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府承担了较大份额的高等教育成本，政府与高校之间可以看做是委托代理关系。而高校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在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偏离政府的教育目标。比如，高校通过扩招热门专业来争夺优质生源而导致专业重复建设，通过取消师资培训来节约成本而降低了教育质量等。与纯粹的经济行为相比，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政府更多的参与。事实上，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政府应该在赋予高校更大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与管理，以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
一、实行适度扩招政策
自从1999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提前进入“大众化”阶段，最近两年以每年2%的速度上升。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北京某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状况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扩招不是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唯一原因，但它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从就业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角度，政府应实行适度扩招的政策。一方面，适度的扩招给高校和大学生带来一定的就业压力。在精英教育时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考上大学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进入了“保险箱”，当时，他们的学习主要出于个人的自觉性。同样，高校也没有主动改革、提高办学效率的压力和动力。实行扩招政策，可以使大学生就业的竞争加强，迫使大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客观上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价值。另外，大学生的就业状况还会影响到学校声誉，进而影响到学校的生源。对于一般普通高校来说，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这迫使高校进行改革，增加教育服务的数量，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这对于高等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另一方面，过快的扩招政策又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不是一个概念。尽管我国高等教育总水平并不高，但过快的扩招速度也会造成大学生失业的现象。因为当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还来不及对这种扩招做出充分的反应时，就无法一下子吸纳那么多的新增大学生。从经济学的角度，高等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基本形式，不论是对于微观主体——大学生，还是对于宏观主体——国家，都要求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即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如果没有获得收益或者获得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则这种投资行为就是不合算的，也就是说，这种投资行为浪费了社会的经济资源。在高等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核算中，支付成本是当期的行为，而获得收益是以后的事，这实际上存在一个时差。当大学生知道这种投资不合算时，他已经支付了投资成本。而且，当大学生就业困难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时，可能会产生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政府应该控制扩招的规模与速度。实证分析表明，在其他东部沿海就业的预期是有利于实现就业目标的，但在中西部就业的预期并不利于就业目标的实现，这表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似乎并不具备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条件。扩招政策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赖德胜教授提出的按城乡来探讨入学率高低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教育本身来说，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应按比例协调发展，金字塔式的教育系统模式才是合理的。而我国的现实是，一边是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一边是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不足，尤其是实行“一费制”之后，很多农村中小学处于雪上加霜的境地。这是教育资源浪费和利用效率不高的充分体现。从长远的角度，如果中小学教育得不到较好的发展，则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可以适当压缩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或者减缓扩招速度，以换取基础教育更好的发展。
二、改革财政拨款制度
财政拨款是高校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目前，教育经费的拨付主要由在校学生数、生均成本、教职工人数、教职工平均工资、学校校舍与设备规模五个因素决定的。这样，招生规模越大，高校得到的财政拨款越多，收取的学费也越多，因而，这种财政拨款制度存在着一种扩招的内在激励机制。这可能会同时带来盲目扩招和教育质量下降两大后果。教育质量下降意味着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下降，而盲目扩招则导致相对就业能力的下降，结果都不利于大学生就业。
大学生就业状况直接反映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及其得到劳动力市场认可的程度，可以把就业因素纳入财政拨款制度，就业状况好的高校可以获得较多的财政拨款，就业状况差的高校只能获得较少的财政拨款。这样，就给高校提供了一个提高教育质量的激励机制。同时，就业状况还反映了高等教育层次、学科专业等结构问题，将就业状况作为财政拨款的一个影响因素，有利于教育结构的优化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提高。
赋予就业因素多大的权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把它作为一个财政拨款标准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加强高校教育评估
高校毕竟不能等同于企业，其投资成本与收益核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能会发生一些短期行为。政府应加强高校教育评估，促进高校提高办学的效率。
教育评估是保证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首先，它可以摸清高校的师资力量、科研能力、教学设备、校舍建设等基本情况，据此确定该高校的招生规模，以保证必要的生均软件条件和硬件条件。其次，它可以摸清国家教学大纲的落实情况，保证基本的教育教学质量。最后，它可以摸清大学生就业的真实情况。目前很多高校暴露出就业率造假的现象，不仅掩盖了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实，还扭曲了经济资源的配置。摸清大学生就业的真实状况，可以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调整与结构调整提供重要依据，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
高校教育评估应该由教育部统一组织实施。我国高校有部属和地方政府所属之分，由教育部统一组织实施，这样可以避免管理权与评估权不统一的问题，便于实际操作。由教育部组织实施，也有利于统一评估标准，使不同高校的评估结果具有可比性。由教育部统一组织实施，还有利于评估人员的随机抽取，以避免社会关系的干扰，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此外，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可以参照教育部的评估标准组织实施本省的教育评估，以强化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职能。当然，评估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可以采取全方位的评估方式，也可以采取针对某问题的专题评估方式。
本书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目前大学生就业是热点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和建议。本书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只是整个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中的“沧海一粟”，既有所创新，也有其局限性。
一、创新
从学术理论的角度，本书提出了就业能力理论。本书首先重新界定了就业能力的概念，并剖析了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然后提出了就业能力假说的命题，最后通过对北京某高校的典型调查从总体上证实了这种假说的合理性，从而使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就业能力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就业能力理论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假定的局限，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与发展。早期人力资本理论、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假设条件与现实不符，都无法满意地解答大学生就业问题。本书在继承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大学生就业问题，实质上是填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但就业能力理论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创新，而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一点修复、补充与发展。从实践上，它能够比较圆满地解释我国当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这为高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大学生提高综合素质以及政府提高宏观政策效果提供了参考标准，为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指明了方向。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本书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目前有很多相关研究，要么是纯粹地探讨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现状、原因与对策，没有实证材料的证明；要么是根据某个调查做一个调研报告，没有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本书在剖析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就业能力理论假说，这属于规范分析的范畴；然后以北京某高校翔实的调研资料为基础作出了具体论证，这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两者密切相连、相互呼应，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数据支撑，证明了前者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从调研方法的角度，本书采用了典型调查。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现状是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前提。目前的调研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官方统计数据的宏观分析，具有精确性的特点，但比较笼统，也比较滞后，而且，这种方法主要是在2003年以前使用，近几年没有后续研究，缺乏连续性。另一种是大量样本不同的抽样调查，受主观性的影响，这种抽样调查的代表性有待进一步证实，而且，抽样调查的结果并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无法使人们对大学生就业问题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认识。本书采用了对北京某高校进行典型调查的方法，这在该研究领域是不多见的。使用这种调研方法得出的结果对于被调研高校来说是精确的，而对于全国高校，尤其是一般普通高校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调研内容方面，对2000～2005年该校大学生就业资料进行了系统收集，对2005年大学生就业状况进行了问卷普查，对部分大学生进行了访谈，并对招生办、教务处、就业指导中心的有关老师进行了采访，系统而精确的调研资料为理论证明的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二、不足
从学术理论的角度，作为一种增量研究，就业能力理论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释力度是有限的。就业问题不属于纯粹的经济范畴，导致就业问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很多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等都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就业能力理论主要从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分支——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展开分析，从高等教育——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层面，为揭示就业能力与就业结果的关系提供了完整的分析框架。也就是说，这是从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面进行分析的，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面则作为一种外部条件而被忽略了。本书的研究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没有做到面面俱到，因为作为一种理论研究，抽象掉一些次要因素是必须的。显然，试图仅仅通过就业能力理论来解决大学生就业方面的所有问题也是不现实的。
从调研方法的角度，典型调查不能避免自身固有的局限。典型调查是一种社会调查方法，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从本书的研究框架来看，它只是一个论据，为就业能力假说的证明提供支撑。从调查类型来说，精确度最高的是普查，但受到精力和财力的限制，很难操作；抽样调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研究总体的基本情况，但受调查者的主观影响比较大；典型调查对于被调查对象来说，结果是精确的，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种代表性本身是不可控的，即这种代表性与调查者对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情况及其理论水平有关，是无法精确证明的。但是，要掌握连续六年系统的大学生就业资料和招生、培养与就业指导等方面的资料，通过普查或抽样调查是无法实现的。因而，尽管典型调查本身有局限，却是精确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最现实、最可行的方法。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数据的收集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大学生就业问题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问题，很多高校以前并没有特别关注大学生就业的情况，成立专门的就业指导中心的时间也都比较晚——这在我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同时，高校合并、人事调整——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使就业问题相关资料的完整性难以得到保证。比如，关于北京某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经费投入和具体指导工作活动的情况，只有最近两年的数据。2005年毕业生问卷本来是以普查的方式下发的，但并没有全部回收上来，虽然也合乎情理，但仍然是一个缺憾。
三、有待探讨的问题
由于笔者的理论水平有限，再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列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与论证。
（1）就业能力理论有待进一步完善。作为一种理论，它本身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由于笔者的学术水平和时间所限，目前该理论只能算是一个基本框架，比较粗糙，可能还存在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有待进一步的修改、完善与深化。
（2）就业能力理论需要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得到检验。基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在初步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从大量的高校中选择了北京某高校作为典型调查的对象。虽然尽量使研究对象具有最大限度的代表性，但这种代表性还有待更多的调研对象来证实。例如，可以考虑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找一个典型高校做同样的分析；或者从北京找一所与北京某高校相近的高校做出同样的分析，这样，可以相互比较，进一步考查就业能力理论的正确性与准确性。
（3）就业能力理论需要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得到检验。我们把调研的时间跨度定在2000～2005年，主要是想将扩招前后的就业情况作一个对比，再往前延伸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以前主要靠国家分配，不存在明显的就业问题。而往后延伸虽然有意义，但受本书研究时限的限制而无法做到，这只能作为本书后续的研究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