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她在找什么？刀子吗？她以为他会有多少钱？血里的浪头涌上去，又落下来。他忽然有些明白了她的小店为什么要开在小镇边缘，为什么大年夜里还会留他住宿吃饭。
另一种可能在逼近着。
女人走到他的身边。他静静地躺着。
“喂。”女人低低地喊。
他沉默。
“喂。”女人俯过身，氤氲的汗香随着她的呼吸探过来，罩着他的肺腑。在眸缝里，他看见女人眼睛里的亮，一闪一闪，毛茸茸地扎着他，又热又痒又疼。他格外分明地听到自己的喘息，风箱一样。
女人伸出手，推推他的被子，“快十二点了，你起来帮我放炮吧。”
他懵懂了片刻，起身，披上衣服，两个人来到门外的一小片空地上，女人把火机和炮递给他。炮响了起来，迫炸着他的耳膜。已经很久没有放过炮，也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么近的炮声了。他震了震，仿佛骨头末子都被震了下来。却又被震得浑身漾暖。炮的亮光炸得他有些晕眩，他不由得眯了眯眼睛，有火星跳跃着弹过他的手臂，勾起一片片温麻，让他觉得自己的皮肤仿佛喝了一股刚出锅的姜水。火花的明灭中，他看见了女人的脸。女人有些兴奋地用手捂着耳朵，胆怯中含着几丝娇媚。她的头发有些蓬乱，眸子上镀着鞭炮映射的星星点点的晶莹。
“会不会吓着孩子？”他问。
“不会。”女人说，“我用枕巾给她护着耳朵呢。”
回到屋里时，方才鞭炮的明亮一下子把屋里衬得很黑。女人扭开了一盏台灯。他坐在床边，等女人去睡。可女人没有立刻就走。
“先别关灯，我一会儿就来。”她说。
一会儿就来？一会儿来干什么？这句话有意思。她要他等她。她到底还是要他等她了。
他蹑手蹑脚地跟过去，听见女人打开柜子找东西的声音。他挪到门缝那儿，看见女人翻出的桃红色衬衣，粉绿色裙子，宝蓝色内裤，柳翠色胸罩……她是在找避孕套吗？听说做这一行的，都得有这个。
血又跳起了舞，空气重新变得异样起来。他回到床上。用手抓住床单，一下一下地揉着。他不是毛孩子了，得坚持到最后。
女人终于过来了。
“给你。”女人把一件东西扔到了他的床上。
是一条男人的秋裤。
“你的秋裤腿扯了。”女人说，“明天我给你补补。”
他的脸割颤了一下。他全忘了。他的秋衣秋裤两侧都压着两条粗糙的白边，这是犯人服的标志。许多人出狱时都扔掉了，他没扔。他没有多余的秋衣秋裤。反正穿在里面也没人看见，他原本这么想。
他看着她。
女人又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纸，递过来：“你的东西，刚才结账时，掉地上了。孩子捡着了。忘了还你。”
是那张他和母亲在亲情餐厅吃饭的收据。他一下子坐直了。接过来。
“睡吧。”女人也看着他，“孩子的爸爸，也在里面。八月十五，我去看的他。也是在亲情餐厅吃的饭。”
他不再看女人。只盯着那条秋裤。
“犯的什么事？”许久，他问。
“故意伤害。”女人说，“镇上一个流氓把我糟蹋了，孩子他爸揍了他。把他打残了。”
他们都沉默着。寂静中，他们听见了雪落的声音。
“那个人呢？”他终于问。
“还在这镇上。”女人说，“我不懂，没留证据，告输了。不然，孩子他爸也不会下那么重的手。”
“睡吧。”女人又说，“明天就回家去。回家多好啊。不管怎么着，家里人也是盼着你回家的。”女人关掉了灯，“再有两年，他就能打上你手里的黄伞，出来了。”
他仍旧坐在那里。女人也站着。雪光映着，如月光一样，屋里的轮廓一寸一寸的朗净出来。
女人忽然想起了什么，把窗户打开了一道两指宽的缝。
“屋里有炉子，晚上最怕的就是煤气了。”她说。
一股清甜的气息冲着窗缝挤进来。透过那道窗缝，他清晰地看见：外面的雪，如层层的纱布一般，下得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