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决定着该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最终将表现为人才竞争，特别是高技术人才的竞争。于是，各国政府都把构筑坚实的高技术人才阵地作为首要目标，而高等教育发展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途径。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以18～22岁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标准，把高等教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英才教育阶段，也称精英教育阶段，即高等院校仅能容纳15%以下的适龄青年；第二，大众化教育阶段，即高等院校能容纳15%～50%的适龄青年；第三，普及化阶段，即高等院校能容纳50%以上的适龄青年。这种划分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衡量提供了一种工具。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70年代到80年代末，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8.5%增长到13.5%。其中，发展中国家为8.3%，东亚地区已达到17%。世界银行1994年报告显示，经合组织各国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已达到51%，率先跨入了普及化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相对落后的。1999年OECD国家25～64岁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比例为22%，加拿大为39%，日本为31%，韩国为23%，英国为25%，美国为35%，而中国仅为5%。基于我国高等教育落后的现实和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适龄青年的15%。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连年增加，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达到15%，进入大众化阶段，比原计划提前了8年；2003～2005年分别达到了17%、19%和22%。
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9年和2000年国家教育部44所直属高校本、专科生的一次就业率分别为82%和86%。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64.7%，年底上升到80%；2003年本科院校就业率为70%，高职院校为55%；2004年本科院校初次就业率为61.3%，高职院校不到40%；2005年本科院校就业率为70%，大专生为40%。有些专家认为目前公布的大学生就业率有水分，即实际的大学生就业率可能更低。
即使能够实现就业，与往届毕业生相比，大学生的就业状况与就业意愿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就业地区分布上，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寻找合适的工作职位更加困难，存在着大量的“北漂”、“上漂”。在就业行业上，如在金融保险、科技、党政机关等工资和福利较好的就业行业的竞争更加激烈，这可以从近几年公务员报考与录用的比率中得到证明。在就业单位性质上，找到一个能解决户口的体制内就业单位更加困难，尤其在大城市。
“考研热”、“考博热”日益升温，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很多大学生选择深造，希望能通过提高学历层次改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实际上，这种单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的举措，势必会进一步加剧高学历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局面。
这样，我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刚刚迈入大众化的门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大学生仍然是一种稀缺的高层次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却普遍出现了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象。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对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思考与探索是本书的研究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