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民间，有三个画家的名气特别大。一个是唐伯虎，简直是“风流才子”的代名词。据说他有一方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近来有人考证，认为是后人作伪。这是可能的。但考证到最后落实为这么个意思--唐伯虎一生坎坷，想风流也风流不起来--就有点缺乏说服力了。在我的印象里，才子是越坎坷，也就越风流。风流或许不是他的本性，但是是他的破愁解闷泄愤脱身也不无自暴自弃和自欺欺人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徐文长，不知何故被叫作“恶讼师”，几乎是恶的象征。只是这恶恶得不恶心，透着股机智劲，老百姓讲起徐文长，更多的还是欣赏。一个就是郑板桥，“怪”的别称。郑板桥也有不少民间故事--老百姓觉得他“怪”，就编出了许多“怪”故事往他头上一套--其实是消遣消遣郑板桥。老百姓个个自比唐僧，高兴不高兴的，就把孙猴子拉出来，念上几回咒，相视一笑。当不得真的。才子玩“风流”，玩“恶”，玩“怪”，老百姓玩才子，这也是生物链。
但为什么会觉得郑板桥“怪”呢？我想可能是受了“扬州八怪”这一称谓的先入为主的影响。
但“扬州八怪”济济一堂，又为什么让郑板桥独占鳌头？因为郑板桥的作品在我看来恰恰不“怪”，而是“俗”！是“俗”让郑板桥独占鳌头。俗了，大伙儿也就容易理解。把人做俗了事儿就好办，活儿也好干。
接下来的问题是边寿民的芦雁也俗得很，大伙儿也很容易理解，那为什么不把“怪”故事往他头上一套呢？主要原因是边寿民没做过官，郑板桥做过官。做过官的才子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比没做过官的才子好玩--做了官事多，老百姓有猜想，也有说头。
这是我对民间流传郑板桥之“怪”的原因的猜想，也是这篇文章的说头吧。
人称郑板桥诗画书三绝，我看是诗画书三俗。
先看他的诗。郑板桥在“前刻诗序”中说：“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这是两个问题，诗格和具体的写作。但也是一个问题，具体的写作决定了诗格的高下。郑板桥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凡艺术创作一有习气，格就卑卑了。郑板桥不但是七律有习气，他的诗词都有习气，只是在我看来，这习气不一定就是放翁习气。放翁习气是下笔漫漶，而心境上不忘慷慨。其实下笔漫漶，东坡也是如此，只是东坡的心境不忘洒脱。境由心造，心由人生，只要放不下，丢不开，就是习气了。郑板桥仅仅得了放翁的一半习气，只是下笔漫漶。郑板桥在心境上是不忘尖酸。尖为了刺人，酸为了自慰。尖酸是他人与自我都不能忘，当然就俗了，也就是卑卑。
郑板桥的画，像是“诗格卑卑”的“图解”。郑板桥画竹画兰画石头，最着名的是竹。最俗的也是竹--他的墨竹，千篇一律，变化甚少，一缺乏变化，习气自然气冲冲地来了。像是作坊里的产物。金农的竹，就比他有味道。金农是写影写神，郑板桥是画形画态。金农写竹如摹魏碑，魏碑本是个俗物，只是文人一摹就雅器了；郑板桥画竹似临晋帖，晋帖本是个雅器，只是文人一临就俗物了。晋帖是灵魂的风声，听得见，摸不着。横空出世的王羲之不知害了多少人。竹是兰亭，临不好就俗；兰亭是竹，画不好就俗。有俗心的郑板桥再加上手上功夫差点，画竹不俗才怪呢。郑板桥的手上功夫，生不过金农，熟不过李鱓，半生不熟，只得俗了。俗是一种尴尬。
郑板桥的书，六分半，乱石铺街，写好了，像故宫博物院，琳琅满目又百年孤独；写坏了，像潘家园，乱七八糟只喧哗与骚动。只是郑板桥写坏的时候多--他的书法，是隶的赝品，楷的赝品，行的赝品，草的赝品。赝品的品质，第一是假，第二就是俗。
俗人这么多，为什么老百姓独爱郑板桥--郑板桥是近三百年来最后活在老百姓舌头上的艺术家了，任伯年、吴昌硕也俗在江南，就没有这等口福--是因为郑板桥俗成了俗套（他的墨竹与他的六分半书），俗成了俗话（难得糊涂），俗成了俗人（朦朦胧胧的丝质灯罩下闪烁其辞着人性的光芒）。诗画书三俗，不难，难在郑板桥用三俗修练--终于修练成一个俗人。俗人的许多话，雅人是说不出的。郑板桥在“后刻诗序”中言道：
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这样的话，金农是说不出的。金农一心想做雅人。
我说郑板桥诗画书三俗，实是说他的好。郑板桥是敏感的，清代以来，文人做雅已是一件可笑的事了，俗倒是得风气之先。卑卑小人，不俗何为？“人迹板桥霜”，板桥上早已没有人迹，那就做条板凳吧，你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坐在板凳上扳扳脚丫，喝一杯浊酒，或者，与邻村女子结私情，扛上板凳听戏去。我说郑板桥三俗，也无非戏言而已，三俗是文化，我们不是常讲民俗习俗风俗吗？郑板桥的三俗是亚文化，三俗这么一亚，就亚出“怪”来了。郑板桥的确还是有点怪的。
